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小說之所以能吸引人，爲後人研究、品味和學習，與其散文化有關。 本文淺析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及其影響，歡迎閱讀了解。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論述了汪曾祺小說散文化的具體表現、成因及其影響，意在說明：文無定法，要敢於創新。
關鍵詞： 汪曾祺小說 散文化特徵 原因 影響
汪曾祺是一位獨具風格的短篇小說家，讀他的小說，如同欣賞一幅幅清新雋永、生意盎然的風俗畫，別有一番情趣、一種風味。
一、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特徵
關於“小說的散文化”，學者楊義先生解釋爲：“乃是小說的自由化、隨意化，它把小說的環境化淡，人物化虛、情節化少，而唯獨把情緒化濃。”對照楊義先生的解釋，我們不難發現汪曾祺小說確有散文化的某些特徵：
（一）取材隨意，不拘一格。汪曾祺小說不僅描寫了許多異地的世俗風情，如：抗戰大兵方昆明的混亂與庸俗、塞外的農場果園的下放生活、北京的世俗生活，而且描寫的人物也形形色色，如：大洋邊的挑夫、西南聯大校園的當差者、大青山的落魄者、歲寒中的知心者、荸薺庵的和尚、潔身自尊的知識分子、寧死勿折的老舍先生，等等，以上這些人物盡收筆下，構成了一幅滿溢着個性特點的人物畫廊圖。汪曾祺除了寫人、寫生活，還寫一系列的雜物，如：高大的“榆樹”，比草木還賤的“晚飯花”，活蹦亂跳的“魚兒”，香噴噴的“黃油烙餅”，還有“珠子燈”、“天鵝”、“貓”、“蛐蛐”，等等。綜觀汪曾祺小說的描寫對象，我們不難發現作者那自由隨便、不拘一格的創作風格，以及廣見博識。
（二）情節化少，矛盾緩和。汪曾祺小說之所以吸引人，主要是讀者長期在一種傳統單調的情節性小說模式中進行慣性的閱讀，一旦這種淡化情節的小說映入眼簾，大家自然會耳目一新。傳統的情節小說一般都是由一個或幾個事件組成，其情節大致包括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等幾個部分，汪曾祺的絕大部分小說不是由一個完整的故事或連續的事件構成，而是由許多瑣碎的，甚至毫無關聯的小事構成，如《故里雜說》、《故里三陳》、《晚飯花》、《橋邊小說三篇》、《故人往事》、《星期天》、《雞毛》等。汪曾祺不注重在劇烈的矛盾衝突中展開曲折跌宕的故事情節，而是努力將小說中的矛盾淡化，執意將散文融入小說，以達到和諧美爲特徵的樸素平淡、優美自然的藝術境界。如《大洋記事》中巧雲被強一奸、錫匠被打傷具有激烈的矛盾衝突和曲折的故事情節，作者只是讓人物在平和的心境中結束了故事。錫匠們以平和的方式取勝，肇事者被驅逐出境，巧雲堅定地承擔起生活的重擔，作者以散文化的筆觸，將一個悲憤曲折的故事寫得平和清新。
（三）人物化虛，情緒化濃。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傳統小說成功的關鍵。汪曾祺的小說並不十分注意人物性格和心理的描寫，而是着力於氛圍的渲染，從而構成另一種情調。甚至有的作品把氛圍的渲染作爲整篇小說的結構中心，以致人物反倒成了點綴，《陳四》便是這樣的代表作。《陳四》全篇四千多字，作者竟用了三千多字來描寫迎神賽會的民俗風情，釀造出一般樸實粗獷的文化氛圍，文章的後部分只用了幾百字點出了踩高蹺的陳四就在這種矇昧的氛圍中捱打、大病、賣燈等，人物被浸泡在這濃重的古風習俗之中。其實，這種淡化人物性格而着意氛圍營造的方式反而更加深化了人物的性格，豐富了作品的抒情容量，令人油然而生憐憫、同情、傷感。
二、汪曾祺小說散文化的成因
汪曾祺小說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都已散文化了，它的出現是對傳統小說模式的一次有力的衝擊。造成他們的小說散文化的原因是什麼呢？筆者認爲不外乎內外兩個方面，即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
俗話說“內因爲主，外因爲輔”，分析汪曾祺小說的散文化的成因，內因至關重要。汪曾祺早就有了小說藝術的自覺意識，他說：“我年輕時曾想打破小說、散文和詩的界限。……後來在形式上排除了詩，不分行了，散文的成份是一直明顯地存在着的。”他還說自己的小說“散”，是“有意爲之”。他在小說表現樣式方面的追求，使人想到古人所說的“以意從法，則死法矣”，汪曾祺正是在對短篇小說“死法”的突破中獲得了自由，從題材的選擇與把握到藝術形式的借鑑與創造，這些都保持着其強烈的主體創造精神，並藉以激活自己的小說觀念和創作情緒，從而在純熟老到的筆法中張揚了自己的個性。
在分析內因時，我們會質疑是誰促使汪曾祺小說藝術自覺意識形成的。這就讓我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外因。其一，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響。汪曾祺從小學五年級開始，祖父每天給他講授《論語》，在他的理論著作中，他曾多次提出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並且解釋說：“我不是從道理上，而是從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認爲儒家是講人情，是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思想。”其二，他還深受道家“追求絕對的人生自由”思想的影響。所以他看重人情味，在他的筆下，見不到儒家的等級森嚴，只有莊禪所追求的個體與和諧的精神。從總體上看，汪曾祺從儒家精神中汲取的主要是貫注其中的原始的人道主義精神，從莊禪意識中尋覓的主要是人格獨立和精神自由的思想。他巧妙地將兩者熔鑄在他的小說中，從而創造了作品中的美格。
三、汪曾祺小說散文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
（一）其溝通、延續與拓展了被阻斷了的小說歷史長河。汪曾祺小說一亮相，便贏得了文壇的一致喝彩，有人稱之開了“尋根文學”的先河，有人稱之爲“風俗小說”的代表，有人稱之爲“新筆記小說”。縱觀汪曾祺的.小說內容和形式，挖掘汪曾祺小說創作的最高成就，我們不難發現汪曾祺之所以能轟動文壇，他的小說之所以引人注目，其主要原因還在於他對傳統情節小說模式的衝擊，注重了小說的散文化，從而開創了“新筆記小說”這種新文體。他所創造的新文體，絕不是對傳統小說模式的全面背叛，而是對傳統中另一文學樣式――筆記小說的繼承與發展。作爲中國傳統小說的重要一支，筆記小說一直貫穿於小說發展的整個歷史。
（二）其開創了新的文學風氣。汪曾祺散文化小說的出現，是對建國以來單一的審美情趣和單一的小說形式技巧的一次衝擊，可以說汪曾祺小說的復現，是對新時期小說創作多元化趨勢的第一次認同。雖然，由於時代的侷限，“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的口號，還只是“瞞和騙”的文學的一種簡單反撥，單一的復歸並不能帶來“百花齊放”，小說的多元化的格局有賴於整個審美觀念的變化和小說形式的多元化。但是，它畢竟開創了新的文學風氣，成爲新時期文學的報春花。他不僅在形式上注重散文化，而且在內容上追懷往事，遠離現實與政治，都與當時的文學主流――悲切的傷痕文學、沉痛的反思文學和轟轟烈烈的改革文學保持着距離，從而另闢蹊徑，開創了一種新的文學樣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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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吳宏聰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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