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方面的論文研究有利於幫助我們更好地研究歷史的發展。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歷史的專題論文，相信能帶給大家啓發。
歷史的專題論文一
一種文化的傳承，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特徵也賦予了深刻的內涵。對於河南大調曲子而言，發展歷史久遠，經過長期的發展和變革，發展至今天在中國傳統藝術行業領域獨樹一幟且獨具特色，非常值得研究和欣賞，更值得推廣、傳承和發揚，因此做好河南大調曲子傳承和發展新途徑研究，意義重大。
一、河南大調曲子發展歷程概述
（一）河南大調曲子的概念。河南大調曲子最早是稱爲“鼓子曲”的，是從小調曲子演變而來的，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河南的洛陽、南陽等地區由民間組織自己創作一些小調曲子，隨着不斷髮展和演繹，爲了和小調曲子加以區分，很多曲友、行家就把“鼓子曲”稱爲“大調曲子”。
（二）河南大調曲子的歷史發展沿革。“大調曲子”的全面發展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後開始，從河南的洛陽、南陽等個別地區發展至河南省通用曲目。最先起源於河南的開封，隨之流傳到周口、南陽等地，其中在南陽地區發展最爲盛行。但是就“大調曲子”具體起源和傳承時間，沒有明確的相關記載，也存在很多的爭論，有的記錄推測是從乾隆時期發展而來的，那時由於發生黃河水利災害，在河南開封生活的一些戲曲藝術家就搬遷至南陽，然後就把這種“大調曲子”也帶過去了，這一點能夠和黃河《年表》裏面的一些記載相符，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實性。還有的說法認爲大調曲子之所以帶到南陽，是爲了商業活動改革和發展及構建樂籍制度的需要，當時的藝人和商人就把大調曲子從開封帶到了南陽地區，該地區由於地理位置和環境的特殊性，促進了商業經濟的發展，帶動了人口繁榮，也增進了藝術往來，從而促進了藝術的發展。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的記錄和發展追溯，可以知道，河南大調曲子在當時發展非常迅速，傳播形式多樣化，成爲當時人們娛樂的主要形式，但是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人們的娛樂方式也發生了轉變，九十年代以後在河南地區真正開展大調曲子演唱、演奏的人員和團隊少之又少，甚至都發展成業餘團體了，演奏人員的年紀也都在四十歲以上，聽衆也往往以中年人和老年人爲主，大調曲子正遭受嚴重的文化衝擊和文化同化替代危機，並在發展中減退了本身的特色，導致出現文化斷層，並慢慢走向衰落。隨着中國對於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視，大調曲子也被列入了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至此，開啓了大調曲子發展的新的里程碑，大調曲子開始慢慢地拾起，很多人紛紛將這種古老的藝術形式進行追溯，深挖其文化內涵和藝術特色，並逐漸上升至理論高度和藝術層面，從而大大推動了河南大調曲子的發展和傳承。
二、河南大調曲子的基本特點
