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約365年—427年），東晉潯陽柴桑人（今九江市人）。名陶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先生，入劉宋後改名潛。東晉末期南朝宋初期詩人、文學家、辭賦家、散文家。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陶淵明以晉朝遺民自居嗎，歡迎大家閱讀。
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中說“請息交以絕遊”，又說“世與我而相違”，然而淵明出世，卻不曾忘世。用韓愈的話說，就是他的心到底不能完全平靜。韓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拿阮籍、陶潛和顏回進行了一下比較：
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櫱之託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爲悲醉鄉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韓愈認爲，顏回、曾參是真的在隱居的生活中得了內心的寧靜，並且有幸能有孔子這樣的聖人爲師，努力學習尚且還覺得來不及呢，哪有時間考慮那麼多世俗之事呢?而淵明、阮籍是一類人，就是雖然看不上世俗之人，但是到底心中忘不了世事，所以時常會流露出一些激憤。所以他們經常借酒澆愁，不過是落得個暫時的忘卻罷了。淵明的《雜詩十二首》的第二首，就很能表現出寧靜的表面之下那洶涌的暗流：
白日淪西阿，素月出東嶺。
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
風來入房戶，夜中枕蓆冷。
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
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這是一首寫秋夜之景與淒涼的感思的作品。前四句清景無限，然而從第六句“枕蓆冷”開始，那種孤獨悲涼以及內心的不平靜就躍然紙上了。“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人一天老似一天，但是自己的志向確實永遠不能得到施展。這種情懷以致讓詩人徹夜失眠。可見這份“志向”在內心的分量了。然而淵明究竟是爲了什麼“志”而“懷悲悽”呢?這首詩中有一句：“氣變悟時易。”這句表面是說，秋天來了，氣候變化了，我感悟到了時令的轉換。但是忘深層說，“時”在古代常常暗指“時代”。因此說，淵明在暗中感慨時代更迭，晉之傾覆，也並不爲過的。
過去有很多人認爲淵明是晉之遺民，在寫詩時，晉未亡之前，詩的題目序言中都用晉的年號，晉亡後凡遇要寫時間的，只寫干支紀年，也就是古人說的“唯雲甲子而已”。沈約在《宋書·隱逸傳》中就提到了這一觀點：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雲甲子而已。
義熙(405年-418年)是晉安帝司馬德宗的年號。其後是元熙(419年—420年六月)，是東晉皇帝晉恭帝司馬德文的年號，共計兩年，這也是東晉最後一個年號。元熙二年六月晉恭帝被迫禪位給劉裕，東晉滅亡。劉裕建立劉宋政權，改元永初。陶淵明“唯雲甲子”這一說法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得到了世人的認可。但是宋代思悅提出了異議，他認爲淵明這些寫干支紀年的作品，有些是很早的作品，根本沒有到晉亡。所以“唯雲甲子”不過是世之好事者的觀點，不是淵明的本意：
思悅考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爲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者?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後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今故著於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來者之惑焉。(清陶澍集《靖節先生集》卷三)
明代宋濂《題淵明小像卷後》也認爲這是沈約的一種錯誤觀點：
若《九日閒居》詩，有“空視時運傾”之句，《擬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爲何年，必宋受晉禪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以甲子耶?其說蓋起於沈約《宋書》之誤……嗚呼!淵明之清節，其亦待書甲子而後始見耶?(《宋學士全集》卷十三)
他認爲像淵明影射朝代更迭的《九日閒居》《擬古》諸詩，都沒有寫甲子(當然也沒有寫年號)，所以沈約的說法是錯誤的。而且他認爲淵明清高的節操，根本不需要“唯雲甲子”這種行爲才能爲世人所敬仰。
但是我認爲，淵明的價值不在“甲子”一事，當然是沒有疑問的。不過以晉宋改朝換代爲界限，在這之前，淵明的詩寫年號也罷，也甲子也罷，都沒有關係，因爲那是一種正常的生活;但在這之後，淵明的詩無論是寫甲子，還是什麼都不寫，但他確實是沒寫過宋代的年號。可見淵明在晉亡之前，寫詩記時間是比較隨意的，什麼記法都可能有;但晉亡宋興，則有意識避免用宋之年號，這個還是肯定的。沈約也沒有說淵明在晉時只寫年號不寫甲子，因此要想推翻沈約之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陶淵明詩中找出一篇寫了劉宋年號的詩文來。不過，確實沒有這樣的作品。
因此，淵明就像蕭統說的那樣，“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蕭統《陶淵明傳》)，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蘇東坡在《書淵明述史章後》說：“淵明作《述史》九章，《夷齊》、《箕子，蓋有感而云，去之五百餘載，吾猶知其意也。”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也說：“觀《淵明讀史九章》，其間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齊》、《箕子》、《魯二儒》三篇。……由是觀之，則淵明委身窮巷，甘黔婁之貧而不自悔者，豈非以恥事二姓而然耶?”他們列舉的這些詩篇，都是淵明吟詠古代有節操的遺民的作品，淵明讚美他們，當然也是以他們爲榜樣，認同他們的行爲，並且激勵自己。
