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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題目：商鞅變法成功的原因與當代價值
商鞅，又名衛鞅，是戰國時期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爲成功的改革家之一。他主張以法家思想治國，在秦孝公的支持下主持變法，讓積貧積弱的秦國發生了質的改變，也爲最終一統天下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軍事基礎。
一、商鞅變法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國家爲增強實力，先後掀起了各式各樣的變法運動，而商鞅變法是其中最徹底、最有成效，也是政令延續最持久的一個。它的成功主要基於以下原因：
（一）深度迎合了統治階層的政治需求。
變法之前，秦國在戰國七雄中實力較弱，“六國卑秦，不與之盟”.秦孝公即位後，決心奮發圖強，改變落後面貌。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①留下了“四見商鞅”的美談。商鞅變法深度迎合了秦孝公“變法求強”的政治意圖，所有法令都圍繞“富國強兵”展開，爲秦國“圖霸”服務。君臣二人及變法集團之間形成了很高的政治默契，雖然變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是最終還是贏得了勝利。能取得秦孝公的肯定與支持，是商鞅變法順利推進的重要前提。
（二）變法內容體現了“富國強兵”的發展旋律。
商鞅變法是較爲典型的“戰時變法”,受社會及政治環境的影響非常明顯。當時各國征伐不斷，“富國強兵”是主旋律，商鞅變法的《強秦九論》都是爲增強國力、提高競爭力服務的。
1. 鼓勵農耕，奠定雄厚的物質基礎。在農業經濟佔絕對主體地位的奴隸制時代，“國富”與否直接取決於農業生產力的強弱，農業既是民生根本，更是戰略保障。因此，商鞅變法的首要目標就是促進農業生產。第一，廢井田、開阡陌 , 承認土地私有，允許土地買賣。耕者有其田，這是對奴隸制度的根本性顛覆，也極大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土地私有制的誕生還促進了土地資源的整合優化，擴大了生產規模，提高了勞動生產率。第二，獎勵農耕，讓農民多納公糧以獲得爵位，是國家對農業生產和農民勞動的一種高度認同。第三，確立新的賦稅體系，調整不同行業、不同羣體的課稅種類及額度，特別是降低農民的賦稅，突出“重農”導向。廢除苛捐雜稅 , 實現藏富於民。第四，統一度量衡，不僅打通了經濟、文化的壁壘，而且促進了區域融合，對統一大勢的形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2. 獎勵軍功 , 打造強悍的軍事帝國。強大的軍力不僅是保境安民的基礎，更是稱霸列國的資本，軍功爵制的改革也自然成爲商鞅變法最關鍵的拼圖，其核心便是“利祿官爵摶出於兵”.
商君爲法於秦，戰斬首一者，賜爵一級。②秦國子民無論家世顯赫，還是出身布衣，要想加官進爵、獲得封賞，就必須多立軍功。新法給了普通百姓擺脫社會底層的途徑，將百姓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聯繫在了一起。變法後的秦國，軍士之驍勇、軍力之強悍是山東諸國無法比擬的。同時嚴禁私鬥，有效遏制了內耗，營造出積極向上、一致對外的氛圍。
3. 推行郡縣制和戶籍改革，有效穩定社會秩序。推行“郡縣制”,廢除分封制，將地方管轄權徹底收歸中央，讓法令直達地方。其次，改革戶籍，規定所有居民都要進行登記，並實行連坐法，強制百姓相互監督，提升違法成本。上述政策的核心是增強社會生產力、規範社會秩序，爲“富國強兵”的整體戰略服務。
（三）依靠誠信和鐵腕維護變法權威。
商鞅變法觸動了奴隸主和舊貴族的根本利益，必然遇到極大的政治阻力。爲使變法順利推進，商鞅主要從兩個方面維護變法。
1. 取得民衆的信任支持。變法從徙木立信開始，變法集團的思路很明確，僅憑變法集團的力量，不足取得對反對勢力的.壓倒性優勢。因此將徙木立信作爲變法的一種政治宣傳，立信於民、立足於民，讓民衆參與，更使其遵從，自下而上地守法護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鐵腕刑治反對勢力。無論變法決心多麼堅定，民衆信心多麼大，反對勢力都會爲自身利益奮力一搏。“於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黔其師公孫賈。” 變法集團爲維護新法的絕對權威，毅然處置了公子虔和太子傅公孫賈，破除了“刑不上大夫”的鐵律，給了反對勢力以致命打擊。無論是反對勢力還是普通民衆，都認識到了變法已不可逆，變法最大障礙得以清除。
（四）順應瞭解放生產力的歷史潮流。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春秋戰國時期，正是中國從奴隸社會邁向封建社會的過渡階段，秦國統一天下，成爲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商鞅變法功不可沒。它使勞動力得到了充分釋放，生產力得到了迅速發展，新興的地主階級掌握了社會的主要財富，登上歷史舞臺。商鞅變法造就的嶄新秦國，其優勢對於山東諸強而言是全方位的，經濟、軍事、政治體系煥然一新，加上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列國征伐中游刃有餘，立於不敗。商鞅變法不僅重新劃分了實力格局，也對後世秦國曆代君王的統治打下了深刻的政治烙印。雖然帝國驟然而起，又驟然坍塌，但是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的步伐已然不可逆轉。可以說，商鞅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其順應了歷史潮流，滿足瞭解放生產力的需要。既是時代造就了商鞅變法，也是商鞅變法引領了時代變革，書寫出戰國曆史乃至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商鞅變法給“依法治國”帶來的啓示。