（一）河南大調曲子的表演形式。大調曲子最先是以坐唱的方式演奏的，演唱者手裏拿着檀板，端端正正坐着，閉上眼睛，用端莊的姿態進行演唱，以表示對藝術的尊重和規範，但是沒有表演的動作，表演形式比較單一，在演唱整個流程，除了樂音伴奏，沒有任何的鑼鼓器材配合，演唱主要是以抒情的方式來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很多欣賞大調曲子的人就可以自己拿着樂器圍在一起進行彈奏和拉唱，主要演唱形式以一人爲主，其他人用嗓音附和伴奏，增強表演氛圍。大調曲子這種表演方式非常有特點，當時有一種說法，誰如果會唱大調曲子中的任何一種方式，就可以免費參與各種演唱活動，由此可見大調曲子的伴唱還是非常受歡迎的。大調曲子伴唱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歷史原因。一方面是“蓮花落”等常用的形式，往往是從明清小曲演變發展成音樂的，所以一直保持着小曲的有唱有附和的特徵；另一方面這種羣體參與演唱的方式和清朝中期以後當時的“羣曲”有一定的聯繫，同時傳統的主唱方式要求主唱者正坐規範端莊，比較受約束，因此爲了增強感染力和活潑性就增加了伴唱。大調曲子往往都是那些文人雅士演奏和伴唱的，後來逐漸發展，成爲團體活動，取得了良好的宣傳作用。
（二）河南大調曲子的音樂特點。河南大調曲子的音樂從表演形式上就可以知道分爲演唱、伴奏和擊樂三個部分，演唱方面曲目優美，細膩婉轉，利於情感抒發和表達。伴奏與擊樂方面主要負責開場時候的曲目伴奏，彌補演唱方面的一些不足，配合節奏和音樂進而營造內涵豐富的氛圍。1。曲體結構和曲牌特徵。河南大調曲子的唱腔以悲壯爲主，風格高雅而不失古樸，帶有河南地區濃厚的文化特色，音樂是曲牌體，包含200多種類型，主要分爲大牌、雜牌和昆牌三個方向。大牌的每個曲子都超過100板，雜牌是一些常見的通俗的曲牌，在大牌和雜牌之間的就是昆牌。河南大調曲子的曲體結構有單曲體、曲牌連綴體兩種結構形式，單曲體主要是從明朝清朝流傳至今的一些曲子，一般用一個曲子就能演繹一個故事情節；曲牌連綴體的主要表現方式是套曲，套曲的形式分成“金鑲邊”和“鼓子套”、還有“垛子套”等，這些都有明顯的特徵和區別，具體在相關文獻中有所記載。2。伴奏音樂。河南大調曲子的伴奏音樂主要用的樂器是三絃，在不同的場景可以配合琵琶、古箏等；打擊樂器主要使用檀板和八角鼓，每種樂器功能不一樣，所以伴奏音樂和效果也不同。伴奏音樂可以劃分成過門和板頭曲兩種，每種音樂各有特點，適用於不同的曲目、場景，主要是由伴奏者進行演繹，因個人技術不同演奏效果各有差異。3。唱詞特點及曲目。河南大調曲子具有鮮明的音樂特徵、濃厚的地域特色，唱詞主要是合轍押韻，聲腔韻律往往能夠將中州音韻視爲唱腔、唸白的語言基礎，唱詞主要體現地區特色，由陰平、陽平、下韻和上韻組成，唱詞的句式包括對偶句式、長短綜合句式。河南調曲子的曲目主要是從一些古典名著以及民間神話傳說中取材的，主要以短篇曲目爲主，比如《三國演義》、《西廂記》、《祭塔》、《祝英臺》，還有一些民間藝人自創的曲目。河南大調曲子以一種開放、包容的形態積極吸納傳統文化精髓和藝術優勢，並隨着不斷改革和發展，進行創新、完善、優化和改進。它的曲牌看起來非常混雜，但是如果仔細研究和分析就會發現都有一定的共通性和規律，河南大調曲子鮮明的文化地域特徵和音樂魅力，印證了時代發展，真實反映了河南地區人民的生活場景，是非常值得學習、借鑑和傳承發揚的。
三、河南大調曲子的傳承
