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詩歌題材豐富，多體善備，含蓄蘊藉，而又骨力豪勁，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
劉禹錫在中唐的詩壇上頗有地位,對後世文人的詩歌創作也很有影響。他的詩歌清麗爽朗、含蓄蘊藉,而又骨力豪勁。清翁方綱說:“中唐六七十年之間,……堪與盛唐方架者,獨劉夢得、李君虞兩家之七絕”,這是一個非常高的藝術評價。他雖沒有系統地提出過自己的文學理論見解,但他關於文學創作的很多真知灼見卻散落在他文集中。並且這些詩論都出現在劉禹錫貶謫時期的詩歌或文章中。通過了解劉禹錫的詩論,能夠更好地分析其詩歌創作活動。
一、審美理想的集中體現――意境論
文學意境論早在劉勰的《文心雕龍》和鍾嶸《詩品》中已經漸露端倪。唐朝時期,與之有關的各種論說開始全面展開。王昌齡在其《詩格》中就提出“詩有三境”,其中之一就是“意境”――“意境三。亦張之於意,而思之於心,則得其真矣”。隨後詩僧皎然曾經深入地研究過意境這一命題,其《詩式》有“取景”一節,認爲“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氣貌,有似等閒,不思而得,此高手也。”這裏提出了“境”和“氣貌(意)”的相互關係,認爲二者只有渾然洽和,情景交融才能作出好詩。劉禹錫年幼時,曾師承皎然學作詩,“時予方以兩髦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子可教。”這段經歷對他後來的文學思想和詩歌創作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後來劉禹錫提出了“境生於象外”的觀點,是他對意境論的又一發展。
詩者,其文章之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繆,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戶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
這裏“義”指意義、意思,也即要表達、達到的主旨。“義得而言喪”,也即“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和莊子的“得意而忘言”,王弼的“意以象盡,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的哲學思想上所闡述的“言”和“意”的關係有相通之處。也是說使用言辭是要突出“義”,“義”表達清楚了,“言”則不重要了。“象”是指有形之物所顯現之象,形之於外者皆稱象,是事物反映出來的外在形貌。“境”是指的客觀事物在主體的審美領悟下所呈現的境況,是強調主體情感干預後的一種情景交融狀態。如梁啓超所說的:“境者,心造也。一切物鏡皆虛幻,爲心造之境爲真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秀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蕩人思婦,對景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這和佛家所說的“境由心生”是一樣的。“象外之境”就是要求詩人於萬事萬物所呈現的外象之外,由己之眼睛所視,己之心靈所感,而生出的獨特的風景情致。相較於普遍的外象,此“境”更具獨特性和情感性。這不是單純的模山狀水或記述事件,而是在詩人獨特感受關照下,反映在詩人腦海心中的蘊含深沉的事物。劉禹錫的這個“境”已經基本上觸摸到“意境”這個詞所包涵的寓意了。所以,這種境界深奧微妙而難以達到,這種詩歌精妙而能唱和者極少,這確實是對詩歌創作的`高層次要求。這是劉禹錫在意境論發展過程中的一次邁進。他在這裏用“境”來表達的是主觀體驗對客觀事物的關照,用“境生於象外”的“外”來強調主客觀發生的一次接觸,也即詩歌要達到主客觀交融的詩美境界所需要的特徵和效能。
可以說在中唐時期,“意境”作爲詩論的一個重要觀念,其理論要點大都已經提出,並有論述。劉禹錫的這個論述則更爲強調了“意境”須有“象外”的特徵,需要在對物象神似地描繪下,融入主體所暗含的情感和意蘊,使讀者浮想聯翩,得到超越具體物象之外,滋味無窮的美感享受。
二、創作論
1、構思方法――以意爲主,馳騁想象
晉人劉勰在《文心雕龍・神思》中說:“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爲妙,神與物遊。”這裏的神思就是指的寫作過程的構思。劉禹錫關於構思的理論和劉勰大致相同,他也重視構思在詩歌創作中的作用,強調構思時要以意爲主,馳騁想象。
心源爲爐,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礱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
“心源”即心性,意念。佛教視心爲萬法之源,故有此說。劉禹錫在這裏把人的心靈比作烘爐,把藝術思維和藝術材料比作炭,只有經過鍛鍊本性,心靈才能成爲創作之源,各種客觀物象才能熔鍊成藝術形象。這裏強調了“心”,即“意”對感性材料的統帥作用,藝術構思要以“意”爲中心。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
這裏所說的“坐馳”也即我們常說的神遊,身坐而神馳。就是放縱想象,自由翱翔在宇宙天地之中。前句“片言可以明百意”即指語言的簡練與含蓄,後句“坐馳可以役萬景”即指主體的觀照與冥想。達到此者,纔是擅長作詩的高手。以意會,以神馳,詩歌中劉禹錫強調一種無滯無礙的精神主體與自由自在的宇宙本體的圓融契合。
2、講求淨心、虛境