也正是這樣，人們覺得淵明很多詩都隱約地表達了這種“志”(情懷)。甚至就連《歸園田居》“種豆南山下”也有人解釋得非常露骨：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後來元代的劉因以詩解詩，在《歸去來圖》中說：
淵明豪氣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
歸來荒徑手自鋤，草中恐生劉寄奴。
“草中恐生劉寄奴”這句，未免太坐實了。當淵明“歸園田”之時，距離劉裕(小名寄奴)篡晉還有很多年呢，淵明不可能這樣未卜先知。不過要把這句的“劉寄奴”解釋爲“劉寄奴這類日後顛覆晉朝的人”，倒也不是說不通的。然而這也是一種很“危險”的解釋詩歌的方法，很容易就陷入了穿鑿傅會的誤區。因此陳沆《詩比興箋》中說：
案讀陶詩者有二蔽：一則惟知《歸園》、《移居》及田間詩十數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飲酒》、《貧士》，便已罕尋，《擬古》、《雜詩》，意更難測，徒以陶公爲田舍之翁，閒適之祖，此一蔽也。二則聞淵明恥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尋響，望文生義，稍涉長林之想，便謂采薇之吟，豈知考其甲子，多在強仕之年，寧有未到義熙，預興易代之感，至於《述酒》、《述史》、《讀山海經》，本寄憤悲，翻謂恆語，此二蔽也。宋王質、明潘璁均有《淵明年譜》，當並覽之，俾知早歲肥遯，匪關激成;老閱滄桑，別又懷抱。庶資論世之胸，而無害志之鑿矣。
這一段是解讀陶詩非常公允的態度。陳沆認爲，陶詩應該分期。早年那些單純寫隱居田園的詩爲一類，後期寄託朝代更替悲憤之情的詩爲一類。這兩類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閱讀，不要弄混了。也就是說，詩人寄託了，我們就去解釋寄託;詩人沒有寄託，我們不能穿鑿傅會，生硬地安排出許多寄託的意義來。但哪些詩有寄託，哪些詩無寄託呢?這就很複雜了。可以主要參考時代，但又不能一概而論。早年之詩，也未必沒有寄託，但無論怎麼解釋，也不能解釋出“改朝換代”那些很具體的事來。因爲淵明即使很感覺敏銳，但畢竟不是先知。
擴展：陶淵明介紹
陶淵明，晚年更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諡號“靖節先生”(死後由朋友劉宋著名詩人顏延之所諡)，出身於沒落仕宦家庭，我國第一位傑出的山水田園詩人。晉世名淵明，入劉宋後改名潛。唐人避唐高祖諱，稱陶深明或陶泉明。大約生於365年。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等，自做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從此歸隱田園。他是中國第一位田園詩人。有《陶淵明集》。被稱爲“千古隱逸之宗”。曾祖父陶侃，是東晉開國元勳，軍功顯著，官至大司馬，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父名史不載，存疑。)
少年生活
年幼時，家庭衰微，九歲喪父，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其母是孟嘉的女兒，孟嘉是陶侃的女婿。孟嘉是當代名士，“行不苟合，年無誇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亂;至於忘懷得意，傍若無人。”(《晉故徵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淵明“存心處世，頗多追仿其外祖輩者.”(逯欽立語)日後，陶淵明的個性、修養，都很有外祖父的遺風。外祖父家裏藏書多，給陶淵明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遠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陶淵明少年時期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陶淵明懷着“大濟蒼生”的願望，任江州刺史王凝之的祭酒。當時門閥制度森嚴，陶淵明出身庶族，受人輕視，感到“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晉書·陶潛傳》)。他辭職回家後，州里又來召陶淵明做主簿，陶淵明也辭謝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這時，桓玄正控制着長江中上游，窺伺着篡奪東晉政權的時機，他當然不肯與桓玄同流，做這個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詩中寫道：“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對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對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發出了深長的嘆息。