河南大調曲子發展成南陽大調曲子是從乾隆年代之後，大調曲子最先是一些老百姓自彈自唱的，主要演唱者是商人、富家子弟以及文人等。演出場所也比較隨意，主要是在家裏的庭院、茶館等，演唱人員以技藝切磋爲主，不收費，得以廣爲流傳。河南大調曲子的傳授方式爲口傳心授，是一門專業技術，師傅帶頭唱得好才能做好領唱，很多人通過每天常看、常聽，進而自己也懂得了一些技巧和演唱手法，由於屬於民間文化藝術，沒有刻意地建立傳承製度，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參與進來。但演奏曲子的人沒有其他報酬和經濟來源，有時爲了生存不得不放棄演藝和鑽研，這種不受約束、自由的發展傳承手段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河南大調曲子的傳播和發揚。四、河南大調曲子的發展新途徑探討河南大調曲子是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做好保護、傳承和發揚才能弘揚河南大調曲子的優秀文化內涵，進而爲文化產業繁榮和發展奠定基礎，只有植根於深厚的文化土壤，才能讓河南大調曲子更有韻味，內涵更豐富。因此促進河南大調曲子的發展，是一項艱鉅且必須要做的重要任務。
（一）積極培養年輕羣體接受並傳承河南大調曲子。要充分鼓勵年輕人積極學習中國傳統戲曲，瞭解戲曲文化的產生、發展歷史，進而提高精神文化水平，從而對河南大調曲子積極學習、領悟，並結合年輕羣體的特點創造性地開發河南大調曲子的新風格、新曲調、新形式。
（二）將河南大調曲子進行整合，上升高度，納入教學領域。河南大調曲子想要取得長遠發展，就必須和教育領域相結合，納入教學體系，作爲多元文化的集合體，需要對河南大調曲子進行整合、提煉，挖掘內涵，並與學科建設相融合才能打造深厚的文化產業地基，可以探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多種方式，從而將傳統藝術賦予新的時代特徵、時代內涵，進而開創河南大調曲子傳統藝術發展新路徑。
（三）傳播目標分層化。要針對不同的聽衆和欣賞對象，讓學生深入戲曲領域，提高文化修養、鑑賞能力和評價能力，要注重培養學生對曲藝的興趣，普及戲曲文化知識，從而拉近和經典文化之間的距離，進一步感受戲曲文化的魅力，針對不同對象設置分層次的培養目標，從而提升河南大調曲子系統發展內涵，進一步打造獨具特色的戲曲品牌特色。
（四）主動爭取文化產業機構的支持，從而進一步借勢打造河南大調曲子發展的規模。提高演出水平，積極爭取經費支持，並尋找專業人士進行指導，與現代戲曲進行融合比較，互相借鑑，從而更好地傳承河南大調曲子。可以爭取設置文化發展基金、演出補貼等方式，從而提高創作的積極性和文化傳承的主動性。總之河南大調曲子的傳承和發展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要充分結合時代發展新形勢，合理開拓，尋找適合河南大調曲子的結合點和新路徑，積極探求和教育領域、產業機構互相合作的模式和機制，爭取更多的經費支持，積極培養繼承人，從而實現河南大調曲子可持續傳承和發展。
歷史的專題論文二
摘要
文章以中山市爲例，應用空間句法的網絡分析技術，通過清末以來不同歷史時期城市形態的對比，分析了空間結構在城市演變中所起的作用。中山新區與舊城的結構性關係不僅反應了中心變遷，同時從微觀層面揭示了街道的功能分化。研究從結構化和參數化角度揭示空間與功能的動態關聯，不僅豐富了城市歷史研究內容，對於規劃設計如何保護歷史中心的整體性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
中山；空間網絡分析；形態演變；歷史中心
1研究背景
