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蹄寺石窟羣位於絲綢之路上的張掖，它集石窟藝術、肅南祁連山風光於一體，而最早開鑿這些石窟的，卻是東晉北方五胡十六國時期前涼的隱士郭瑀和他的弟子們。遠眺祁連山的飛鳥，讓我想起當年郭瑀指着山前的飛鴻，對奉命前來招他出仕的孟公明說：“此鳥也，安可籠哉！”的情景。《晉書·隱逸傳》載：少有超俗之操的郭瑀，盡得“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的隱士郭荷之真傳，而且“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郭荷死後，他“隱於臨鬆薤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前涼主張天賜被滅後，太守辛章還“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張天賜“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浦輪玄纁備禮徵之”的時候，給他寫了一封這樣的信：“先生潛光九皋，懷真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東，名教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避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可謂動之以情，責之以義了，可是籠子裏的鳥，還能飛得那麼高嗎？於是，郭瑀選擇了“遂深逃絕跡”的辦法，一如擺脫了樊籠的羈鳥。
“學而優則仕”是儒家一心想當官的'藉口，也迎合了統治者人才必須爲我所用的心理，但這難道就是知識分子實現存在價值的唯一途徑嗎？因爲“非主流”的東西難以留存，我們今天已經無從得知郭瑀的著作裏的思想內容，但從《春秋墨說》、《孝經錯緯》的書名，就已經透露了郭瑀和弟子們享受的精神愉悅，是不相信有什麼放之四海皆爲準則的東西。各種可以流傳的理論都有它的長處，也一定有它爲了自圓其說，或者自以爲是的短處。郭瑀和他的弟子們講經論道的石窟已經不易尋覓，他們開鑿的石窟也和後人增添的馬蹄寺衆多石窟一起，也已經和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被並稱爲甘肅四大藝術寶窟了。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人工之物，都是由看不見的東西創造出來的，那就是思想、精神。藝術如果離開了思想、精神，也就成了索然無味物質堆積。我們常說古代留下來的精美藝術品，是勞動人民聰明才智的結晶，但勞動人民的聰明才智如果沒有物質的支撐，也就無從結晶了，有了權勢物質的支撐，沒有浩然正氣的精神貫注其中，算是什麼樣的藝術呢？
離開馬蹄寺時突發奇想：郭瑀如果看到宋真宗的詩：“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出門莫恨無人隨，書中車馬多如簇；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若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大概一定會爲他這個“鳥籠”的低俗而發笑，難道除了物質以外，就沒有高雅一點的精神追求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