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子《大道》中講的是什麼，意在讓人明白什麼道理呢？以下是小編整理的尹文子大道原文翻譯，歡迎參考閱讀！
【原文】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雲“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爲而自治。故窮則徼終，徼終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譭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
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製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爲。
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而使羣下得爲，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
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兇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兇愚之名，以求頑嚚兇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
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爲親疏，名善惡爲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
設復言“好人”，則彼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
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天地之間，而不期爲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韻商而舍徵，好羶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羶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明同其治也。
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間，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
全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爲。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爲，有益於事，不得不爲。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爲者不出於農稼軍陣，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爲。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事，而不能不爲。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爲者極于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古語曰：“不知無害爲君子，知之無損爲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君子不知，無害於治。”此言信矣。
爲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爲巧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爲善與衆行之，爲巧與衆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衆共治也；所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衆共巧也。
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辯欲出羣，勇欲絕衆。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辯，不可爲戶說；絕衆之勇，不可與徵陣。凡此四者，亂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立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不相棄，則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
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
私不行，非無慾；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慾者，制之有道也。田駢曰：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爲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圓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亂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誇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爲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衆，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爲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慾寢廢；私慾寢廢，則遭賢之與遭愚均矣。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繫於禮樂。
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雖仁賢，不患物不疏己。親疏系乎勢利，不繫於不肖與仁賢也。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
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鬥。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譭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衛有鰥夫，失時冒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鹹以爲真凰皇，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觀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晉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賂秦以求反國，殺懷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己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己之是；己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則是非隨衆賈而爲正，非己所獨了。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饑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譯文】
