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穿耳”的演變與中國傳統女性地位的變遷論文
【論文摘要】在我國，“穿耳”從產生伊始到整個封建社會的結束，無論是象徵意義還是人們對其的看法，抑或是在社會中盛行的程度，都經歷過了數度演變。這些演變是由於不同時期社會文化尤其是禮教發展程度所決定的，它們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了我國傳統女性社會地位的變遷。
【論文關鍵詞】穿耳；女性地位；禮教
“穿耳”習俗發展至今，幾乎已經成爲一種世界共通的妝飾行爲，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文明社會或是未開化民族，在穿耳戴耳飾上，都有着驚人的默契。但殊不知，“穿耳”習俗源遠流長，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地域，其象徵意義以及在人們生活所處的地位，有着很大的區別。在我國曆史上，“穿耳”從產生伊始至整個封建社會的完結，也經歷過了數度演變，如若稍加考證，便可發現，這些演變，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了中國傳統女性地位的變遷。以下筆者就此略作簡要探討(本文僅以華夏族爲主的中國主體社會中的女性爲研究對象，不包含邊疆少數民族)。
1.“穿耳”在性別間的分化與性別制度的形成
根據山頂洞遺址所發現的各種隧石石器、石珠和穿孔獸牙等飾品，在男女少長間無大差別，表明氏族成員的同等關係和血親感情，也大致意味着在母系氏族公社時期，男子不僅盛行裝飾，出於某種原因還可能在裝飾品的數量方面高於婦女。據此，便可以發覺“穿耳”之風初始時與性別無關，甚至出於某些原始宗教的用途，“穿耳”在男性之中更爲盛行。那麼，“穿耳”之風何時開始在性別間分化，轉向女性?這種轉向和女性社會角色的轉變有什麼關係?
在上古社會無所謂家族也。人類之生，同於禽獸，男女無別，亦無別稱。所以，“穿耳”在性別間的分化，必定是男女分工確立之後的事。我國公認的文明史始於夏代，要考證確切的“穿耳”習俗，便必須得從此時開始。
在夏商時代的考古成果中，“穿耳”習俗屢有體現。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蔚縣古文化遺址中，發掘出一枚銅質耳環，這是迄今所見年代最早的耳環實物，這個遺址的年代，相當於歷史上的夏朝，距今約有4000多年。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穿耳戴耳飾的習俗已經和後世差不多。而“穿耳”在殷商就更爲常見。如在陝西清澗解溝寺嫣一墓出土過6件金耳餌，與之隔黃河相望的山西永和下辛角一墓出土一對，與永和相鄰的山西石樓縣後蘭家溝、桃花莊及洪洞縣上村商代墓中，都曾出現過。而且，佩戴耳飾的男女都有。但是夏商時期，“穿耳”習俗卻並沒有達到普遍的地步，它存在着地域性。如殷墟婦好墓出土的石頭玉人就沒有穿耳，也沒有耳環耳墜之類的實物出土。閻從以上考古成果也表示，在夏商時期，穿耳戴耳飾爲特定區域的貴族風俗。並且“穿耳”之風卻仍舊沒有在性別之間有明顯的體現，大致是因爲夏商時期雖已進入父系社會，卻仍舊留有母系時代的殘影。在夏商時期，女性地位尤其是貴族女性，在社會生活這種仍舊有着重要位置。據考，武丁之妻婦好曾率軍南征北戰，爲武丁政權的鞏固立下了汗馬功勞。這個時候，女性間的等級是階級和血緣等級形成的，不是性別等級的劃分。
而進人兩週時期，“穿耳”之風逐漸開始傾向於女性。《戰國策·齊策》之《趙威後問齊使》“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填，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就是說的女性穿耳戴耳飾的習俗。而在周代，“穿耳”漸漸從之前貴族階級中盛行的風俗轉爲了一種爲禮教所看輕的行爲。在當時影響極大的儒家思想對於“穿耳”就十分不贊同，這可以從儒家經典《孝經·開宗明義章》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這種思想看出。