城市歷史演變研究大多從社會和經濟活動過程的空間落實角度解析空間的形式和城市的形態特點，而較少關注空間自身發展演變的規律。或因爲如此，歷史街區或中心的衰退往往被歸結爲缺乏功能吸引力，如商業網點的規模、內容不足，道路交通條件無法滿足現代生活需要等等。城市更新也往往採取了大拆大建的“現代化”改造，雖然有價值的建築或歷史文化場所得到了較好的保護，但老城區的城市肌理和歷史中心的空間格局不復存在。相關研究和經驗表明，單純的功能提升和風貌保護式的環境美化並不足以維持歷史中心的活力和可持續發展，保護中心賴以生存的整體空間環境特別是協調新城與舊區的空間結構關係對於維持歷史中心的活力具有重要的影響[1、2]。本文以珠三角地區的中山市爲例，應用空間句法理論方法對比分析了中山自清末以來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特點，探討了空間與中心變遷和歷史商業街功能分化的聯繫與互動。研究從定量分析的角度揭示了城市歷史中心具有顯著的可識別的空間特徵，相關研究內容不僅豐富了城市歷史演變研究的視角，對於歷史環境保護的規劃設計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實用價值。文章由５個小節組成。第二節簡介了案例分析的數據和研究方法，論述了本文主要採用的空間句法網絡分析技術的量化指標及其含義。第三節在回顧中山城市發展史的基礎上，對比分析了城市演變過程中空間形態與中心變遷的關係。第四節從微觀街道層面分析了歷史城區的主要商業街的功能分化與空間的多尺度空間結構的關係。文章最後在總結中山城市形態演變規律的基礎上，探討了適宜的多尺度空間結構關係對於維持歷史中心活力的作用和意義。
2研究數據與方法
本文通過梳理中山城市歷史研究的相關文獻[3、4]，選取了1910s[5]、1940s年[6]、1990s和2010s4個時間節點考察城市空間形態的演變（2010s的研究範圍僅涵蓋了中山市的主城區，東西方向以長江路和翠景道爲界，南北方向以博愛路和北環路爲界）；分別對應了清末、民國、改革開放早期和城市化高速發展期等城市發展的四個重要歷史階段，每個時期的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變革對城市形態產生了重要影響，並代表了城市建設的階段性成果。城市的歷史地圖與現狀CAD地形圖在地理信息系統軟件Arcgis中進行配準，以儘量消除地圖變形帶來的分析誤差。本文的空間句法分析採用了英國卡迪夫大學開發的空間網絡設計分析技術sDNA（SpatialNetworkDesignAnalysis）[7]。sDNA以GIS軟件爲平臺，空間建模方式與經典的空間句法方法略有不同，以道路交叉口之間的連接線（Link）爲基本分析單元，這樣的連接線可以是直線或折線組成的多義線（Polyline）。這種建模方法更加簡潔高效，同時有利於在GIS中實現道路網絡與其他地理要素圖層間的數據關聯。空間句法的理論意義與技術方法已有相當多的文獻做過介紹[8—10]，本文不再贅述。簡而言之，sDNA同樣以“角度距離”爲成本來度量街道之間的拓撲連接關係。其中，“整合度”度量一條街道距離其他所有街道的鄰近程度（平均角度拓撲距離），反映了該街道在網絡中作爲目的地的潛力；“選擇度”則度量街道作爲最短路徑的潛力。整合度與選擇度的計算既可基於網絡的全部要素（半徑n，即不限制半徑），也可基於特定的米制距離半徑，500m～1500m半徑反應了步行尺度或城市局部結構的空間特徵，2000m以上的半徑則反應了城市中觀和宏觀尺度的結構特點。空間句法的最新技術成果是對選擇度數值的標準化處理[11]，其公式爲：log（CH+1）/log（TD+3），其中CH爲選擇度，TD爲總的角度拓撲距離；由於標準化選擇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路網密度的影響，使得不同時期的城市和街道數據的橫向和縱向對比更具有合理性。本文通過現場踏勘構建了中山的城市空間分析模型，調研了研究範圍內商業的分佈情況，包括規模、街道的商業界面長度、業態特點等。通過將不同時期的空間網絡分析模型與中心的位置和重要歷史商業街的`分佈進行疊加，本文首先分析了城市結構變化與中心變遷的關係；然後提取了歷史商業街的數據進行對比，考察了空間與功能的分化在微觀街道層面的聯繫。