大道沒有具體的形狀，有形狀的事物都有相應的名稱。名稱是判定客觀事物的依據。正因爲判定客觀事物的依據取決於名稱．那麼名稱是不能有差錯的。所以孔子說：“一定要糾正不恰當的名分。名分不正，說起話來就不順當。”大道沒有相應的名稱，萬物一定有相應的名稱。從沒有名稱的大道中產生出來的萬物，都具備各自的形狀特徵。由於名稱產生於各種形狀的事物中，那麼衆多的名稱應當與各種具體事物相對應。
用大道治理國家，那麼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學說自然就會被廢棄。而用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學說治理國家，也不能離開大道。老子說：“道是萬物的根本。它是善人的法寶，也是不善人所要保持的。”用大道治理國家的人，被稱爲善人；憑藉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學說治理國家的人，被稱爲是不善人。善人和不善人之間，名位和職分日益分離，以致不用認真審察就能把它們區分開來。
用道治理國家感到不足時就用法制，用法制治理國家感到不足時就用權術，用權術治理國家感到不足時就用權力，用權力治理國家感到不足時就用權勢。權勢用盡了再反過來用權力，權力用盡了再反過來用權術，權術用盡了再反過來用法治，法治用盡了再反過來用大道，用大道治理國家，就會達到君主無所作爲而天下大治的效果。所以說事物陷入窮盡就發展到了終點，發展到終點就會返回到開始的地方，這樣開始和終點互相循環因襲，永遠沒有窮盡
有形狀的事物必定有名稱，有名稱的事物不一定有形狀。有形狀而沒有名稱的事物，不一定會失去它的形狀、顏色等特徵。有名稱而沒有具體形狀的事物，不根據名稱去檢驗具體的事物，則往往出現差誤。所以，有時用事物的名稱來檢驗事物的形狀，有時根據事物的形狀來確定事物的名稱；有時用事物的名稱來規定事物的種類，有時根據事物的種類來檢驗事物的名稱。弄明白了事物的形狀與名稱之間的關係，那麼事物的形名關係與事物之間的道理，就無法隱瞞了。
名有三種類型，法有四種表現。名的三種類型：第一種是事物的名稱，如事物的方、圓、白、黑等；第二種是詆譭、讚譽的名稱，如善、惡、貴、賤等；第三種是形容的名稱，如賢能、愚蠢、愛慕、憎惡等。法的四種表現：其中第一種是永恆不變之法，如君臣關係、上下關係等；第二種是教化之法，如道德品行修養得好與壞、風俗習慣的同與異等；第三種是治理民衆之法，如獎賞有功的、懲罰犯罪的等；第四種是平準之法，如制定法規、統一度量衡等
權術是君主所祕密使用的法寶，臣下不能隨便窺測。權勢是制定法令的有力武器，臣下不能隨便利用。君主所採用的權術，如果讓臣下窺測到，這種權術便不是深奧莫測的了。君主所利用的權勢，如果被臣下隨便利用，這種權勢就沒有份量了。總的要求是首先糾正有偏差的名分，讓它們不互相侵擾混雜，然後君主的權術就可以保密，君主的權勢就可以專用。
名稱是用來命名事物形狀的，事物的形狀是與名稱相對應的。但是，事物的形並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名的，名也不是專門用來糾正形的。那麼形與名二者判然有別，不能互相混淆。也不能互相缺少。沒有名稱，大道就無法以名相稱；有了名稱，能用名來匡正各種事物的形。現在世上萬物都是客觀存在，如果不用名來區分它們，就會發生混亂；世上各種名稱都擺在那裏，如果不用形來與它們對應，就會出現偏差。所以，形與名的關係，不能不認真加以辯正。
用好名稱命名好的東西。用壞名稱命名壞的東西，所以好的東西有好名稱，壞的東西有壞名稱。聖賢仁智，是用來命名好人的；頑囂兇愚，是用來命名壞人的。現在如果用聖賢仁智之名，去尋求聖賢仁智之實，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如果用頑羣囂兇愚之名，去尋求頑囂兇愚之實．也未必能使名完全符合實。如果能把好名、壞名完全區分開來，即使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實際情況，但不必擔心出現大的差錯，所以說對名不能不辯證清楚。
名稱是用來區別不同事物、檢查形名關係的。從古到今，沒有不是運用得當就能成功、運用不當就要失敗的。失敗是因爲名分混淆不清，成功是因爲名分明察清晰。現在人們親近賢能之人，疏遠不肖之徒，獎賞道德品行好的人，懲罰犯罪的人。賢能之人、不肖之徒、品行好的、犯罪的，這都是客觀存在的名稱；親近、疏遠、獎賞、懲罰，這都是人們所採取的主觀態度。人們的主觀態度與客觀存在的事實，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名稱，這就把兩種名稱區分清楚了。如果把客觀存在的賢能之人、不肖之徒與人們所採取的親近、疏遠的態度混爲一談，把品行好、犯罪與獎賞、懲罰混爲一談，把客觀存在的`事實與人的主觀態度不加區別，這就把名稱搞混亂了。所以說，對名稱是不能不審察清楚的。
人們常說“好牛”，這個名分不能不辯察清楚。“好”是事物的通稱，“牛”是事物的形體，用事物的通稱來修飾事物的形體，永遠沒有窮盡。比如再說“好馬”，通稱的“好”又與形體的“馬”相連在一起，那麼“好”所通用的範圍就沒有什麼限廷限定了。比如再說“好人”，那“好”的名又歸屬到形體的“人”了。然而“好”的概念不是“人”的概念，“人”的概念也不是“好”的概念。那麼“好牛”、“好馬”、“好人”的名分就自然區分開來了，所以說名分是不能互相混亂的。
五種顏色、五種聲音、五種氣味、五種味道這四類物質，都自然地存在於天地之間，它們並不期望被人們利用，但人們卻一定要應用它們，終身不改變對它們的好惡，且不能分辨它們之間的名分。事物的名稱應該是自然存在的事物本身，對事物的分辨則是人們的主觀因素。我喜歡白色而討厭黑色．喜歡商聲而討厭徵音，喜愛羶氣而厭惡焦氣，喜歡甜味而厭惡苦味。白黑顏色、商徵聲音、羶焦氣味、甜苦味道，這都是客觀存在的事物名稱。而喜愛憎惡、愛聽不愛聽、喜歡討厭、愛吃不愛吃，這卻是人們的主觀態度。能夠確定這些客觀的和主觀的名分，那麼萬事萬物就不會出現混亂。
所以人們用尺度來計算物體的長短，用量器來測量東西的多少，用秤具來稱量物體的輕重，用律呂來辨別音樂的聲音，用名分來考查事物的虛實，用法制來規定國家的治亂，用簡明來治理煩瑣疑惑，用變易來排除危險和困難。把萬事萬物都歸結爲一個道理，各種準則都用法律作準繩。萬事萬物都歸爲一個道理，這是最簡要的方法；用法律作準繩，這是最便易的措施。如果能做到這樣，那麼頑固、愚蠢、耳聾、眼瞎的人就可以與開明、智慧、耳聰、目明的人一樣，共同治理國家。
天下的事情各種各樣千差萬別，不能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如果要求一個人什麼都會做，即使是聖賢之人也辦不到。假設一個人能做天下所有的事，但在他做事的前後左右、遠近緩急方面，必定有不能兼顧到的。如果有不能兼顧到的，對於治理國家就會有所欠缺。如果要使國家得到全面的治理而沒有欠缺，就應使事情的大小多少方面都恰如其分，農民、商人、工人、官吏，都各守其業。如果有經驗的老農和擅長經商的商人，熟練的工匠和老練的官吏，都發揮自己的專長，那麼處在上層的統治者還有什麼事情需要親自做呢?