除此，在《莊子·德充符》中“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更是揭示了當時人們對於“穿耳”的輕蔑態度。而值得一提的是，周滅商建立的以“周禮”爲標誌的父權制，確定了華夏族性拐」制度的基本內核，其核心是嫡長子繼承製和男外女內的性別分工制度。陰從此，女h}地位較之商代之前可謂是一落千丈。《禮貌·交特牲》“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便是後世整個建社會婦女綱常信條的“三從”的理論源頭。由此，地位較高的男性漸漸擯棄“穿耳”習俗也就不足爲奇，“穿耳”成爲兩性分化的標誌之一。
2.“穿耳”象徵，義的轉變與女性地位的降低
到了封建社會的開端秦漢時期，“穿耳”基本上已經成爲了女性專有的妝飾行爲。當時“穿耳”的習俗是:皇后、殯妃、命婦皆不穿耳，而士庶女子則須穿耳，穿耳與否，在當時是區分貴賤的標誌。從前文所引《釋文·釋首飾》對琪擋的解釋中所包含的輕蔑之態，可以看出此時的“穿耳”真正演變成爲了後世所說的“賤者之事”，比起西周對於“穿耳”的態度，更加被排斥在了上層階級之外。而與奴隸社會的夏商時期，貴族盛行“穿耳”之風相比，意義顯然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從秦漢開始，穿耳戴耳飾成爲了一種封建社會女性的珠玉枷鎖，是女性地位低下的側續見。
作爲封建社會開始的兩個朝代，性別制度已經十分牢固，女性成爲男性的附屬，尤其是下層階級的女性，地位更加卑賤。秦代在周禮的基礎上，更加增重了禮法。秦始皇重視貞節，幾次刻石頭都曾提及。泰山刻石有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靡不清靜。也就是說，秦朝開始，女性已經完全被排斥在公事或者政事之外，婦道成爲女性生存標準。漢代，由於“罷黝百家，獨尊儒術”，是封建豐哪形成的重要時期，儒學對於女性平哪陀常更加重視。其中最爲代表的體現便是劉向的《烈女傳》和班昭所作《女誡》。尤其是《女誡》，更是封建社會女訓書的典範，全書七章系統池闡述了中國封建社會男尊女卑，三從四德的倫理道德。
但是，在秦漢時期，女性地位的低下又並不是絕對的，尤其是上層階級女性在很多方面又有着相對的特權。最爲著名的例子便是才女蔡文姬，其最初爲衛仲道妻，衛死後在與平之亂中被匈奴擄走嫁給左賢王爲妾並生有二子，後又被曹操贖回再嫁給董祀。蔡文姬一生三嫁卻並未遭到社會賤視，而且最後與董祀十分恩愛。可見，當時的貞節觀念其實還未到達後世封建社會的嚴苛程度，充其量不過是一個從寬泛到嚴格的過渡階段。而這種寬泛卻大致又僅僅只是存在於上層女性之中。這大概也是爲什麼秦漢時期，“穿耳”只盛行於士庶女子之中，而貴族婦女皆不穿耳的原因了。
3.“穿耳”的沒落與女性地位的迴歸
“穿耳”習俗自秦漢之後，反反覆覆。如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中的貴族婦女不見穿耳戴耳飾，但是在樂府詩《日出東南隅行》中“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頭上樓墮譬，耳中明月珠”卻表現出了“穿耳”習俗。這大概與當時人們對“穿耳”的看法有所轉變有關。《三國志》“母之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聆仁?”就是這種緩和的體現。此外，魏晉南北朝朝時，漢風和胡風滲人明顯，也是“穿耳”得以存在的原因。但總體上，“穿耳”在這幾個朝代確實是呈沒落之勢。這大致與魏晉至隋朝之間，因爲戰爭連連，禮制較爲鬆散，對女性的栓桔有緩和之態。 而“穿耳”真正沒落則是在唐朝。從現存的唐朝敦煌壁畫中，女性皆不穿耳。在當時，幾乎只有娟妓名伶穿耳戴耳飾。在唐朝，從很多記載中可以看出，“穿耳”是被視爲一種異俗的，如詩篇《全唐詩》中的《崑崙兒》“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卷不裹頭”《蠻中》及“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鑲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都是描述的少數民族的穿耳戴耳飾的習俗。唐代廢止“穿耳”，大致與思想開放，不甘受舊的禮教約束有關。