3中山城市形態的演變與中心變遷
3。1城市中心變遷
中山市地處珠三角西南岸，古稱香山，南宋建縣，中山的老城區源自明代修建的縣城。由於地形地理的特點和風水的考慮，明清中山縣城的規劃注重山水格局的配置，城牆內的七座小山與城外的月山形成了“七星伴月”的佈局；城市形態並未像其他許多同時期建立的城池那樣形成規整的格網狀佈局[12]。在如今已被拆除的城牆範圍內，城區被近乎十字相交的主街大致劃分爲四個部分，這種格局奠定了中山的主要空間秩序，並對城市的演變產生了持續的影響[13、14]，直到今天仍然清晰可見（圖1）。70清末時期的中山已突破了城牆的限制，距離城西約1km的岐江由於水運的便捷成爲珠三角重要的商貿碼頭，帶動城市向西發展並沿岐江東岸展開。這一時期文化設施與行政機構主要分佈在古城內的孫文中路；經濟活動則主要集中在孫文西路、岐江碼頭和古城城門附近。民國時期的中山經歷了短暫的繁榮，社會變革和工商業發展使得城區經歷了較大規模的近代城市化改造，拆除城牆修築馬路加強了古城內外的聯繫；但城市發展依然受制於古城周邊自然和地理因素的影響，建成區主要沿民生路向南和岐江沿岸南北方向生長（圖1）。這一時期，一些新增的文化設施開始分佈於孫文西路，行政中心仍位於舊城內的孫文中路；商業經濟活動則在孫文西路至岐江沿岸一帶繁榮，形成的一條連續的“T”型商貿經濟帶[4]。改革開放後的20世紀80～90年代，中山的城市建設進入了持續的快速擴張階段。在現代主義規劃思想的引導下，城市發展突破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向各個方向擴張，建成區規模成倍增長。道路基礎設施的興建改善了市區內外交通條件，以現代居住小區模式爲主的開發建設迅速填充了機動車路網形成的超大尺度街區。中山的行政中心搬遷至老城東部的新區，以興中路爲軸規劃了林蔭大道式的佈局，兩側設置大型的文化和商業服務網點，在形象上成爲城市新的中心和視覺焦點（圖2）。城南的中山路上興起了大量銀行、辦公、商業、酒店等服務設施。1990s至今的20年多間，中山的城市建設進入高速發展期，伴隨着機動化出行的增長和城區規模的飛速擴張，新區的配套功能和服務設施建設逐漸完善。近年來城北高鐵站的修建爲城區東北方向的開發帶來了更多的機遇。在城市外向型擴張的帶動下，中山市區商業活動的聚集地已不僅僅侷限於傳統的孫文西路一帶和後來興起的中山路一帶，而是向更多的街區滲透，如沿岐江的城西商業廣場、向南博愛二路的商業圈、起彎路兩側的城東商業圈、華康路兩側的城北商業圈等，形成了多元多中心的商業結構（圖2）。
3。2中心變遷與時空演變
這裏主要通過對比中山４個歷史時期城市的整體結構變化和中心的區位變化來考察中心演變的時空特點。圖3顯示了各時期城市尺度（半徑n，即不限制半徑）的標準化選擇度數值的計算結果，並通過由暖到冷的顏色變化對數值高低進行着色。標準化的選擇度分析生成了一種更爲發散的網絡，揭示了城市中普遍存在的雙重結構：即由相對數量較少、出行潛力較高的街道構成的前景網絡，和填補於其中的由大量較短街道構成的背景網絡。前景網絡具備高強度交通和密集活動的潛力，構成了城市的主要結構，交織於以住宅爲主的、具備低強度交通和分散活動的背景網絡之中[15]。直觀的對比可以看出，中山城市結構的生長有兩個階段性特點。1980s以前，城市是以老城爲中心向外圍的有機生長。清末的1910s，城市的結構重心主要位於城牆範圍之內，相比而言，孫文西路和歧江沿岸的可達性較低。到了1940s，空間結構的重心隨着城市向西、向南的線性有機生長而逐漸遷移，爲這兩個方向帶來了較好的可達性和較多的商業活動。