一
讀汪曾祺的小說就如同漫步在詩意的夢境中，其小說不同於一般小說的直接鋪陳，而是採用詩意化的語言向你娓娓道來，讓你在平和的閱讀情境中去產生聯想，順着作品故事情節的緩緩展開，讀者被不由自主地帶進夢幻般的故事中。一個個鮮活生命的出現，最終演繹的卻是別樣的人生，結果，在與讀者巨大的心裏反差之下，普通而又平和的故事情節在順暢的節奏進行中突然嘠然而止，得出一個與讀者的期望值十分相悖的結論，讀者突然在這一轉變中一下子從故事的夢境中清醒過來，回到有違倫理的現實，但故事到這還未結束，生命個體所演繹的超乎常規的做法讓讀者深思，讀者也會隨之以一種寬容、理性的方式去促成這一故事結局的圓滿。因此，汪曾祺小說故事情節的離奇，結局的圓滿讓讀者讀完後並不會因此而憤憤不平，反而以一種審美的眼光去看待個體生命的生存狀態，讀者在面對落差巨大的故事情節時纔有波瀾不驚的平和心態。如果說汪曾祺那超乎常人的想象力使其小說新意百出，還不如說成是他詩意般的抒情語言使小說的故事情節更加銜接呢，因爲優美的語言使讀者不斷地去產生聯想，聯想的結果便是對其小說的再創造。
小說一般採用的是敘述語言，而在其小說中多處使用了富含鄉土氣息的方言詞，特別是他在描寫一個人的生活狀態時，那獨特的詞語就如同一個個跳動着的語符，讓呆板的故事情節鮮活起來，人物也更加有神氣。汪曾祺還善於將成語與與當地方言結合起來，錘鍊出許多四字句，這些四字句比自然狀態的口語更爲簡潔、更加傳神。雖然四字句與敘事語言所採用的散句格格不入，但善於將語言與故事情節的敘述相契合的汪曾祺在此方面還是獨具匠心的。這些句子的使用，易於讓讀者遊走在夢境與現實之間，安撫了讀者那脆弱的心靈，不因憤憤不平的結局而惱怒。不論是在寫人還是在敘事、寫景方面，汪曾祺都用獨特的筆調向讀者展示出不一樣的聯想空間和別樣的風景。我們認爲文學語言在於傳達審美情感，突出語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語言自身的美感形式表現在於漢語一字一詞一意義，排列整齊。
多處使用的詩歌語言在句式上平仄錯落，有明顯的節奏感，因而，他的小說語言看似零散，但在節奏上還是一樣的整齊劃一，造成形散而意不亂的勻稱感。並且，尤其在對自然景觀的描寫中，他還廣泛地運用了比喻和典故，比喻的運用擴大了讀者的聯想空間，從而讓他在敘述和描寫過程中傳達出一種細膩的感觸與情趣。如，他在形容挑夫們吃飯時的狀態是打一個滾就吞下去了，這種描寫方法不禁令人產生聯想，因爲在當時的農村是用滾石來使稻穀脫落的，作者借用滾石脫落稻穀的方式來描寫挑夫們的動作神情。作者在平時生活中的細膩體驗只用一句簡單的與衆不同的描寫句便不得不讓讀者折服，如果有不知情的讀者還以爲這句話是作者的獨特創造呢。其實，那只是作者在平時的湘西生活中體驗得出的體會。作者在其小說中不斷地創造出各種審美的語言結構，用語言來表達他的內在情感，而讀者則可以通過這種文學語言來體會故事中人物那豐富的情感世界。作者在其小說中所設置的這樣一些語言結構則訴諸於讀者的直覺和構造圖景中。如作者在其多部小說中用大量的篇幅去描寫自然之景，而非一開始就直奔故事的主題，作者這種獨特的表達方式一開始就調動了讀者的思維和感官，會在平和感和力量感中順着自然之景的遊走去尋找故事中人物的活動狀態，使人物變得鮮活起來。文章的整個結構也就呈現出跳躍式的發展狀態。文學文本的構成就是一種審美意識的表達，而構成文學文本的語言就是作者審美情感的直接表達。作者的審美情感訴諸在文字上，反之也會引起讀者的審美的心裏活動，既調動讀者的直覺、情感、想象和理解這四個要素。