因此，有些話雖然有道理，但對治理國家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說；雖然有能力，但對成就事業沒有好處．君子絕對不做。君子不是樂於好說，而是因爲對治理國家有好處，不得不說；君子不是樂於好做，而是因爲對成就事業有好處，不得不做。君子所說的話，不外乎名、法、權、術方面的內容；君子所做的事，不外乎農業生產、戰爭打仗方面的事情，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而已。所以，賢明的君主任用君子。對治國無益的話，小人總愛說；對國家沒有用處的事，小人總愛去做。小人也知道這些話對治國有損害，卻不能不說；小人也知道這些可能有損於治國的大事，卻不能不做。所以，他們所說的，都是儒家、墨家的是非爭辯；所做的，都有虛僞偏執的傾向。他們這樣做的目的都是爲了求取功名罷了，所以賢明的君主要誅殺他們。
古話說：“不知道並不能妨礙一個人成爲君子，知道也不能阻礙一個人不是小人。工匠不能做別的事情，並不妨礙他是能工巧匠；君子不知道其它事情，也不妨礙他能治理好國家。”這話的確是可信的。自己做善事使人不能跟從，這叫獨善；自己做事精巧讓人不能跟着學，這叫獨巧。這兩者都沒有窮盡善與巧的道理。自己行善也能使衆人跟着行善，自己做事精巧也能讓衆人做到精巧，這纔是善中之善、巧中之巧。所以聖人治理國家的可貴之處，不在聖人能獨立治理國家，而在聖人能與衆人共同治理國家。能工巧匠任的可貴之處，不在他個人做事精巧，而在他能與衆人共同做事精巧。
現在的人們，行爲總想表現出自己特別賢惠，做事總想表現出自己特有能力，論辯總想表現自己才能超羣，勇敢總想表現自己無人相比。行爲獨賢，不足以教化萬民；做事獨能，不足以完成各項工作；論辯超羣，不可能做到家喻戶曉；勇敢無比，不可能上陣與衆敵應戰。大凡這四種情況，是國家產生混亂的根本原因。所以聖人用道來克服各種艱難險阻，確定法律來處理各種差異。使賢人和愚人不互相拋棄，使能人與庸人不互相捨棄。能人與庸人不互相捨棄，那麼能人與庸人就會同樣取得成功；賢人與愚人不互相拋棄，那麼賢人與愚人就會共同考慮國家大事，這是最佳的治國權術。
名義確定後，人們對事物就不會爭奪；分屬明確後，人們的私慾就不會盛行。人們對事物不爭奪，並不是人們沒有爭奪之心，而是因爲名義確定之後，人們就無法實施爭奪之心；人們的私慾不能盛行，並不是人們沒有私慾，而是因爲分屬已經明確，人們就無法實施自己的私慾。然而私心、私慾人人都有，卻能使人們做到沒有私心、沒有私慾一樣，是因爲制止私心、私慾的方法得當。田駢說：“天下有志的男士，沒有誰肯老呆在自己的家裏，伺候自己的妻子兒女，他們必定要到各諸侯國的朝廷去遊說，求得一官半職，這是受利祿的引誘所致。他們到各諸侯國朝廷遊說的目的，都想成爲卿大夫，而沒有想成爲諸侯國的君主，這是因爲名分限定了他們。”彭蒙說：“野雞和兔子在野地時，衆人都會追逐它們，這是因爲分屬還沒有確定的緣故。雞和豬充滿集市，沒有人企圖搶奪佔爲己有，這是因爲分屬已經確定的緣故。財物豐富之後而分屬未定，即使是仁智之人也會爭奪；分屬確定之後，就是貪得無厭的人也不敢亂搶。
圓的東西之所以會轉動，並不是因爲它本身會轉動而轉動，而是因爲它具備轉動的條件而不得不轉動；方的東西之所以會靜止，並不是因爲它本身會靜止而靜止，而是因爲它具備靜止的條件而不得不靜止。順應圓的東西能自己轉動的特性，使它不得靜止；順應方的東西能自己靜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轉動，何必擔心事物失去本性呢?所以，利用賢能之人對治理國家有用的特徵，使他們不得不爲國家所用；順應愚昧之人對治理國家無用的特徵，使他們不得爲國家所用。國家用與不用，都不是由我個人的主觀願望所決定，而是順應他們可用與不可用的特徵，使他們各得其所，爲什麼擔心事物會發生混亂呢?