改革開放後大規模的擴張帶來了城市結構的巨大變化，1990s的網絡結構清楚顯示這一變化，外向擴張形成的超大尺度的格網結構包圍了老城區，城市整體結構重心外移，新區和舊城主要在老城區東部和南部通過原有的十字大街部分重合。到了2010s，中山外圍環狀結構的發展更爲明顯，城市結構的中心性減弱，老城區總體的空間地位進一步下降。即便如此，老城區依然處於城市整體結構的控制之下，在西、南兩個方向上保持了與城市其他區域較好的空間聯繫。標準化選擇度的最大值和平均值反應了城市前景網絡和背景網絡的強弱，前者表示城市各片區之間的結構性連接程度，後者表示各片區內部的聯繫程度。對比四個階段網絡的選擇度最大值，只有1910s時期超過了1。6，在隨後的兩個時期略有下降，到了2010s下降程度加大。這種趨勢說明城市前景網絡的主導作用自清末以來在逐漸減弱，隨着城市規模的擴大，各部分之間的結構性聯繫相對變得鬆散。城市背景網絡的變化呈現了不同趨勢。標準化選擇度的平均值對比顯示，中山市的背景網絡在1940s減弱之後逐漸加強，到2010s達到最高點，說明城市各片區內部的聯繫變得緊密（圖4）。城市前景和背景網絡的強弱變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山市前後兩個階段城市結構的生長特點，前期以軸向爲主的發展強化了前景網絡的線性結構，而近二、三十年來大規模的面域式擴張則以現代化的均質格網形態消解了歷史的線性結構。研究提取了標準化選擇度數值大於1。2的街道，對其以0。1的數值間隔進行着色區分，並與中心的分佈進行疊加（圖5）。清末時期，標準化選擇度數值1。5以上的街道只有孫文中路，1。4以上的街道除了沿着孫文路東西方向延伸，同時從老城區中心的民生路和西側的悅來路產生南向分支。1。3以上的數值延續了這種分叉的樹狀結構，直到標準化選擇度的數值降至1。2，前景網絡依然沒有形成環路，呈現出自由伸展的線性結構從不同方向覆蓋了大部分城區。民國時期城市的前景網絡基本維持了清末的結構特徵，拆除城牆修築環城馬路也未能使前景網絡形成任何環路。1990s，城市前景網絡的中心位於老城區南面的中山路，其他街道的標準化選擇度數值全部在1。5以下。1。4以上的數值在中山路兩端向北轉折，從東西兩個方向將1940s時期的城區夾在其中，中間通過民生路與老城區相連，然後沿着孫文中路向東延伸。選擇度數值到了1。3之後，城市的前景網絡纔開始形成少量的格網狀環路，主要分佈在城區南部；僅有兩個環路覆蓋了老城區，但他們的尺度相當巨大。1。2以上的選擇度數值給城市的前景網絡帶來了較多的環路，但它們僅是擴大了前景網絡的覆蓋範圍卻未在其中形成局部的密度強化。2010s中山的前景網絡像是前一時期的放大版，覆蓋了更廣大的城市範圍。標準化選擇度最大值仍然在1。6以下，1。5以上的數值依然全部由中山路主導。但與之前不同，標準化選擇度數值1。4以上形成的結構並非連續的，除了部分以中山路爲依託繼續發散外，其他大多以線性的形態散佈於城區各處。1。3以上的數值將上述斷裂的結構連接起來形成了尺度與形態不一的環路，1。2以上的數值則填補於其中，並在老城區西南一帶形成了相對密集的網絡化結構。中山市前景網絡的結構性變化伴隨着中心的位置變遷和多元化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城市的功能佈局存在着某些形態規律。在改革開放的大規模城市化之前，城市的結構佈局以老城區爲中心緩慢向外擴張，軸向有機生長形成的線性結構強化了城市前景網絡的中心性，驅動着單一中心的發展演變，向城市不同方向上逐漸滲透。20世紀80年代以後，地形的制約和老城區外圍大規模快速城市化形成的現代化大尺度格網截斷了原有城市結構的有機生長，城市前景網絡的結構由線性轉變成網絡化發展；由於新城巨大的街區尺度和空間的均質，城市前景網絡的中心性被削弱。隨着老城區逐漸喪失了作爲城市結構中心的地位，原本較爲穩定的單中心結構被打破，多箇中心在具備高強度交通和密集活動潛力的前景網絡中出現。近年來，部分道路的拓建加強了中山新老城區的聯繫，持續擴張的城市前景網絡得到了局部強化，進一步帶動了中心的多元化發展和功能分化。