汪曾祺在其小說中所構成的一個個可知覺的形象其實並非是經過概念思維的直覺感悟，而是一種直接的呈現。所以說，作者在其小說中開頭的那些景物描寫並非是作者刻意的創造，而是作者藉助於獨特的語言這一工具，引起讀者廣泛的聯想，從而促進了小說故事情節的發展，文本也就在讀者的腦海裏實現了再創造。如，在《大淖記事》這部小說裏，作者分別描寫了大淖的南岸、東岸和西岸人的生存狀態，十一子不顧管教甚嚴、明哲保身、處事本分的老錫匠的告誡，竟然主動去找“有傷風化”的東頭那邊人家的閨女。這一勇敢的嘗試也許從一開始就註定是錯誤的，但讀者們卻不這樣認爲，因爲作者從故事一開始所描寫的那些自然之景並不能說明什麼，讀者反而會順着自己的理解方式展開聯想，推動故事情節的發展。
文體的創造，語言是基礎，而文體的語言與結構的融合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是一大隱藏着的亮點。對不同景物的描寫，反襯與對比的修辭手法是通過語言這一有效手段來加以解決的。其小說裏所採用的對話體、詩意化的描寫方式，使得文章中的段落與段落之間銜接的更加緊湊，這種銜接是意義層面上的，從而使文章造成一種形散而神不散的詩意化的結構體式。這種體式使讀者在閱讀汪曾祺的小說過程中不自覺地形成了一種審美情趣。審美在於審形式和語言，讀者因此在讀汪曾祺的小說時會始終以一顆平和的心去看待情節的發展。在他的小說裏，事件、環境構成了其小說中的情境，即小說中的某些情況是觸及、引發讀者情感的動因，而在對這些事件、環境的敘述及描寫過程中，獨特而又富含生活氣息的語言則直接觸發了對這些事件和環境的聯想。
二
“詩意”作爲文學作品的結構層次的形而上的層面，在汪曾祺的小說裏，小說的敘事片段和環境描寫處處展現出詩的意象性特徵，包含了隱喻性的生活圖像構成的這種小說“意象”傳達出了夢幻般的意蘊。汪曾祺的小說，其意象有如下幾類：一類是白描性的意象，主要是直接寫出人物經歷的事件和情境，其本身並沒有多少暗示性的意義。另一類主要是比喻和象徵性色彩較爲濃厚的隱性意象。
比喻主要是在事物之間尋找相似性，把不同性質的東西置放在一起，以顯示出不同事物遮蔽的相似性；在他的小說中，作者總是不露聲色地透露出事物的兩種隱性狀態和生命個體隱性的生存方式，從中挖掘出事物的本原意義和個體生命的原始性格，以此來組織語言，帶給讀者一種清新的視角。象徵則超越了事物的形態和其意義的本身，是指形而上地來表達一種抽象的意義，同時用來表達一種難以言狀的情感。在他的小說裏，其描寫的事物的象徵義主要是在語言的引申義上構成的，作者將其難以表述的物象疊加在語言之上，給讀者留下了豐富的意味和巨大的想象空間，從而使作者在波瀾不驚中與作品裏的人物同命運、共呼吸。這些不間斷的意象給讀者帶來夢幻般的感情，讀者的思維也因此與現實漸行漸遠，隨着情節的深化，夢想終究被現實背叛，留下了夢與現實分離的結局。
作者具有濃厚的鄉土情結，童年及少年的湘西生活鍛鍊了作者的性情。在其作品中，對往事的念想，對傳統生活方式的流連和對民俗風物的眷戀，凸顯出作者的戀舊情結，只不過作者在其作品中並沒有直接描述出來，而是隱性地藉助於他人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經歷來表達作者自身的戀想，因而讀者也不能輕而易舉地看出來。“詩意”是心靈所歸，它只能靠心靈的眼睛才能看得見，因爲那需要想象。作者在其小說裏把社會之思化作自然之景的遊走，觀賞、驚歎、頓悟之中，去探求人的本原和生活中人們習見而又易忽視的細節，描摹出在絕塵棄世的自然淨土中的沉重與輕鬆。