人都不能做到而自然就能做到。人都不能知道而自然卻能瞭解。聰明的人並不是自己想聰明就聰明，愚笨的人並不是自己想愚笨就愚笨，好看的人並不是自己想好看就好看，醜陋的人並不是自己想醜陋就醜陋。人們不能做到而自然能做到，人們不能知道自然卻瞭解。那麼聰明和好看有什麼可珍貴的呢?愚笨和醜陋有什麼可卑賤的呢?聰明的人不能向愚笨的人炫耀，好看的人不能譏笑醜陋的人，這都是懂得了治理國家所應遵循的大道。
如果大道能在世間施行，那麼貧窮與卑賤的人就不會有怨言，富裕與尊貴的人就不會高傲自大，愚笨與軟弱的人就不會恐懼害怕，聰明與勇敢的人就不會盛氣凌人，這是因爲確定了名分的緣故。如果法制能在世間施行，那麼貧窮與卑賤的人就不敢怨恨富裕與尊貴的人，富裕與尊貴的人也不敢欺凌貧窮與卑賤的人；愚笨與軟弱的人就不敢企盼超過聰明與勇敢的人，聰明與勇敢的人也不敢鄙視愚笨與軟弱的人，這就是施行法制不如施行大道的地方。
被世人看重的東西，與世人同樣看重這些東西就叫做順應風俗習慣；被世人所使用的東西，與世人同樣使用這些東西就叫做物盡其用。如果違背衆人的意願。就會遭到習慣勢力的反對；如果傷害了衆人的感情。就會被習慣勢力所摒棄。因此。人們的心思儘管不同，但行爲卻能互相一致；人們的愛好儘管各異，但所使用的東西卻能相同。這就是風俗習慣對人們所起的統一作用．也是物質對人們所起的修治作用。所以，對風俗習慣的作用不可不慎重對待，對物質的修治作用不可不認真加以選擇。
從前齊恆公喜歡穿紫色的衣服，結果齊國境內就沒有賣其他顏包的綢布。楚莊王喜歡細腰的人，結果楚國境內的人就都面帶飢色。處在上位的人提倡什麼來做羣下的表率，是國家得到大治、大亂的根本原因。所以．如果風氣不正，一定要制定法令來加以矯正；如果物質豐富，一定要用制度來加以檢查。如果被壞的風氣所左右，受奢侈腐敗之風的支配．這種人是不可能治理好國家的。
從前晉國苦於奢侈成風，晉文公用檢約的辦法加以糾正。他穿衣不穿夾層的綢衣，吃飯不吃兩種肉菜。沒過多長時間，人們都穿粗布衣服，都吃粗茶淡飯。越王句踐圖謀報吳王滅越之仇，企望人們變得勇敢起來，在路上碰到一隻發怒的青蛙，便站在車上手扶車軾向它表示敬意。過了幾年，國人無論年長年幼的，遇到敵人時即使赴湯蹈火也不躲避。可見，處於上位人的表率作用。對羣下競能得到如此明顯的驗證。
聖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變動。便製作樂來加以調和，製作禮來加以節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禮樂能夠在天下通行。禮樂在天下通行，那麼個人的私慾就逐漸被廢止。個人的私慾被廢止．而無論遇賢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樣。如果遇到賢明的君主國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國家就遭到混亂，國家治亂的根本就取決於君主的賢能與愚笨，而不取決於禮樂的完備，這樣聖人的治國之術就和聖賢的君主一同消失。治理國家的法術，換了朝代便可能使罔不能使用，那麼國家就會出現亂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國家出現亂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那麼賢明的君主也無所謂尊貴，愚笨的君主也無所謂輕賤
