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品味完一本著作後，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東西，這時最關鍵的讀後感不能忘了哦。可是讀後感怎麼寫才合適呢？下面是小編整理的《國富論》的讀後感（通用6篇），僅供參考，大家一起來看看吧。
《國富論》的讀後感1
翻讀《國富論》，最讓我觸動的就是思想的力量，誠如作者提到，技術可以提高生產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產力。但很有可能其影響力遠遠勝過技術，思想和技術應該是相互的，思想的每一點進步可以推動技術，反過來技術的發展也可以推動思想的進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亞當·斯密舉了釦針製造業的例子：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塗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這樣，釦針的製造分爲十八種操作。做出來的數量遠遠高於每個人單獨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讀到這段的時候，我對亞當·斯密個人思想的力量欽佩不已，他在1773年也就是242年前系統提出了分工這個概念。其實，分工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經無意識存在，只是沒有系統的科學提出分工的概念，而現在在社會的各個組織普遍存在，甚至可以說，分工改變了世界。分工的優點很多，包括，可以增加勞動者熟練程度，提高勞動生產率；可以節約一個人由一道工序轉到另外一道工序的時間，減少管理壓力；更容易促使勞動發明促進自己簡化工序的發明。因此，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並在此基礎上產生新的思想，從而導致現代社會有政府機構、科研機構、企業單位、事業單位等有組織的分工。
可以說，分工在現代社會已經佔據了“統治地位”，有了進步的思想再加上先進的技術，各行各業都在各自領域內創造出日新月異的變化和發展，當代一個國家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思想與科學技術，而其中思想是第一位的。由此，我聯想起李總理今天上半年的6次國內考察，涉及國有企業、創業大街、金融機構、社區、國家部委等，多次提及“創新”、“改革”、“互聯網+”，這些詞的提出，可以說，都和總理對當前“新常態”下經濟社會發展的思考緊密相關，而這些思考的落實則需要各行各業的人站在行業發展的至高點，充分發揮每個人的聰明才智，在行業內發揮各自的智慧和創造力纔有可能實現，因爲沒有智力資本、文化思想的支撐，大到一個國家，一個行業，小到一個單位，只會大而不強，無法引領發展潮流，無法在國際分工中佔據更有利的位置。
《國富論》的讀後感2
《國富論》被譽爲西方經濟學的“聖經”，其對經濟學研究中的貢獻可見一斑，上學時覺得亞當·斯密在書中提出的經濟學論斷成爲經典沿用至今令人折服，工作後回顧覺得作者在經濟學觀點背後娓娓道來的人生道理其實更爲受用。一本書就是這樣，常讀常新，在不同的階段讀同一本感觸也有所不同，更別有一番“橫看成嶺側成峯”的樂趣。
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鑽一行。“成年人從事着不同的職業所顯現出來的十分不同的才能，在非常多的場合，與其說是勞動分工的因素，不如說是勞動分工的後果”在談到勞動分工時，亞當·斯密標新立異，他不認爲是人的特長決定了職業，而是所從事的職業造就了人的專長，這和我們現今推崇的工匠精神有異曲同工之妙，一旦選定行業就一門心思紮根下去，心無旁騖、精益求精，作爲青年員工更要如此，在日常工作中結合自身崗位實際，做到幹一行愛一行、幹一行鑽一行，不斷積累經驗，更好的服務客戶。
重視自我培養，提升職業素養。亞當·斯密在對固定資產進行分類時把社會所有居民或者成員獲得的有用才能看作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國民的受教育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並決定了一國的發展。在我看來學習的形式很多，作爲青年員工，不斷學習新的業務技能，時時更新存款、理財、代銷產品等多種產品知識，不斷提升自身的職業素養，擴寬知識面、豐富自己的眼界，這些都是學習的體現，把所學的知識融會貫通同時運用到工作中運用到爲客戶服務中，纔是真正的學有所成。
走出舒適範圍，敢於挑戰自我。通過亞當·斯密在書中列舉的實例不難看出，不管是在城鄉改革、貿易改革還是產業結構的改革過程中，都存在着巨大的阻力，阻力有時來源於既得利益團體，但更大的阻礙其實是既定路徑對於人們思維的固化作用。線上金融服務在人們生活中所佔比重逐漸上升，順應金融改革、運用大數據、着力推進手機銀行的使用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課題。
對於青年員工，在日常工作中對專業技能、操作流程、服務理念要做到與時俱進，做到善於觀察、勤于思考、敢於突破，勇於走出自己的舒適區域，去探索、去創造！
《國富論》的讀後感3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爲，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爲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爲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爲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裏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棱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於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於水運的便利優於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爲。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着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於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爲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着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國富論》的讀後感4
繼上一次的《新賣桔者言》，這次我選擇了讀《國富論》。和《新賣桔者言》不同，這本書的內容理解起來有一定的難度。有一句話可以形容我剛開始看的感受：“這些字分開來我都認識，可是組合起來我就不認識了。”所以，我不得不一邊看，一邊上網查閱這些內容的意思。
《國富論》共分五卷。它從國富的源泉――勞動，說到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分工，因分工而起交換，論及作爲交換媒介的貨幣，再探究商品的價格，以及價格構成的成分――工資、地租和利潤。我比較感興趣的分工這部分。
分工是增進勞動生產力的手段。斯密認爲，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多的嫺熟程度、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這句話在《國富論》居於開篇之位，足可以讓我們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
