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是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曹植七步詩的兩個版本。接下來小編爲你帶來曹植七步詩質疑，希望對你有幫助。
其知名度和影響力遠遠超過曹植的其他著作，甚至超過了魏晉時期其他知名文人的著作。但如果從這兩個版本認真分析，無論從字數、結構還是思路都有很大的差距。一個人在命懸一線的時刻怎麼會作出如此反差的救命之詩？歷史上有沒有七步詩？如果有，這兩個版本哪個是真實的？七步詩是不是真正的現場之作？
關於七步詩的最早記載是在《世說新語.上卷下.文學》：“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應聲便爲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世說新語》是我國魏晉南北朝時期“志人小說”的代表作，爲言談、軼事的筆記體短篇小說，作者南朝臨川王宋劉義慶(403—444年)。據華東師範大學魏世民教授考證，該書成書於宋元嘉九年至元嘉二十一年間(432-444)，而七步詩的故事發生於魏延康元年（220年），相差220年左右。而在此之前陳壽(233—297年)的《三國志》（280年開始著）以及其他三國史料卻沒有相關記載。經史家考證，《三國志》可信度遠遠高於《世說新語》。在先史冊沒有記載而在後的生活言談、軼事小說記載了這一事實，真實性欠缺。其可疑一也。
《三國志》是正史，《世說新語》爲野史，一般來說，正史所記史事皆國家大事，所記之人皆爲對社會有較大影響之人，而野史一般記載不爲正史所重視之傳聞、軼事，但野史所記之事並非完全都是傳聞，許多來自民間和地方檔案，同樣具有較高史料價值，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正史之不足。從這個角度說，正史沒有記載的史事野史中加以記載，同樣具有真實性。但與劉義慶同時代的裴松之在爲《三國志》作注時，他一方面考證了陳壽史料的真實性，另一方面補充了許多陳壽所沒有引用的史料，其中《世說新語》中的許多軼事，在他的註文中都得到證實，但唯獨沒有提及曹植七步詩的事情。是他們在思想上都認爲曹植七步詩的史料價值太低不值得記載，還是根本就沒有這麼會事？如果確有其事，裴松之連“（華）歆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臣鬆之以爲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當爲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這樣的小事都加以記載，而七步詩這樣的大事卻沒有絲毫提及，難道僅僅是他的疏忽嗎？其可疑二也。
《三國志》沒有爲曹植立傳，可能是因爲曹植與曹丕的關係問題，歷史上被皇帝不看好的臣子一般來說很難進入正史，即使進入了，對其評價也很不公正。作爲逆臣的曹植不能進入與其同時代的陳壽眼中專門列傳很容易理解，不記載七步詩更容易理解，但作爲與其相差了229年的裴松之在320805字的注中隻字未提七步詩就很難理解（宋元嘉六年（公元429年）裴奉宋文帝命完成對《三國志》的註釋）。作爲名氣高於建安七子的曹植，有如此名動天下的事件和名作，在一個正直優秀的史家面前，不可能隻字未提。其可疑三也。
七步詩是在“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中作詩，不成者行大法。”的情勢下作出的。按理說，這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也不是大庭廣衆之下人人可見之事，更不是可以用文件加以記載之事。這樣極少人可見又沒有文字記載的事情，得以進入大衆視野的途徑只有言傳。而在場的臣子有誰敢於將皇帝所做的不光彩之事公諸於衆？除非其真正想全家找死。另外，就算有知情人將事實真相傳給了其後人，其後人在晉代魏後向社會進行了公佈，其原始性和可靠性又有多大？其可疑四也。
按照《三國演義》的說法，在曹丕逼曹植作了七步詩後，他們的母親武宣卞皇后出面進行了干預，“帝深有慚色”而免了曹植的死罪。但曹丕並不因此放過他，除了對其加強監視外，還時時派人責難他，“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假如羅貫中的這一記載是真實的，那麼武宣卞皇后和曹植同是在場人，也是可以將此事傳之於世的人之一。但作爲待罪之身的曹植，在生命都無法保障的形勢下，絕不可能將此事公之於衆，除非其活得不耐煩了。就算他真正不想活了，他首先應該想到的`是將這一大作收入其著作集中，但遍觀《曹子建集》及建安諸子文集，根本找不到曹植這篇大作。另外，武宣卞皇后早不干預晚不干預，恰恰在曹植一作完詩就干預，時間點上太過牽強、太過藝術化和戲劇化。再則，就算武宣卞皇后將此事傳了出去，最多也就流傳在宮中，即使後來流傳到了社會，也就是兄弟相煎的事實而不大可能是詩本身，因爲情急之下的人對生命的關注遠遠大於其他，武宣卞皇后在情急之下竟然將這麼深奧的詩準確無誤地記了下來，這完全有悖常理。再則，就算武宣卞皇后真正將這麼深奧的詩給記下來並傳給了身邊的人，她身邊的人又有幾個能夠理解並原封不動地傳向了社會？其可疑五也。
從傳世的七步詩的兩個版本可以斷定，其中一個最少是修改後形成的。從體例看，六句版本基本符合魏晉時期文化風格，從詩句意思和嚴謹度來看比較符合緊迫形勢下的情急之作。四句版本無論從體例、文風、遣詞、音韻等都具有唐宋風格。所以可以斷定，四句版本應該是後人按照當時的詩體對六句版本的修改與深化，以更加突出詩的藝術性與鑑賞性，從而成爲今天衆所周知的七步詩基本版本。這一事實恰恰更加證明：後人既然可以將一首詩變成兩種版本，劉儀慶爲何就不能針對曹氏兄弟相煎的事實編造這麼個藝術性的東西以豐富《世說新語》的故事內容，或者道聽途說地將這一事實當成了真的事實而錄入《世說新語》。同時，就算七步詩真是曹植在命懸一線的情形下現場逼出來的，從他對當時自己所處的境況，以及《世說新語》“應聲便爲詩”的記載可以判斷，很有可能是他爲了防範曹丕的陷害而在心理上早就作好的準備，到了這時特意裝模作樣地拿出來糊弄曹丕，以保全性命。世人只從表面現象上看到其聰明的一面，而忽視了其自保和作秀的一面，最後使其史冊形象更放異彩。
當然，七步詩是不是曹植的真正作品，是不是在兄弟相煎的情況下形成的作品，無法證實。以上論述也只是從現有的一些疑點加以判斷，不得認真。但其無論是否真實，有這麼個作品存在比沒有要好得多。它即豐富了我國文化寶庫，更活躍了我們的文化生活。曹植還是曹植，並不能因爲這首詩的真僞而影響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只要我們以一個平常心去正確對待歷史就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