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剛經》是佛教經典中很特殊的一部，它最偉大之處就是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以下是金剛經講義江味農，和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般若類經典是公元前後印度佛教大乘思潮的產物，其以理論色彩濃厚，涉及問題衆多，影響深遠而久負盛名。其中《金剛經》言簡意賅，是般若經典中的著名篇章，是漢傳佛教界流通最廣，誦持最多，也是影響最大的一部經典。《金剛經》宣說“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受持、讀誦、爲人解說此經能成就“第一希有功德”、“第一希有法”、果報不可思議，歷來備受佛教各宗派所重視。禪宗與《金剛經》的因緣尤爲密切。禪宗五祖弘忍大師即以《金剛經》傳法印心，六祖慧能大師聽聞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言下大悟，可見此經對禪宗修學的重要性。《金剛經》對於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文化都有着深遠的影響，除了在教內極受重視，也得到了教外的普遍關注。毛澤東主席在外出途中，常攜帶《金剛經》加以參究，與趙樸初、十世班禪等佛門大德都曾探討過《金剛經》的相關問題，並且說：“《金剛經》值得一讀”[1]。由晉至唐，《金剛經》在我國的翻譯多有譯本，因譯者之不同，名稱也有所差異，其中姚秦鳩摩羅什於弘始六年(404)所翻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出三藏記集》卷二中有著錄：“《金剛般若經》一卷，或雲《金剛般若波羅蜜經》”[2]，是《金剛經》的第一個漢譯本。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達意爲原則，意譯爲主，適合中國人的閱讀習慣，流傳甚廣，廣爲教內外所持誦、抄寫、宣講和註疏，在中國佛教史上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我國，註疏《金剛經》的疏本繁多，各個宗派都有自己的判釋系統，最早有鳩摩羅什門人、被譽爲“解空第一”的僧肇撰寫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注》，隨後又有三論宗吉藏法師所著《金剛般若疏》、天台宗智顗大師所著《金剛般若經疏》、華嚴宗智儼法師所著《佛說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唯識宗窺基法師所著《金剛般若經贊述》、《金剛般若論會釋》、宗密法師所著《金剛般若經疏論纂要》等疏本傳世。除此之外，另有明代著名高僧紫柏真可、蕅益智旭等註疏流傳，及至近現代，太虛法師、慈舟法師、印順法師、圓瑛法師、江味農居士等也有相關論述和講記流傳於世，而在衆多《金剛經》疏本中，尤以近代著名居士江味農所作的《金剛經講義》內容最爲豐贍，講解最爲全面，且通俗易懂，自成書以來，深受佛教界所重視，先後有蔣維喬、周清圓、範古農等著名居士嘔心瀝血促成出版，廣爲學佛之人所熟識。
一、《金剛經》的翻譯版本及其主要思想
《金剛經》漢譯本除了姚秦鳩摩羅什所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以外，後又有北魏菩提流支和南朝陳真諦相繼翻譯，名字都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此經的第四個譯本是隋代達磨笈多翻譯的《金剛能斷般若波羅蜜經》，唐代三藏法師玄奘所譯的《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與隋譯名字略近，是第五次翻譯。此後，唐代義淨第六次翻譯此經，稱名爲《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或《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以上六個版本在《大正藏》中均有收錄，其中玄奘譯本並沒有單獨列出，而是收入《大般若經》之第九會，即第五百七十七卷中。另外，在《大正藏》中還有一種元魏留支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附於菩提流支譯本之後，據此《大正藏》共收錄七個本子。由於菩提流支的譯本在宋以前已佚失，宋代《思溪大藏經》誤將真諦的譯本重出，當作菩提流支的譯本纂入。元代刊刻《普寧大藏經》時，從菩提流支翻譯的《金剛般若經論》中輯出經文，重新刻印流通。所以《大正藏》中所收的元魏留支譯本是一個僞本。