在書中，斯密爲我們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個工人，如果沒有受過制針這種職業的相當訓練，也不知道怎樣使用它的機械，那麼即使再努力工作，一天也許也造不出一枚針，當然更不可能造出20枚針了。但是現代商業已經使這種工作成爲專門職業，並且將這種工作非爲若干工序，其中大多數也同樣成爲專門的職業。……有一個這種小工廠，只僱用十個工人，有幾個工人擔任二三種操作。一日也能成針48000枚，即一人一日可成針4800枚。”
如果他們不分工合作，不由每個人專門操作某道工序，那麼不論他們怎樣努力，一天也不可能造出20枚針，說不定連一枚也造不出來。
凡是能夠分工的工作，一旦使用分工制，就能夠相應地增加勞動的生產力。汽車生產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就是因爲改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模式爲流水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擊敗競爭對手，佔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
上述的例子現在對於我們來說都是比較遙遠的，不能親身體驗那種分工的效果。就拿我們平時在家做飯來舉個例吧。過節時家裏都會做一頓豐盛的大餐，如果這個時候只由媽媽一個人負責煮飯做菜，那她大概就得從中午開始忙活，不然是不夠時間煮大餐的，但是如果全家出動，媽媽負責炒菜，爸爸負責殺雞，姐姐負責切菜，我負責洗菜，全家人分工合作，那麼很快就可以煮出一頓美味的盛宴，而且所需時間也不多，可能只需要媽媽一個人工作時的四分之一的時間。這就是分工合作的高效率。
我們現在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是前人留下來的知識，而斯密認識到分工的重要性卻是他從生活中工作中認真觀察，分析研究出來的。在《國富論》一書中，斯密充分的展示了他站在時代前端的對各種經濟現象的發現和體會認識。
《國富論》這本書中值得好好品味的內容還有很多很多，我現在只能看到很表面的一層。它不是我只讀那麼一遍就能深入瞭解的，在以後，我還會好好的再次研讀這本書，希望有興趣的各位同學，也去圖書館借來看看吧。
《國富論》的讀後感5
看完《國富論》，價值論的概念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給我一些感觸，這個理論曾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也出現過，可見他們兩個人的遠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仍具有時代先進性，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意識到的，其實，這個理論，最早的'提出者還是亞當—斯密，他是站在資本主義的角度，提出了利潤是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中來，說簡單了就是剝削勞動力，只有這樣，資本家才能不斷的積累原始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循環往復，使得那些資本家越來越富有，同樣，一個國家富有的資本家多了，那麼這個國家的經濟就開始飛速發展，提高國民收入，整個國家就會積累大量財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一個國家的資本多了，也就可以稱霸世界了。
而馬克思的價值論，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的，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上就是剝削勞動力，壓榨工人的剩餘價值，使工人們的剩餘價值得到最大的發揮，加班加點，使得資本家的腰包鼓了起來，而使工人們的利益越來越少，權利越來越小，馬克思價值論的提出，主要就是爲了讓所有那些被資本家們壓榨剝削的工人們，一致起來罷工反抗，改善這種不平等待遇，用無產階級政權推翻這種資產階級的惡習，讓那些遭遇不平等待遇的工人們，重新獲得應有的自由、權利和利益。
對於資本家過分剝削工人的無恥行爲，歷年來，都有人曾披露過，有記者採訪過，有領導考察過，也有作家描述過。一方面，我很憎恨那些資本家，爲了讓自己積累更多的資本，就想方設法壓榨工人，本來每個工人每天工作八個小時，結果資本家們爲了獲得更多的利潤，就讓工人們工作十八個小時，工作時間延長了，但是工資依舊不變，這種超負荷勞動，換了誰都受不了，但是，工人們爲了養家餬口，不得不累死累活的工作；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感謝資本家，開辦工廠，給許多無業遊民，提供了就業崗位，不至於流落街頭，餓死在荒山遍野。總的來說，資本家的出現，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既有利又有弊，我們既要看到有利的一面，也要考慮負面因素。我個人認爲，資本家在追求自己利潤的同時，也要考慮工人的感受，總不能壓榨壓榨，再壓榨。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到的經濟理論，可謂五花八門、應有盡有，有價值理論、公平理論、絕對優勢理論、地租理論、貨幣理論、分配理論、公債理論、資本理論、賦稅理論等等，一個人要想徹底搞懂這些理論，非花點時間不可，如果能活學活用，再好不過，要是能將亞當—斯密《國富論》當中的所有理論，能運用自如，並且運用在經濟競爭中，可以在經濟戰場中百戰不殆，財富越積越多。
《國富論》近百萬字，要想一個字一個字的鑽研，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本人時間有限，只是粗略的翻看過此書，文中的要點，有疑問的地方，還需要以後慢慢鑽研探究。
《國富論》的讀後感6
英國亞當·斯密所着的《國富論》，全名爲《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着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
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爲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着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爲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爲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着牛羊羣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爲之辯護。
他說，“文官政府是爲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爲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爲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爲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爲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爲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爲的學術論文。雖然斯密也勸說放任自由，但他的論證卻更多地是反對政府幹預和反對壟斷；雖然他讚揚貪慾的結果，卻又幾乎總是鄙視商人的行爲和策略。他也不認爲商業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讚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