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朋友回國，在一起喝茶時，談論到“清朝的留學生爲什麼不留在海外”這個話題。清朝末年，中國積貧積弱，留學生卻大部分選擇回國，尤其是精英分子基本上全回來了，中國近代史那進步文明的一頁，無不用濃重筆墨書寫着他們的業績。而改革開放多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爲什麼中國出去的留學生大多數不回國，反而削尖腦袋去混一個外國的綠卡？這個話題有些沉重，卻令人深思。
這是一組令人揪心的數據：自1978年改革開放至2002年年底，中國已有超過58萬人出國留學，有15萬多人回國工作(其中公派生爲5萬多人)，另外16萬多人畢業後選擇留在國外就業，約27萬人還在就讀。截至2013年，留學生累計總數達到了150萬人，居世界之最。去年的數據顯示，歸國留學人員卻只有39萬，滯留在海外的留學生已經超過百萬，無論數量還是比例都是世界罕見。
2004年《中國統計年鑑》稱，當時中國出生而移居美國的博士約62500人。截至2006年，中國公立研究機構中的博士總數纔不過18493人。2007年，被美國高校研究生院錄取的中國留學生人數居世界各國留學生之首。
自1985年以來，清華大學高科技專業畢業生80%去了美國，北京大學這一比例爲76%。不得不承認，我們的高校在某種程度上是在爲發達國家培養人才。
話題再回到清朝後期，看看那時候國家是如何吸引人才回國的。
1894年甲午中日戰爭前，清政府對數量稀少的回國留學生實行直接授官的政策。1871年，清政府陸續派遣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學，政府規定：這些官費留學生不準半途而廢，不準加入外國國籍，學成後不準在外國自謀職業。1877年，沈葆楨對福建船政局派遣的35名留學歐美人員規定：對每一位學生建立檔案，記載他們的學習成績、肄業學堂、實習工廠、畢業文憑、可勝任何種工作等，以此作爲回國後任職、獎勵的憑證。1890年，總理衙門又對留學生規定：出洋留學3年，回國後可保送各道府直接任職。
根據這些規定，清政府對陸續回國的部分留學生實行了直接授官。1879～1880年間，當首屆32名留歐學生相繼回國後，清政府對其中成績優異的7名留學生，授予了一定的官階、軍職。如劉步蟾、林泰曾、陳兆翱給予遊擊軍職，魏瀚被任爲知縣，留德學生袁雨春爲守備，查連標、劉芳圃爲千總。1886年、1890年，清政府分別對第二批、第三批留歐學生給予官階、軍職。另外，清政府對回國不久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貢獻的留學生給予直接獎勵。1886年，閩浙總督楊昌浚對中法戰爭中表現優異的11名留學生通令嘉獎：提拔鄭清廉爲遊擊、陳兆翱爲參將、魏瀚爲知州、陸麟清爲都司、陳和慶等4人爲守備、程好等3人爲千總。
20世紀初，清政府對日益增多的回國留學生實行考試後給予文憑和官職的政策。起初是舉行一次性考試，即舉行給出身（文憑）與授官職合二爲一的考試。1905年7月，學部對回國留學生進行了審查，並在保和殿舉行了考試。考試內容按理化、經史分別命題，其結果有13名留學生通過考試，獲得出身和官職的獎勵。其中金邦平、唐鍔兩人被授予進士出身，被任命爲翰林院檢討；曹汝霖等4人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爲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爲內閣中書；林啓等6人被授予舉人出身，被任命爲候補知縣。
後來，清政府發現一次性考試存在很多弊端：回國留學生日益增多，來不及考試；考生資格不嚴格，造成學年、專業不分，導致一些學習速成科或普通科（培訓班）的留日學生考場走運；給予文憑和官職混爲一談，導致獲得文憑者越多，授給的官職也越多，以至於官太多無法安排。爲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清政府決定將學業考試和授官考試分開。學業考試定期舉行，被錄取者由學部統一頒發文憑，分別授予進士、舉人出身。該文憑可作優先分配工作的條件，又可作參加授官考試的依據。授官考試不定期舉行，被錄取者，可直接獲得各種官職。1906～1909年，清政府對回國留學生先後舉行了4次學業考試，共有432名留學生獲得學業文憑（出身），從考試科目來看，參加法、工、農、商科的考生較多；從留學國別來看，留日、美的學生錄取者最多。這些情況基本上反映了當時留學教育發展的特點。