商鞅變法距今已有兩千多年曆史，雖然時過境遷，但是其對當今社會的發展仍然有着重要的啓示和借鑑意義。尤其是在推進“依法治國”層面，我們仍能夠從商鞅變法中汲取精髓，深化依法治國戰略。
（一）依法治國必須贏得人民羣衆的擁護。
商鞅變法成功的直接原因是因爲得到了統治階層的支持，同時也得到了最底層民衆的響應。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國家的統治者和國家的基礎合二爲一。因此，依法治國的總體方略和具體措施必須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羣衆的支持和擁護。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本主義之所以未能夠完成拯救中國的重任，就是由於其沒有發動羣衆力量，站在了人民的對立面，因而被人民所拋棄。
歷史在不斷證明，凡是滿足人民利益的，得到人民支持的，就能蓬勃發展，凡是與人民意願相違背的，不被人民所接受的，就要被歷史裁汰。新常態下，依法治國也要堅持羣衆路線，保護人民的既得利益，更要發展人民的長遠利益，使廣大羣衆成爲法制建設的堅實基礎，才能使依法治國發揮強大的作用，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發展目標。
（二）依法治國必須明確法治體系的核心。
商鞅變法是戰時變法，核心是“富國強兵”,重點突出，主題明確。雖然當時的法令在當下已意義不大，但是變法的精髓其實我們，法治建設的關鍵在於抓住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相對落後的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因此，法治建設的重要主題就是大力發展經濟，鞏固物質基礎。
當然，我國所面臨的發展矛盾絕不僅限於經濟發展一個方面，醫療、教育、科技等領域的發展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如醫患關係緊張、教育資源不平衡、養老體系不完善等。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依靠法治，建立完善的法律體系，實現“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使社會發展真正駛上平穩高速的運行軌道。亦如商鞅變法一般，所有措施都圍繞“富國強兵”的核心展開。我國法治體系必須爲國家發展服務，爲最大程度地滿足人民利益服務，爲實現“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服務。
（三）依法治國必須保障執法必嚴和違法必究。
縱觀建國之後的法治建設歷程，雖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是卻沒有達到理想狀態，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執法不嚴和違法成本相對較低。從中央反腐的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執法權力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現象依然存在。
這給依法治國提出了一個嚴峻課題。依法治國，法纔是治國的最重要標準，任何單位和個人絕不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執法必嚴，需要解決好兩個“端口”,一是在執法的頂端決不允許“以權代法”和“以言代法”等情況的出現，不能夠以個人或個別羣體的意志代替法律意志；二是在執法的底端決不允許“中梗阻”和“權力尋租”等情況的出現，要將對執法的監督覆蓋到每個環節。此外，還必須完善違法必究的懲戒體系。一是加強對社會違法行爲的懲治，建立公正公平的法制環境；二是加強對執法主體違法行爲的懲治，要使執法源頭得到淨化，打造廉政的政府形象；三是加強輿論引導，充分披露對違法行爲的打擊過程和懲處結果，如商鞅刑治貴族一樣，使廣大羣衆信服，更要使其遵從。
（四）依法治國必須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我國經濟已不再適用兩千年前農業至上的簡單模式，而是以公有制爲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體系。要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經濟結果的優化，就必須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
我國已經初步構築起經濟健康運行的法律框架，但是還許多不足之處尚待改進。在這一進程中，必須始終堅持法律的主導地位，即便法律規定會有相對滯後的情況出現，也應在法律修改和補充的環節加以完善，而不應以過多的主觀干預掣肘經濟發展，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發展生產力的根本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