因而，他的小說總是那麼簡潔、精煉，小說裏的語句往往也承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濃縮着某種信息，需要讀者積極調動自己的知識貯備、閱讀經驗、人生體驗，才能參與進來，在聯想、體味和思考中破譯其中的“信息”，領悟出其夢境中的現實意義。作者在其小說中重視意境的營造，擅長營造詩意般的悠閒境界，且用筆極爲簡約、清淡；正因爲如此，其小說的故事性逐漸淡化，敘述更加隨意自由，寓意色彩更加鮮明，結構更具有組合性，往往直接展示和呈現故事裏人物那複雜、矛盾的心境。如，作者在描寫大淖人的生活情態是按照民間最質樸淳厚的生活原則爲人處世，在寬容、友愛和無欺的民風的薰陶下，大淖人敢愛敢恨，他們的物質生活雖很匱乏，但在日常生活中充滿了自由和快樂，他們敢於承擔生活的重負，不懼暴力的威脅，沒有拘束的自由活動。該小說中所呈現出來的原生態生活方式正是作者的內心渴望。詩意化的自然環境和牧歌式的社會環境，造就了大淖人那優美、自然、健康的生命形式，也使讀者在感悟中受到了一次心靈的洗禮。
但作者在其幾篇小說裏，故事的結局總是那麼不太圓滿，總是以殘缺的形式表現出與現實的矛盾，作者非但不逃避這種殘缺感，反而以一種溫情的'筆觸寫出了他對正常的生活狀態的渴望。與沈從文先生“致力於表現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理念不同，汪曾祺卻在此表現出其矛盾的兩方面，他筆下的人物生存狀態既是違反社會普遍習俗的，又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則的。作者在此並不故意避開有缺陷的人生，也沒有提供一種機會像沈從文先生那樣促成有殘缺的人的命運得到另一種形式的圓滿，而是在矛盾中展現出個體那本真自然的生活方式。在他的筆下，和尚明海與小英子可以結合；大淖東頭挑夫的媳婦們可以從二夫，……。這種看似有違倫理道德的不雅之事在作者看來卻都是符合人性、符合自然法則的。在這一點上，作者也拿出一種溫情和仁愛，去呵護那些有殘缺心靈的人。如巧雲失身後未選擇去尋死；十一子被致殘但終與巧雲結合，……殘缺的完美，夢與現實的分離，在作者看來，都是人們最本原的生活方式。
通讀汪曾祺的小說過後，我們感受到，作者筆下那純粹的審美情境只是一種夢幻美景，它不利於俗世的生存方式；在純淨的審美夢幻與現實的生存方式之間，在理想的人生夢境與世俗的人生現實之間，人生本來就是一段矛盾的旅程。總之，從作品的本身來看，當各色的現代形態小說紛紛放棄了小說的審美追求時汪曾祺的小說卻決計打撈潛於人的內心的詩意，並將對故事的敘事置於湘西這一文化語境之中，在夢幻般的情境中去追憶原始的自然生活；通過現實生活對原始生活狀態的衝擊來說明：一個健康和完美的人生永遠都是烏托邦想象，真實的人生和命運一樣，必須要經歷一個起起落落的過程。
三
汪曾祺在其小說的創作中，始終以冷靜的敘述契合着那本色的鄉土人生，把作品的審美意蘊和結構安排以及表達技巧融入那詩意般的表述裏。他善於把文字、語言作爲敘事的載體，超越了現實的時空軌道，利用讀者的想象去塑造形象，補償了文字敘述的審美表現力較弱的特點，使人物形象在讀者思維的遊離中獲得浮雕感和質感，從而使詞語的意義範圍倍增，作者那飄忽、朦朧的情緒也就有了可觸可感的質地，本原的美、形象的美和朦朧的美交錯迷離。作者在敘述故事情節時總是用溫情的筆墨，冷靜記錄出故事的原生態，不對事件發表任何個人的主觀看法，而是在事件的末尾留下飄忽不定的答案，讓讀者設身處地去思考，這樣，作者就將敘述的自由和讀者想象的巨大空間很好的融合起來，保持了場景和形象描寫的完整性，作品的結構在作者的安排下也顯得交錯有致、變動自如。
品讀汪曾祺不同時期的小說，都具有這樣一個特點：既有對人物生存狀態的寫實性描摹，又有對人生理想追求的抒情性想象。在夢幻般的抒情想象中總是不時地展現出現實生活中殘缺人生的另一面，促成了夢與現實的分離。夢與現實分離的最後結論是：迴歸本原生活，這種生活是一種殘缺的完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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