中唐時期,文人好佛。劉禹錫在貶謫之後心情抑鬱,也事佛甚佞,其詩文創作不可能不受禪學影響。他繼承皎然、嚴羽的以禪喻詩的觀點,並且把禪宗的“淨心說”移到了詩歌的藝術構思中去。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者,必依於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於世者相�焉。因定而得境,故�然以清;由慧而遣詞,故粹然以麗,信禪林之花萼而誡河之珠璣耳。
“方寸”指心。創作時要方寸清虛,即要虛空心境,然後才能迎大千世界進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即情景交融,蓄勢良久後,發而爲詞。李贄曾這樣形容這一醞釀蓄勢過程:“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爲文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興嘆,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壘塊,訴心中之不平,感數奇於千載。” 這都是說明了一種淨空心境後,有所感悟而不得不揮發爲詞的狀態,這樣必能有聲律協調的神妙好詩。
這段話的後半部分提出“因定而得境”,“定”是排除雜念的觀照,是專注一境而不散亂的精神狀態。“境”是清淨心靈之後投映萬物的所在。“由慧而遣詞”,“慧”是洞察世事的智慧,一種靈感的獲得。這部分的含義是說,排除雜念,清淨心境後才能得到融匯萬物的清虛之境。由靈感和智慧遣詞造句,詞語才能華美清麗。這樣寫出來的詩秀美純正,能容納更豐富的內涵,有着更深的意蘊。
3、創新,求變
唐詩從貞元、長慶年間起,發生了重大變化,人們逐漸改變傳統的創作方法,求新思變的思潮席捲詩壇。劉禹錫雖然沒有鮮明地提出創新的觀點,但在他的詩集中經常能夠見到“新詞”、“新曲”等字眼,連書法藝術上,劉禹錫都稱讚柳宗元書體“柳家新樣元和腳,且盡姜芽斂手徒”,可見求新的思潮影響到藝術形式的各個方面。這固然受當時時代潮流的影響,也是劉禹錫“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的發展變化的世界觀,積極昂揚的心態在詩歌中的具體體現。“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更是他自豪的高歌。
三、蘊藉清麗的詩歌語言
劉禹錫很看重詩歌語言的錘鍊,他認爲“詩者,其文章之邪!”詩歌就應該包含豐富,深厚精深。反映在語言上就講求含蓄、精煉、意味深遠。他曾在《猶子蔚適越戒》中自得地說:
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貴,味無窮而炙愈出也。
這是柳宗元評議他文章的語言,其實劉禹錫在詩歌語言上也是努力達到這個要求。劉禹錫在評價別人的語言時,也注重語言的含蓄和韻味。在《答柳子厚書》中這樣評價柳宗元的文學語言:
餘吟而繹之。顧其詞甚約,而味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跨躒古今,鼓行乘空。
欣賞柳宗元語言的詞約意豐,韻味悠長。在《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中評價白居易的詩歌語言“郢人斧斤斫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用郢人運斧和天衣無縫兩個典故形容白居易詩歌語言百般錘鍊後的渾然天成,不着痕跡之妙。
劉禹錫品評詩歌語言還要求“麗”和“清”。在《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紀》中品評韋處厚“文士之詞”,“以才麗爲主”。在《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紀》中評價文學語言要五彩秀麗。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爲俊人,其色瀲灩於顏間,其聲發而爲文章。
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
所以張爲在《詩人主客圖》中評價劉禹錫爲“瑰奇美麗主”的“上入室一人”,史書中寫記載他“巧麗淵博”。而在《送鴻舉師遊江西引》中劉禹錫又用“唧唧而清,如蟲吟秋,自然之響,無有假合,有足佳者”來讚揚了天然邃美、清靜味長的語言風格。所以劉禹錫在詩歌語言上是推崇錘鍊之後含蓄蘊藉,清麗雋永的風格。
四、詩歌的社會功能
劉禹錫很重視詩歌的諷喻時政的社會功能。他的詩歌多以比興出之,在《董氏武陵集紀》中也強調了比興達意的詩歌傳統,“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他重視文學的思想內容和美刺功能。劉禹錫自己作了很多樂府詩,並且在樂府的引中多綴上“以俟采詩者”的字樣,希望詩歌能達到如孔子所說的“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的作用。在《上淮南李相公啓》中他提到自己寫的兩首詩,並說道:
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表之。雖謠俚音,可儷風什。
即是說明自己詩歌的表達下情,瞭解社會的功能。而在《唐故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君集記》中也說道:“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這些都是強調詩歌與政治的密切關係。
在劉禹錫看來,詩歌具有感染啓發,認識社會現實的作用,使百姓能及時批評不良政治風氣,使居上者能感知民意,更好地治理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