4街道的空間與功能分化
結合中山的歷史文獻研究，選取了10條歷史上具有一定影響的商業街，分別是：孫文中路、孫文西路；悅來路、民生路、拱辰路、太平路、長提路、民族路、南基路和鳳鳴路。這些商業街清末時期初具規模，20世紀成爲中山的主要商業區。百年之後，雖然街道的風貌、尺度和環境特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但位置和基本形態大體保持了原狀。
4。1歷史街道的空間演變
這裏提取了上述歷史街道的網絡分析數據，以時間爲橫軸，標準化選擇度爲縱軸繪製了各條街道的空間數據變化（圖6）。這些街道的共同特徵是其中的大多數在大部分時間裏保持了標準化選擇度1。2以上的數值。他們的空間演變大體呈現四種趨勢。第一類街道以老城東西軸向的孫文中路和西路爲代表，其空間地位在1940s達到高點之後隨即下降，變化的幅度較大。第二類變化包括南北向的拱辰路、悅來路和民生路，他們維持了與孫文中路、西路相近的標準化選擇度數值和變化趨勢，但空間波動的幅度相對較小。第三類是岐江東岸的一線街道，以孫文西路爲界，南稱南基路，北稱鳳鳴路。他們初期的空間地位最低，但後來居上，在隨後的時期迅速攀升，標準化選擇度數值維持在1。4以上的較高水平。這條沿江路原處城市邊緣，因水運而生，清末城牆拆除和民國的碼頭貿易促進其繁榮。現代中山的城市化進程使得南基路和鳳鳴路成爲新舊城區之間重要的聯絡通道，促成了岐江沿岸城西商業圈的形成。如今的岐江橋兩端聚集了相當數量的大型零售網點，與孫文西路步行商業街形成互補，延續了中山傳統商業的繁華[16]。太平路、長堤路和民族路代表了歷史街道演變的另外一類趨勢。這三條街道寬度較窄，屬於城市支路，標準化選擇度數值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維持在1。2以下的水平，且變化幅度較小。近代老城區的有機生長和現代外圍城區的大規模擴展對這幾條街道的影響較小，空間地位情況也反應了他們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現狀這些街道主要分佈着社區服務網點和以經營大衆化服飾爲主的小型店鋪。
4。2現狀街道的功能分化
爲了更好地分析空間結構與街道功能分化的相關性，我們通過現場踏勘調查了中山老城區主要街道的商業分佈情況，並從商業界面連續性和業態構成特徵兩個方面對街道進行分類。如果商業沿街面長度達到了街區邊長的50%以上，則該段街道爲連續商業界面；以此爲標準將街道的商業界面分爲三類：雙邊連續、單邊連續和不連續（圖7）。通過對無半徑限制的標準化選擇度數據進行簡單的統計分析，可以發現這三類街道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雙邊連續商業界面街道的平均選擇度值最高，接近1。3；而零星商業分佈的街道，選擇度的平均值最低，僅略高於1。1。業態調查顯示老城區的街道功能已經有了較明顯分化。孫文西路曾經是全市的綜合性商業中心，如今成爲以文化旅遊爲主要功能的步行街；拱辰路在民國時期是中山的重要商業街之一，現在成爲以燈飾爲主的專業街；民生路則成爲一條以服飾爲主的專業街。此外，老城區南邊後來興起的民權路一帶也形成了以手機通訊設備爲主的專業街。大型網點的數量不多，主要分佈在老城區外圍（圖8）。