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陶淵明因喪母辭職回家。元興元年(402年)正月，桓玄舉兵與朝廷對抗，攻入建康，奪取東晉軍政大權。元興二年，桓玄在建康公開篡奪了皇帝的位置，改國爲楚，把安帝幽禁在潯陽。陶淵明在家鄉躬耕自資，閉戶高吟：“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表示對桓玄稱帝之事，不屑一談。元興三年，建軍武將軍、下邳太守劉裕聯合劉毅、何無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蘇鎮江)起兵討桓平叛。桓玄兵敗西走，把幽禁在潯陽的安帝帶到江陵。他離家投入劉裕幕下任鎮軍參軍(一說陶淵明是在劉裕攻下建康後投入其幕下)。當劉裕討伐桓玄率兵東下時，他仿效田疇效忠東漢王朝喬裝馳驅的故事，喬裝私行，冒險到達建康，把桓玄挾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馳報劉裕，實現了他對篡奪者抗爭的意願。他高興極了，寫詩明志：“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停雲 其四》)劉裕打入建康後，作風也頗有不平凡的地方，東晉王朝的政治長期以來存在“百司廢弛”的積重難返的腐化現象，經過劉裕的“以身範物”(以身作則)，先以威禁(預先下威嚴的禁令)的整頓，“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風俗頓改”。其性格、才幹、功績，頗有與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對他產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劉裕爲了剪除異己，殺害了討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無罪的王愉父子，並且憑着私情，把衆人認爲應該殺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諡任爲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這樣的重要的官職。這些黑暗現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這首詩中寫道：“目倦山川異，心念山澤居”“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緊接着就辭職隱居，於義熙元年(405年)轉入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部任建威參軍。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劉敬宣上表辭職。劉敬宣離職後，他也隨着去職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紹他任彭澤縣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潯陽郡督郵，屬吏說：“當束帶迎之。”他嘆道：“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遂授印去職。陶淵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辭彭澤縣令結束。這十三年，是他爲實現“大濟蒼生”的理想抱負而不斷嘗試、不斷失望、終至絕望的十三年。最後賦《歸去來兮辭》，表明與上層統治階級決裂，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決心。
退隱生活
陶淵明辭官歸裏，過着“躬耕自資”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門前栽種有五棵柳樹，固被人稱爲五柳先生。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於前，妻鋤於後”，共同勞動，維持生活，與勞動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關。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城玉金山麓)失火，遷至慄裏，生活較爲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飢，寒夜列被眠”。義熙末年，有一個老農清晨叩門，帶酒與他同飲，勸他出仕：“襤褸屋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願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氣寡所諧。纖轡誠可學，違已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飲酒(其五)》已選入人教版八年級下語文書30課《詩五首》之一)用“和而不同”的語氣，謝絕了老農的勸告。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賙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於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的求貸或接受賙濟，是有原則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濟親自到他家訪問。這時，他又病又餓好些天，起不了牀。檀道濟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檀道濟饋以樑肉，被他揮而去之。他辭官回鄉二十二年一直過着貧困的田園生活，而固窮守節的志趣，老而益堅。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擬輓歌辭》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淵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生命歷程(有關陶淵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證，因此此處的六十三年之說也有待考證)，與世長辭。他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徵士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誌，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