處在高官顯赫地位的人，雖然是不肖之徒．不必擔心人們不親近他；在貧窮卑賤地位的人，雖然具有仁愛賢能之德．不必擔心人們疏遠他。親近與疏遠完全取決於他的權勢和財利。並不取決於他是否是仁賢之士或不肖之徒。我也不敢把這看作是順應天道的自然之理，而只認爲這是現實處在不同地位的人們之間自然存在的關係。現在天地之間．不肖之徒確實很多。仁賢之士確實太少。趨炎附勢的心理，在不肖之徒中特別嚴重。廉潔知恥的心理，在仁賢之士中比較偏多。現在用禮義招納仁賢之士。所得到的仁賢之士，不到萬分之一；用名利招納不肖之徒，所得到的不肖之徒。遍地皆是。所以說禮義能夠成就君子，君子不一定需要禮義；名利能夠治服小人，小人不可以缺少名利。
獎賞有功，懲罰犯罪。這是君主的事；嚴守職責，盡心竭力，這是臣子的職能。君主對臣子論功升遷。據過貶黜，所以有慶賞刑罰；臣子各自慎守職責．所以有守職效能。君主不能參與臣子的職業，臣子也不能侵犯君主的權限，上下互不混淆侵犯，這就叫作名正。名正就能使國家的法律秩序順暢。承接萬物使它們互相區別，條理國內大事使它們不相混雜。受到欺侮而不覺得恥辱，得到推舉而不驕傲自滿，禁止暴力，平息戰爭，解救世上的爭鬥，這就是仁義君主的德行。能做到這些就可以成爲一國之主。嚴守職責名分不使其混亂。慎重地做好本職工作而沒有私心。遇到富足時與遭到災荒時都不變心。受到批評或表揚時都能正確對待．得到獎賞時不得意忘形，受到責罰時也不怨天尤人，這就是作臣子的節操。能做到這些就可以成爲合格的人臣了。
世上有因名而得到實的，也有因名而失掉實的。齊宣王愛好射箭，喜歡聽別人說自己能用很強硬的弓，其實；也所用弓的拉力不過只有三石，並拿來讓左右侍從看，左右侍從都試着拉弓，拉到三石的一半便停了下來，都說：“這張弓的弓力不低於九石，不是大王誰能用這麼硬的弓?”齊宣王非常高興。然而齊宣王所用弓的弓力不過三石，但他終身都認爲自己拉的是九石的硬弓。三石是此弓的實際弓力，九石是此弓的虛假名聲，齊宣王由於喜歡虛名而喪失了實際。
齊國有個姓黃的男士，喜好謙虛自卑。他有兩個女兒，都是國內極其漂亮的美女。因爲她們都很漂亮，黃公便常用謙辭貶低她們，說她們容貌醜陋，結果醜陋的名聲傳播很遠，超過了正常結婚年齡也沒有人來聘娶她們。衛國有個上了年歲的單身漢，當時冒然取了其中一個，發現果然是國內漂亮絕頂的美女。然後便說：“黃公喜好自謙，所以醜化他女兒不漂亮。”消息傳出後，人們爭相聘娶黃公的另一個女兒，果然也是國內漂亮絕頂的美女。漂亮絕頂是內在的事實，醜陋是外在的名聲，這是違背外在醜陋的名聲而存有內在漂亮的事實。
楚國有個人挑着野雞走路，路上有人問他：“這是什麼鳥?”挑野雞的人欺騙他說：“這是鳳凰。”路人說：“過去我只聽說過有一種鳥叫鳳凰，今天才算見到它，你現在賣嗎?”回答說：“賣。’’路人用十金來買，挑野雞的人不賣。路人願意增加一倍錢，才賣給了他。路人準備把野雞獻給楚國國王，但過了一夜野雞便死了。路人來不及心痛金錢購買野雞，只遺憾不能把它獻給楚國國王。人們紛紛傳說這件事，都認爲這是真鳳凰，路人感到鳳凰非常珍貴，還是想把它獻給楚王。這件事終於傳到楚王那裏，楚王非常感激這個人把珍貴的鳳凰獻給自己，便把他召來重重地獎賞了他，他得到的賞金超過了購買野雞的十倍。
