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的《雞毛》雖短但經典，要如何進行賞析呢？下面來看看!
一、故事梗概
汪曾祺先生的《雞毛》，根據汪先生在西南聯大上大學的見聞經歷加工而成，寫出了文人眼中的市井百姓生活的原味。
故事表述以筆記兼散文的格調記述了抗日戰爭時期，生活在西南聯大新校舍中的平凡人物文嫂和經濟系學生金昌煥，兩個不同生活軌跡人物的瑣碎故事。金昌煥在畢業離校前，偷吃了以養雞、縫洗衣物爲生的寡婦文嫂的雞並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直到金昌煥畢業“不聲不響”地走了，文嫂在金昌煥牀底下發現了三堆雞毛才知道是金昌煥偷了她的雞。
二、人物形象
文嫂。文嫂不是西南聯大在冊之人，新校舍的建設佔地，使她這位寡婦與西南聯大中的“先生們”有了生活的交集。文嫂人很老實。一個“很”字進行了有力度的概括。讓文嫂形象躍然紙上。小說中又提到“雖然沒有知識，但是潔身自好，不貪小便宜。”“她的屋門也都是敞開着的。她的所作所爲，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簡潔的文字描寫，反映文嫂沒有文化但老實、平凡、規矩、透亮的有自已做人做事原則的性格。
金昌煥。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虛僞、醜陋、與鄙俗、冷漠、吝嗇、自私又帶點功利，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徵。冷漠的'表現是：他不歡迎別人來住，別人也不想和他搭夥。同屋送給他一個外號，這外號很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吝嗇的表現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着，作爲學生他從不買紙，每天吃一塊肉。功利的表現是：追求女同學送戒指，括號弧裏註明“重一錢五”。
三、小說主旨
(一)人性中的一種邪惡。儒家文化倡導人格中的精神世界要“貧賤不能移”，條件愈艱苦，愈不能喪失人性。文嫂作爲沒有任何文化知識的普通婦女，不拿別人一針一線(除非是給或丟棄的)，靠自己縫補拆洗養雞餬口。而身爲大學生，“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偷吃別人的雞，還與主人借鼎罐，用完後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普通人性大美之下，反射出人性中一種喪失人格尊嚴的邪惡。
(二)對現代文學中青年學生形象的消解性反思與增構。小說《雞毛》寫於1981年6月6日，此時xx已過，改革開放進入第三個年頭。十年劫難後，社會的目光已從高漲的運動場轉向生機勃勃的經濟發展。作家以獨到的眼光，於平淡中開掘出此學生在斯文外表掩藏下的虛僞、醜陋、與鄙俗，這種描寫與近代特別是五四運動以來，學生羣體被賦予“新青年”“新道德”代表，引領社會潮流的精英，被神化的形象進行了消解性的質疑與反思。小說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爲基礎，用普通人的話：“文嫂雖然生活在大學的環境裏，但是大學是什麼，這有什麼用，爲什麼要辦它，這些，她可一點都不知道。但是她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生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對這個羣體的社會作用進行了直覺的反映。但是文嫂看到“先生們”“真實”的一面時，常常說“可憐”。這種從正面形象的舞臺中挖掘的反向、陰暗面的寫作風格，不僅是對現代文學中青年學生形象的消解，更是一種文學形象的增構。不僅有文學價值，更有深刻的現實意義。
(三)對掙扎於社會底層的普通人面對生存苦難、消解苦難的方式的洞察與理解。古今中外，很多文學作品在表現人對苦難的承受及消解方面，可以梳理出許多方式，有忍耐的，有抗爭的，有“逆來順受”的，還有阿Q式的自我安慰的，等等。《雞毛》中的文嫂作爲平民的立場，處在社會底層，在面對“被偷雞”“女婿因車禍死亡”，生活艱辛的多重苦難時，其消解苦難的唯一方式是哭訴，如秦香蓮在公堂上哭訴忘恩負義的陳實美一般。小說是這麼描寫的“我寡婦失業幾十年哪，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我風裏來雨裏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艱難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處在社會底層的人對苦難的忍耐要比常人要厚實些，但也有個爆發點或者說是哭訴點，苦難一旦積壓達到臨界點，一觸即發，如文嫂發現金昌煥偷吃了自己養的雞，便是苦難積壓的極點，心裏的堤壩崩潰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來。”農村婦女的文嫂，不但哭說、哭訴，而且是很悲痛、極傷心的表達出來“她好像要把一輩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和無告全都哭出來”。哭出來就好，說出來就好，把內心的壓抑、難受、難過、委曲、不平，全都和眼淚如倒豆子一樣倒出來。這就是掙扎在社會底層的普通人面對生存苦難、消解苦難的方式――哭訴。這種方式大多發生在婦女身上。
四、藝術特點
(一)“疏朗清淡”。通讀《雞毛》，感覺沒有主題，也沒有貫穿始終的線索，名爲《雞毛》，只是在小說最後提到三堆不同色的雞毛，提到便收場了。小說全文，全無拘束，如行雲流水，信手拈來，不淡不烈，文字樸素乾淨，不張揚不古板，以自然的東西反映人物最真實的心理和脾性。正如作家說的“我喜歡疏朗清淡的風格，不喜歡繁複濃重的風格，對畫，對文學，都如此。”
(二)寫小說就是寫語言。語言承載着寫作者深刻的思想、豐富的情懷，鮮明的個性，潛蘊的心態，強烈的渴求。今天我們常常心痛地讀到許多學生作文無病呻吟、裝腔作勢，或者語言中不中不西，怪語異調，再者是要麼語言貧乏無味，要麼雜亂無章，文理不通。總之，讀汪曾祺先生的《雞毛》，我們眼前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在寫文章，而是一支靈魂出“竅”的筆在無動於衷地寫東西。所以寫小說就是寫語言。正如汪曾祺先生講的“我以爲語言具有內容性。語言是小說的本體，不是外部的，不是形式……語言具有文化性。作品的語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養。語言的美不在一個一個句子，而在句與句之間的關係。包世臣論王羲之字，看來參差不齊，但如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好的語言正當如此。語言像樹，樹幹內部汁液流轉，一枝搖，百枝搖。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雞毛的語言，正如汪先生所言。
(三)筆記體兼散文的表達方式。汪曾祺先生講過“我寫短篇小說，一是中國本有用極簡的筆墨寫人事的傳統，《世說新語》是突出的代表。其後，不絕於縷，我愛讀宋人筆記甚於唐人傳奇。《夢溪筆談》、《容齋隨筆》記人記事部分我都很喜歡。”雞毛屬筆記體小說，筆記是一種“混合型”體，其特殊功用具有兼及散文與小說的著述形式。不知汪先生起題目是隨意還是大有深意，到了文章的最後，才提及雞毛，而全文又不僅僅是寫雞毛，從題目就反映了散文的特點之一。說《雞毛》爲筆記體，該因其文字敘事簡要，不說廢話，點到即止。華麗、浮澡之詞極少，多爲平話，實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