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劉禹錫和柳宗元作爲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因生平交遊及難分伯仲的詩文成就而被人以“劉柳”並稱。
劉禹錫和柳宗元作爲唐代傑出的文學家,在散文創作領域皆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柳宗元倡導古文,被後人譽爲“唐宋八大家”之一,其創作不僅變一時之文風,且對後世散文影響深遠;劉禹錫的散文也極具特色,能“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四庫全書總目》)。然而世上沒有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任何一位作家所取得的文學成就,都與前代的文學傳統存在着繼承關係。柳劉二人皆博覽羣書、學識不凡,他們在散文創作方面均十分注重繼承和積累,強調學習和借鑑前人的優秀作品。柳宗元在《與楊京兆憑書》中曾雲:“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劉禹錫對自己青年時代勤學苦讀的經歷有過這樣的描述,自雲:“畋漁於書林,霄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恆磨墨於上,或寢止於羣書中。”
探究劉柳散文各自的取法淵源,將有助於更好地分析他們散文的特色。首先看柳宗元,他在《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中提出作文應該“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而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不僅如此,還應“參之穀梁氏以歷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他將《書》、《詩》、《禮》、《易》、《春秋》五經作爲文章取法之源,視儒家經典爲學文的根基,認爲這些典籍是作文者首先應該取法的對象,只有通過學習這些經典著作才能掌握文章創作的要領。同時,他又要求學文者能夠旁搜遠紹、廣泛涉獵,在精研儒典之餘,旁及子史,並將《穀梁傳》、《孟子》、《荀子》、《莊子》、《老子》、《國語》、《離騷》也列爲取法對象,認爲研讀這些著作能使文章情韻不匱而負有氣勢,條理清晰而邏輯嚴密,文辭潔淨而幽深妙微。與人談及作文之道時,他強調應“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採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宋人呂祖謙和王應麟皆認爲柳文多處效仿《國語》,如將《國語》與柳文加以比較,的確可以看出這點。例如,柳宗元《與韋中立論師道書》一文的風格確有類似《國語》之處。但他善於學習,並非刻意模擬,能吸取《國語》行文的妙處而加以變化。先秦諸子的文章,柳宗元最愛《韓非子》,其論說文多受其影響。除了儒家經典和諸子散文外,柳宗元評價最高的是西漢文章,他在《柳宗直西漢文類序》中說:“文之近古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他認爲“殷周之前,其文簡而野;魏、晉以降,則蕩而靡。得其中者漢氏。漢氏之東,則既衰矣。”指出殷周以前的文章重質輕文而過於樸直,顯得簡單而粗糙,魏晉以後的文章唯求形式而失於靡蕩。既不簡野又不靡蕩,文質兼備、折中而行的惟有西漢之文,文至東漢,則又衰落了。應該說柳宗元的論說文和賦體文是其最具特色的兩類文章,而西漢文章中成就最高的也是這兩類,從中可見柳文與西漢散文的關係。柳宗元十分喜愛揚雄的文章,曾爲《法言》作注。劉熙載指出柳文修辭煉字的方式多得益於揚雄之文。柳文還受到《史記》的影響,例如《遊黃溪記》篇首幾句的筆法與《史記?西南夷列傳》極爲相似,顯然是導源於此文。因此,韓愈曾指出柳文具有雄深雅健的風格,類似司馬遷。柳宗元山水遊記的筆法多受《山海經》和《水經注》啓發。他在重視西漢文章的同時,也不偏廢六朝文賦,披沙揀金、多有采擷。正是其不拘一格、博採衆長的取法方式,造就了柳文變化莫測、富於創造的獨特品格。
與柳宗元一樣,劉禹錫也廣泛學習前人的作品,注意兼收幷蓄。首先,他重視儒家經典的學習,自幼通習《詩經》、《尚書》,權德輿在《送劉秀才登科後侍從赴東京觀省序》中就曾提及禹錫幼年已能熟誦《詩》、《書》一事。劉禹錫自稱喜愛《穀梁傳》、《國語》、《史記》等文章,在他的散文中可以找到這些文章的影子。前人還曾指出過劉文仿效《離騷》、《荀子》、《韓非子》、《鬼谷子》、《漢書》以及六朝駢文辭賦的痕跡。宋人洪邁曾指出劉禹錫《因論・儆舟》一文對《漢書・蒯伍江息夫》以及《荀子・成相篇》的成功模仿,並說明其成功之處在於,能夠在模仿的同時形成自己的行文節奏,使得文章音節鏗亮、富有韻律,因而給人以煥然一新的感覺。宋人王應麟同樣指出劉禹錫《因論・嘆牛》中“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垓下敵禽鍾室誅”和《因論・儆舟》中“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屍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等文句對《漢書・蒯伍江息夫》的效法,而明人楊慎則認爲禹錫的上述文字發源於《韓非子・內儲說下》中“門人捐水而夷射誅”六句。王氏還指出劉禹錫《口兵戒》一文對《鬼谷子》的效仿。近人林紓認爲劉禹錫《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吏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一文凝重的句式和典麗的措詞,出自於班固的《漢書》;還指出禹錫的《吊馬文》發源於《離騷》,並帶有六朝駢文辭賦的氣息。總體而言,劉禹錫散文創作取法廣泛、轉益多師,但其中影響最大的還要數漢代劉向和班固的文章。劉禹錫自稱是漢中山王劉靖的後代,與漢景帝有血緣關係,而劉向也是漢皇族楚元王劉交的後代,這可能是導致他格外推重劉向文章的一個原因。劉禹錫的一些文章宏通辯博、典雅厚實,確實很像劉向的文風;而劉禹錫的'碑誌大多深厚嚴密,與班固《漢書》句式整飭、沉穩密麗的文風極爲相似。劉禹錫的寓言短論則受諸子散文的影響較深,在《因論》七篇中作者皆以“劉子”自稱,顯然有模仿先秦諸子的意味。
總的看來,劉禹錫和柳宗元在散文取法對象上可謂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首先,二人在取法對象的選擇上皆有着開闊的視野, 能夠縱橫百家、廣泛學習,較之“非先秦兩漢之書不敢觀”的韓愈以及古文運動前驅者蕭穎士、李華之屬是更爲高明的;同絕大多數傳統文人一樣,劉柳二人的散文創作都注意學習和借鑑儒家經典。但相對而言,柳宗元更強調這一點,而劉禹錫則受諸子散文影響更多一些,這也許是柳文較劉文更爲後人所看重的原因之一;二人對《穀梁傳》和《國語》都很感興趣,其峻潔縝密的文風對二人的文章均有影響;屈原的《離騷》對二人的影響也很大,二人文章多具象徵性和諷怨性,正是出於對《離騷》精神的繼承;對於漢代的文章,劉禹錫於兩漢之文都很推崇,除了喜歡劉向的文章外,還多效法《漢書》,柳宗元則偏愛西漢;二人皆愛讀司馬遷的《史記》,然柳文受其影響更深,其單行奇字、疏蕩跳躑文風皆導源與此;六朝的辭賦駢文則對劉文的影響更大。例如《唐故相國李公集紀》等文,詞彩和句式顯得密麗典重,接近六朝的文風,這是柳文中所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