在唐代，女性地位較之前確實有很大的提高。不僅在服飾上有所體現，女性甚至從“男外女內”走出來，女性不再侷限於妻媳這種角色之中，有不少女性開始參與到公事政事之中。《唐律》中對官品封號的婦女犯罪中說道“若不因夫、子，別加邑號者，同封爵之例。”意思是說如果婦女的品位並不因丈夫，兒子取得，而是另外加封邑號的，就同男子享有封爵的待遇一樣庇廕親屬。據此可以看出，唐代女性可以做官加品。此外，唐代的貞節觀念也趨於淡薄。據記載，僅公主再嫁者就高達二十三人。如果說公主再嫁是因爲其勢位，那麼韓愈之女再嫁的例子則充分說明了讀書人家也不禁止女子再嫁。在《唐律》中關於離婚的條件也有明文規定，其中就包括了女子可以請離即請求離婚的條件。
自此可以看出，“穿耳”的沒落，在唐代是與女子地位的迴歸有着必不可分的關係的。
4.“穿耳”的全面盛行與女性地位的徹底淪陷
晚唐開始，“穿耳”習俗又漸漸復甦，五代十國時，大概是受少數民族影響，“穿耳”比較盛行。而根據宋代之後出土的大量耳飾及其文獻記載，“穿耳”自宋代之後廣泛盛行。宋代開始，上至皇后殯妃，下至普通民女都要穿耳。宋代穿耳戴耳飾的盛行程度，從《武林舊事》卷二“至夜闌則有持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細墜餌，往往得之。亦東都遺風也”可以看出，而《宋史·輿服志五》“非命婦之家，毋得以真珠裝綴首飾、衣服，及項珠、纓絡、耳墜、頭須(下有個巾)、抹子之類。”明清之盛則更無須贅述，只要從《金瓶梅詞話》及《紅樓夢》等文學作品所描述的女性裝扮中就可以看出“穿耳”之盛。
而與此相應的是，宋代女性地位的一落千丈。宋代是中國學術思想以至風俗制度的一個轉變時代，由於禮教的提升，宋代的婦女地位再次陷人了水深火熱之中。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纏足”這種對女性壓迫的封建毒瘤。“纏足”起源衆說紛紜，但是在宋朝盛行卻是不爭的事實，由此可見宋代婦女被禮教束縛的程度。宋代還有女子禁步風俗，按儒家禮儀規定，婦女笑不得露齒，行不得露足。此外，對於女性貞節的觀念在宋朝也開始嚴苛。當然，從表面上看，宋代女性地位的低下又是相對的。在當時，隨着商品經濟與城市經濟的發展，青樓林立，瓦舍勾欄遍地，越來越多的婦女走上社會，從事包括一般市民在內爲服務對象的文化娛樂業。此外，宋代是大夫階層押妓蓄姬妾成風，宋代一些地區甚至出現過不重生男重生女的現象。但這種重女輕男實則是建立在將女性作爲商品，爲其家庭帶來經濟利益基礎上的，文天祥有詩云“京人薄生男，生女即不貧。東家從王侯，西家侍公卿。”
如果說宋朝女子地位跌落，還尚有一定餘地，那麼到了明清時代，封建女性地劍更是完全淪陷。從宋代後期開始，由於提倡封建倫理綱常，強調閨範禮教，到明代，女性地位漸漸跌人力劫不復的深淵。這可以從流傳下來的大量女誡書看出，無論是明仁孝文皇后所作的《內訓》，還是廣爲流傳的《女兒經》，以及清朝《婦女必讀書》等等，無一不是對女性壓制的體現。如《女兒經》中“父母罵，莫做聲，哥嫂前，請教訓…出嫁後，公姑敬……夫君話，京御項應”等。可以看出，當時，女性幾乎完全沒有了實現自我價值的空間。
“穿耳”在宋代之後的全面盛行，正是折射出了這幾個封建時期女性地位的徹底淪陷。
5.結語
“穿耳”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尤其是封建社會開始之後，在人們社會生活中反反覆覆的演變之所以與女性社會地位息息相關，主要是由古代禮教所決定的，也從側面體現出了不同時期傳統女性的受壓迫程度。“穿耳”發展到後世封建社會，其作爲妝飾的意義固然是佔據了最重要的位置，但是其作爲女性珠玉枷鎖的隱喻，卻從未真正消失。好在時至今日，“穿耳”雖依舊盛行於女性之中，但早與禮教無關，自然也不是女性地位的反映，而只是一種純粹的自願的妝飾行爲。有意思的是，我們甚至隱約能看到如今“穿耳”習俗在男性之間也正悄悄復甦着，這是不是男女平等在當今的一種體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