這部經的六種譯本中，前三個本子均作《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後三個本子增加“能斷”二字。玄奘曾談及新譯與舊譯的差別時說：“據梵本，具雲《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雲《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3]。玄奘認爲，“般若”是能斷的智慧，“金剛”如所斷的煩惱。煩惱如金剛一樣堅硬而難以降伏，只有此經所宣示的無分別智慧才能淨除。所以將此經譯爲《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按照鳩摩羅什翻譯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則將“般若”比喻爲金剛，因爲世間之物金剛最爲堅硬，能破壞一切物體卻不被他物所壞。“般若”也是如此，能夠破壞一切煩惱，但卻不被煩惱所壞。所以從“金剛”所比喻的對象看二者確實有很大的差別：玄奘譯本是將“金剛”比喻爲所斷的煩惱，而羅什的舊譯本則將其比喻爲能斷的智慧。但是從二者所要表達的思想來看，都是要說明“般若”能夠斷除一切邪見妄執等煩惱，所以其含義並無根本性的差異。太虛法師在講《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時曾談到這兩種說法：“‘能斷金剛’有兩種解釋：一、以金剛喻菩薩的智慧。菩薩有如金剛的般若慧，所以能斷一切無明煩惱，於是金剛是能斷，無明煩惱是所斷。二、以金剛喻所斷的分別疑惑。就是由顛倒分別所起的最堅、最利、最細的妄執疑惑，而以此經的般若慧能斷盡無餘，於是金剛又是所斷了”。[4]
“般若經系”龐大，《金剛經》是其中較早出現的經典之一，歷來備受世人關注，多有發揮。《金剛經》主要闡發了“世俗世界的一切現象(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人們所見所思維的一切對象(法相)均屬虛妄;人們用言語表達的事物，包括佛所說法，都非真實。因此，佛所說法，不可以言取，佛不可以相取。把握佛的真髓(如來)，就只有去把握實相，而實相則是非相，既不可言說，也不可思議。唯一能使菩薩修道者達到心清淨的方法是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心”[5]。早期禪宗主要以四部《楞伽經》爲宗經，後來融攝《金剛經》思想加以闡發，更加完善了自身理論。禪宗六祖慧能大師是通過聽聞《金剛經》而開悟的，他對《金剛經》的主旨做了很好的總結，他說：“我此法門，從上以來，先立無念爲宗，無相爲體，無住爲本。”“無相者，於相而離相。無念者，於念而離念。無住者，人之本性，於世間善惡好醜，乃至冤之與親，言語觸刺欺爭之時，並將爲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後念，念念相續不斷，名爲繫縛於諸法之上。念念不住，即無縛也，此是以無住爲本”。外離一切相，名爲無相。能離於相，則法體清淨。於諸境上，心不染著，不於境上生心，就是無念。念念不住，即是無住。
《金剛經》圍繞須菩提長老的兩個問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無上正等正覺之心，也即是成佛之心)，應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而展開，深入闡發了般若空觀的奧義。佛答：“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6]此說的是破相、去執、無我的道理，菩薩不應執着於相，但又不能落於絕對的空無。菩薩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並非無事可做，否則會墮入小乘的灰身滅智，放棄了大乘菩薩普度衆生的責任。接着佛又回答：“複次，須菩提，菩薩於法，應無所住，行於佈施。所謂不住色佈施，不住聲、香、味、觸、法佈施。須菩提，菩薩應如是佈施，不住於相。何以故?若菩薩不住相佈施，其福德不可思量。”[7]菩薩一方面要不著於相，另一方面還得行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只是應生無所住心而行六度。破相講的是空慧的道理，但修菩薩道還得積聚福德資糧，沒有福德資糧也是成不了佛的，只有福慧雙修，才能圓成佛道。修福德資糧以佈施爲最，包括財佈施、身佈施和法佈施，其中以受持說法的功德最大。《金剛經》闡發的福慧雙修的道理是進入佛道的關鍵，因此此經在佛教界極爲受到重視。