爲了對回國留學生實行官職獎勵，學部仿照中國曆代廷試和外國文官考試辦法，制訂了授官考試章程11條，其中規定：廷試由欽差大臣和學部共同主持；廷試參加者必須事先獲得學部頒發的學業文憑；廷試錄取者可直接獲得官職，並加以委用。1908～1911年，清政府對歸國留學生先後舉行了4次廷試，錄取了824名，其中799名被授予官職。
授官考試後，清政府對被錄取的留學生分別授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內閣中書、七品小京官、知縣等，並按所學專業，將他們中的大多數分配到外務部、度支部、學部、陸軍部、法部、郵傳部、民政部、農工商部等中央政府部門，少數則被分配到各省任職。
清政府採取考試給予留學生文憑和官職的辦法，對回國留學生是有吸引力的。因爲千百年來官本位盛行，許多青年學生都把科舉做官作爲唯一上進的出路，正當老式科舉制度壽終正寢之時，清政府開闢了留學做官的新路子，這無論對鼓勵青年學子出國深造，還是吸引留學生回國做事，都具有很大的誘惑力。
對於回國多年，在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貢獻的留學生，清政府實行了間接提拔的政策。早期留美學生表現優異得到提拔的很多。在郵電管理方面，吳煥榮負責鋪設了江西第一條電報線，後任該省電報局長、漢冶萍煤鐵公司駐上海辦事處主任；陶廷賡先執教於上海吳淞學院，後任湖北電報局局長；此外，袁長坤、唐元湛、周萬鵬均擔任過郵傳部（交通部）電報總局局長。在工礦界、鐵路界，他們都得到重用，比如詹天佑。早期留歐學生表現優異者也得到重用，如留歐的劉步蟾、林泰曾、葉祖 、薩鎮冰、劉冠雄、魏瀚、陳兆翱等，在海軍界均獲得重用，也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其中魏瀚等人於1883年自行製造了“開濟”號鐵甲快船。該船擁有2400馬力，載重量爲2200噸，時速爲15海里，均超過以前所造各船。緊接着，他們又造出了均爲2400馬力的`“寰宇”“鏡清”兩艘鐵甲快船。中法戰爭後，魏瀚等人又赴英國考察更爲先進的鋼甲快船，並採購了相關原料和配件，經過3年精心設計製造，終於在1887年年底建成了第一艘鋼甲快船——“平遠”號。
此外，回國留學生在文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成績。如嚴復早年留學英國時，兼習文學、法律，回國後歷任福州船政學堂、天津北洋水師學堂、京師大學堂教習、校長、編訂名詞館總辦、學部丞參上行走。他學貫中西，博綜經史，譯著最多，風行國內，成爲我國近代著名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家。
對歸國多年，在工作中貢獻卓越的留學生，清政府除了間接提拔外，還實行授予文憑出身的獎勵。1907年4月，直隸總督袁世凱上奏朝廷，建議將回國10年以上、政績突出的留學生詹天佑等人，免試破格授予進士出身。隨後，學部向朝廷提議將袁世凱這一建議推廣到全國，命令各省督撫廣加察訪，對歸國10年以上、貢獻大的留學生賜予出身，以獎勵後進。後經朝廷批准，各省督撫推薦了23名預備人選，其實績、著述均上報到學部。1908年11月，朝廷委派欽差大臣樑敦彥等人會同學部，分別對這23名預備人選進行了反覆審查，最後確定了19名回國留學生免試獲得出身，其中詹天佑、魏瀚、鄭清廉等7人獲得工科進士，嚴復等5人獲得文科進士，劉冠雄等7人獲得工科舉人。
總之，清政府以文憑、官職爲誘餌，刺激了留學生回國投身洋務和新政活動，也提高了他們的工作熱情和社會地位，不失爲一種行之有效的政策，它對清末乃至中國近現代留學教育的發展所產生的作用，是不可抹殺的。
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否取決於人才，人才立國這是人所共知的。我們國家的領導人曾經多次呼籲留學生學成回國報效祖國，然而，這種呼籲收效甚微。
原因何在？有數據顯示，當教育經費佔GDP5%以上、研究開發經費佔1.9%以上、科學家工程師人均研究開發經費6萬美元以上、從事研究開發的科學家每百萬人口有1500人以上時，歸國的海外人才會大幅增加。其實，這僅僅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國家對確有真才實學的國內大學畢業生和海外留學生是不是做到了人盡其才，給他們提供了可以施展才華的公平競爭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