現狀的重要商業街在城市尺度上佔據了優勢的空間位置，無半徑限制的標準化選擇度數值全部在1。2以上；其中大型商場的區位優勢最明顯，其標準化選擇度的平均值爲1。37，而專業街當中，與日常生活關係較弱的燈飾街數值最低（平均值約爲1。22）。網絡的多尺度分析數據統計進一步揭示了不同規模和業態的商業街之間的空間與功能關係的分化。大型商業和服飾爲主的街道在各種尺度下始終處於商業街的平均水平之上，其他類型的商業街在較小半徑（500m～800m）的步行尺度上分化並不明顯。從1500m半徑以上的城市中觀和宏觀尺度開始，商業街的類型之間呈現出顯著的空間層級化。大型商業佔據了第一個空間層級，服飾和綜合性商業形成了第二個層級；最後是手機通訊和燈飾專業街，他們由於更容易受購物目的性的影響，對空間可達性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圖9）。
總結與討論
本文從城市整體和街道兩個層面分析了中山市街道網絡的空間結構與中心功能佈局之間的互動關聯與歷史演進。明清時期的中山古城，由於受地形條件或其他因素的影響形成了並不規整的有機形態，後來城市的發展也展現了與其他有機形態的城市相似的演變特點，即中心的位置會隨着城市結構的變化而遷移，原有中心逐漸被替代或演化爲城市的次中心[17]。這種情況似乎表明有機形態的城市在擴張中更容易發生中心的遷移，而規整的方格網城市如北京[18]、天津[19]等，中心的結構保持的相對穩定，不易被替代。另一方面，中山城市形態的歷史演變也顯示了自身的個性。清末、民國時期中心結構的線性演變體現了城市動力型的由內向外生長，而後兩個時期由外向內的前景網絡層級分佈則似乎以自上而下的框架固化了城市的主要結構。兩種結構的碰撞導致城市整體的中心性下降，外圍新城與內部老區之間產生空間競爭，中心由單一模式轉向多元化。幸運的是，中山的歷史城區未曾經歷大拆大建式的更新改造，其中部分歷史結構的延續維持了老城區成爲城市整體結構的一部分。如果說密集的有機形態路網形成的良好步行環境是城市歷史中心普遍的空間特徵，那麼中山的歷史中心由於同時保持了與城市整體結構的關係，即較大的城市尺度的可達性，而延續了活力（圖10）。新與舊的結構性關係不僅反應了城市中心的變遷，同時也揭示了微觀層面的街道功能的分化，並通商業界面的連續度、網點的規模和業態特點等體現出來。中山城市形態的演變過程伴隨着空間重心的外遷和歷史城區中心性的降低，城市的開發建設基本集中在新城區；老城區由於建築老化和居住環境無法滿足現代化生活的需要而導致部分人口外遷，呈現出“空心化”現象。在未來的城市更新中，除了改善老城區的交通條件和環境質量，還應該重視從城市結構的角度加強新老城區的空間聯繫。在較大城市尺度的宏觀結構層面改善老城區北面與新城區的聯繫以及老城區南北方向的通達性，在步行和中觀尺度進一步改善老城區內部及其與周邊城區的聯繫；通過多尺度的空間縫合逐漸強化歷史城區的中心性，同時讓歷史街道在現代生活中發揮重要的用。從空間的角度切入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城市歷史演變的某些規律性特徵。本文的研究表明，空間與功能的關聯不僅具有普遍性，同時也可以通過參數化的方式揭示出來。其中，標準化選擇度似乎具有一定的指標性意義，例如，該指標數值大於1。2成爲中山的城市中心和重要的商業街的一個主要空間特徵。當然，該指標是否具有普遍意義尚需更多案例數據的對比。從這個意義來講，空間句法的網絡分析技術在一定程度上幫助我們從參數化的角度對中心的結構性特徵進行了定義和識別。這種結構性特徵不僅具有城市歷史研究方面的理論價值，對規劃設計如何保護歷史中心的整體性也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