《金剛經》闡釋的是佛教最高深的智慧，即佛教的.空性，而不是所謂的世俗聰明才智。能夠體悟佛教的空性，就能見性成佛。如何才能體悟這種空性呢?要從破相、去執、無我三個方面去體會。
第一，破相。凡夫執著世間的名相，汲汲一生，無非爲名爲利，頭出頭沒，沒有了時。既沒有認清世界的真相，也迷失了自己，很是悲哀。《金剛經》反覆宣說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又說“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指出世間的一切不能獨立而自存，事物的存在有賴於因緣的湊合，緣散復歸於無，如夢幻，如露電，這即是空。如能認識到空性，就能明白相即是非相的道理。
第二，去執。明白了相即是非相的道理，就能放下執著。凡夫追求的名利，到頭來不過是過眼煙雲，汲汲追逐，得不到會很痛苦，就算得到了，也只是暫時的保有，終究不能長久，雖然一時得到了滿足，終究還是痛苦。只有放下執著，心境才能變得寬敞明亮。
第三，無我。人一生最放不下的是自己，把自己的身體執實爲自己，於是與滋養、滿足、放縱身體相關的財利名聲都看作是自己的，不惜一切代價儘量攫取，牢牢不放。既造成自身的痛苦，也給他人帶來困擾。有的人物欲淡泊一些，能夠放下財色名利，但不一定能放下自我。本經一再宣說要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其實何爲我?我是誰?能把自己的身體看做自己嗎?能把紛飛的妄念當做自己嗎?身體沒有了，自己在哪裏?因此只有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才能放下自己，才能體認空性。
二、江味農生平及與《金剛經》的因緣
江味農，原名忠業，字味農，法名妙熙，晚號定翁，生於清同治十一年(1872)，卒於民國二十七年(1938)，世壽67歲。居士原籍江蘇江寧南鄉凌閣村，幼年隨祖父寄籍湖北服官，在家塾攻讀儒書，天資聰穎，學而能解，光緒二十八年(1902)鄉試中舉，爲官道員候補，但不樂仕進。居士自幼隨祖父持誦《金剛經》，終生不輟，中年喪偶後感悟人生之無常，故潛心學佛，不擬續娶。後以親命難違續娶繼室，然他素有出家之志，以父母在而未決。1917年，江味農父親亡故，母親郭太夫人自幼奉觀音大士，在居士的勸說下長齋茹素，虔誠禮誦。1918年春，江味農禮禪宗大德微軍和尚爲師，受菩薩戒，此後終身虔習佛法，廣弘佛教。同年，江味農受上海著名善士簡照南所託，攜10萬銀元遠上華北賑濟災民，在北京結識近代著名居士蔣維喬、徐文蔚、梅光羲等人，並與之共創“北京刻經處”，時逢徐文蔚等發起講經會，禮請寧波觀宗寺諦閒尊宿北上講經，遂在聽經之餘與蔣維喬等作聽經筆記，並整理爲《圓覺經親聞記》，得到了諦閒尊宿的讚許。後又於1921年，諦閒法師在上海功德林宣講《大乘止觀》之際，爲之記敘筆記，並且發揮成書，諦閒尊宿命名爲《大乘止觀講記》。1931年，江味農應蔣維喬等居士推舉爲上海省心蓮社社長，1934年開始在省心蓮社開講《金剛經》，所積累之講稿即是後來出版之《金剛經講義》原稿。1938年，江味農舊疾復發，臥牀不起，於農歷五月十八日安然長逝。
江味農居士一生學兼儒釋，學養深厚，佛學造詣頗深，既從學大乘經典，涉獵顯密，又深諳淨土修學之法門。唐宋以後，以彌陀淨土爲旨歸的淨土信仰影響日廣，既有專門弘傳淨土法門的淨土宗創立，也有禪宗、天台、華嚴諸宗兼弘淨土的局面，“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成爲了千百年來中國佛教的真實寫照。《四十華嚴》最後一品《普賢行願品》最後以“十大願王”導歸西方彌陀淨土，加深了華嚴經系、普賢菩薩與淨土信仰的關係，遂成爲“淨土五經”[8]之一，歷來爲修學淨土之人廣爲念誦。江味農居士一生弘傳佛教，心繫淨土，注重講聞，貽學後人。1938年，即使在彌留之際猶遺言後學“修持以普賢行願爲最要”。晚清以後，中國佛教亟待復興，日本密教(唐密)回傳，藏傳佛教東來，對內地學佛具有較大的影響，江味農居士也不例外。1921年，因郭太夫人病重，江味農返回上海，親見郭太夫人往生之種種祥瑞，更是增加了學佛的信念，但也有感於多生多劫的習氣一時難以革除，想借密宗神咒之力加以消除，於是返回北京隨正在北京傳授日本東密的覺隨和尚聽受密法，後又與覺隨往日本高野山修學密法，後因事未得修學而返回上海;1925年7月，應關炯之、聞蘭亭等人敦請北京雍和宮著名喇嘛白普仁尊者攜帶全部法器和28名喇嘛南下上海，修供“金光明法會”，傳“大白傘蓋度母”灌頂，江味農陪同襄助，輾轉於上海、杭州、長沙、武漢、九江、南京等地數千公里，從學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