魏國有個農夫在田野裏耕地，撿到一塊直徑達一尺左右的寶玉，但他不知道是寶玉。便把這件事告訴了鄰居。鄰居私下想謀得到這塊寶玉，就對農夫說：“這是一塊怪石，留着它對你家不利，不如把它扔到原來的地方。”農夫心裏雖然有些憂慮，最終還是把它帶回了家，放在廳堂外的屋檐下。當晚寶玉便散發出亮光，照得屋裏通明，農夫全家大爲恐慌，又把這件事告訴了鄰居。鄰居說：“這是怪異的徵兆，趕快把它扔掉．禍殃才能夠消除。”農走趕快把這塊寶玉扔到很遠的野地。鄰居不久就把這塊寶玉偷偷撿回，把它獻給了魏國國王。魏國國王召集治玉工匠鑑定這塊寶玉，玉工遠遠地望見這塊寶玉．便琿了兩拜，站起來向魏國國毛祝賀說：“祝賀國王得到這塊天下少有的寶玉，臣子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大的寶玉。”魏國國王向玉匠詢問這塊寶玉的價值。玉匠說：“這塊寶玉沒有什幺貴重東西的價值可以與它相比，用五座都城的代價只能看它一眼。”魏國國王立即賞賜給獻玉的人千金，並讓他永遠享有上大夫的俸祿。
大凡天下縱橫萬里，各種事情都有個是非標準，我不敢欺騙隱瞞。正確的東西總是正確的，錯誤的東西總是錯誤的，這我也深信不疑。然而正確的東西儘管總是正確的，但有時卻不被採納；錯誤的東西儘管總是錯誤的．但有時卻必須實行。所以說有時採用正確的做法卻遭到失敗，有時實行錯誤的作法反而會獲得成功。正確與錯誤雖然道理不同，而社會興旺衰敗的更替變換，翻來覆去爲我所用，那麼是非的標準又在哪裏呢?觀察唐堯、虞舜、商湯、周武王成功的經驗，不淪他們是採用受憚的作法或是採用奪權的作法，只要順應了時代發展趨勢的需要就昌盛；觀察夏桀，商紂、周幽王、周厲王失敗的教訓，不論他們是採用正確的作法或是採用錯誤的作法，只要違背了時代發展趨勢的要求就失敗。春秋五霸的興衰也同樣是這個道理。
宋襄公率軍與楚國軍在泓水交戰，公子目夷說：“楚國軍人多我們人少，請求您下令在他們還未完全渡過河時就突然襲擊他們。”宋囊公說：“不能這佯。我聽說仁義之師不進攻沒有排好隊列的軍。我雖然是亡國之人的後裔，也不敢照您說的去做。”結果宋國軍；被打得大敗，楚國人俘虜了宋襄公。
齊國人殺了齊襄公，立公孫無知爲國君，召忽、夷吾侍奉着公子糾逃到魯國，鮑叔牙侍奉着公子小白逃到莒國。不久，公孫無知被殺，公子糾和公子小白爭奪君位，公子糾應該被立爲國君，但公子小白先回到齊國，所以齊國人便立公子小白爲國君。遂後，公子小白指使魯國人殺死了公子糾，召忽爲公子糾殉難，公子小白便徵聘管仲爲相。
晉文公被驪姬的讒言所害，在國外流亡了十九年。晉惠公卒，文公行賂秦國由其幫助返回晉國，殺死晉懷公後自立爲國君。宋襄公的行爲符合正確的仁義標準，但不免成爲俘虜；齊桓公、晉文公兩位君主採用了不正確的做法，卻成就了霸業。
自己認爲是正確的而世人都加以否定，那麼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正確的；自己認爲是錯誤的而世人都加以肯定，那麼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錯誤的。這麼說是非標準是隨衆人的砰價而轉移的，不是自己所能獨自決定的。違背衆人意願的就是錯誤的，順應衆人意願的就是正確的。所以，處在權變之中的君主要憑藉自己的威勢，使自己經常處在無可非議的地位，那麼人們就無法批評君主了。君主安居不動時大家都尊敬他，君主做事時大家都跟着做，君主說的話大家都深信不疑，君主的行爲大家都爭相效法，這樣君主才能凌駕於萬民之上，駕馭各級官吏。
造成國家混亂的原因有三種情況：遭受饑荒，人民流離失所，君主沒有糧食來聚攏人民，國家就會出現混亂；治理國家沒有法律可依，國家會出現混亂；有了法律而不能得到貫徹實施，國家也會出現混亂。有吃的就能使老百姓安居樂業，治理國家有了法律並能得到很好地貫徹施行，國家不能治理好的，從來沒有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