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過秦”與“頌秦”
顧名思義，《過秦論》應該是論述統一天下後秦統治者的政治得失，但文章的前半部分卻用不吝筆墨“讚頌”了始皇之前的幾位君主的輝煌業績。孝公時“拱手而取”的強勢，惠文、武、昭襄時“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的狂飆……這些似與“過秦”的主題相悖甚遠。賈誼爲何要做這樣的處理呢？
秦國的強大始於孝公時的商鞅變法，從前３５９第一次變法到秦統一天下的前２２１年，幾代君主經過１００多年的努力才實現了“包舉宇內”的夢想。但１００多年的奮鬥換來的“序八州而朝同列”的鼎盛國勢，爲什麼僅僅過了十幾年便“忽喇喇似大廈傾”？較之大一統的秦朝，孝公時的國力簡直不堪比擬，但卻所向披靡；惠文、武、昭襄時的秦國所面對的是九國的“戮力”抵抗，面對地廣人衆的.九國，面對一比九的局勢，秦國居然“開關延敵”，全不把九國放在眼裏。這份瀟灑，這份氣勢，“何其盛也”！但在擁有了整個天下後，“甕牖繩樞之子”點燃的怒火就將這巍巍大秦帝國的廣廈燒得頃刻傾圮。實力的對比，有這樣一個人所共知的公式：陳涉＜九國＜秦國＜秦朝。但最終的結果卻是最小的老鼠卻鑽進了大象的鼻子搞了個天翻地覆，力量大小與結局之間實在有些“不合邏輯”。引發讀者從表面的現象入手深入思考背後的原因，再在此基礎上水到渠成地明確自己的觀點，這恰恰是賈誼的高明所在。
二、“仁義不施”與“攻守之勢異也”
對“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教材無注，教師用書的翻譯是“不施行仁義的政策而使攻守的形勢發生了變化”，很多參考書亦持此說。這樣的解釋其實是禁不住推敲的。
對於“攻”與“守”，課下註解爲：攻，指秦始皇和始皇以前攻打六國，奪取全國政權的時候；守，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此解甚是，但問題是，這種“攻”和“守”形勢的變化是由於“仁義不施”而“導致”的嗎？
賈誼在《過秦論》（中）有一句話：“夫兼併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親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變，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征服天下，當然要憑藉詐術與武力（也包括暴力）；但治理天下，就要順應形勢而制定適宜的政策。奪取天下與治理天下應該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孝公，變法圖強，獎勵耕紙，崇尚軍功，“外連衡而都諸侯”，這樣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因爲其目的是奪取天下，需要的是“實力”，有時也使用“詐力”；而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等看似是強固天下的手段，實則是爲自己掘挖墓坑，因爲治理天下是不能“騎在馬上”的。可惜的是，始皇不明白這一點，他太相信“實力”的作用了。
秦滅亡六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沒有“施行仁義”；統一天下後理應把天下百姓作爲子民來安撫，但卻依然“先詐力而後仁義”（重視欺詐與暴力而輕視仁義），也沒有“施行仁義”。“仁義不施”並不是“攻守之勢異也”的原因；恰恰相反，正因爲“攻守之勢異也”而秦統治者卻“仁義不施”，這纔是是秦滅亡的根本原因。
三、“過秦”與“諷漢”
秦統一後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對六國舊貴族和政治上的反對派殘酷鎮壓，統一貨幣和度量衡，統一文字，經略邊疆，這些措施大多數是比較切合實際、符合歷史進步趨勢的。關於秦滅亡的原因，較流行的看法也與賈誼的“仁義不施”基本一致。賈誼在《過秦論》（中）中說：秦定天下之初，“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以仰上”，但事實上呢？繁重的徭役、沉重的賦稅、殘酷的刑罰使得飽經數百年戰亂的人民依舊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當百姓被奴役欺壓到無論如何也難逃一死的時候，“亡亦死，舉大計亦死”，就會一呼百應，暴怒的潮水掀翻大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賈誼寫作《過秦論》的時候，秦已滅亡近３０年，但“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他希望當今的統治者能“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實際情況是，自漢立國至漢武帝初年５０多年間，漢所採取的基本上是“無爲而治，與民休息”的國策，賈誼作《過秦論》時的漢文帝也是個難得的仁君，可以說，《過秦論》的背後現實批判的色彩是遠遠淡於蘇洵的《六國論》的。當然，“過秦”的現實指向是“諷漢”，但這個“諷”，委婉含蓄地提出意見的意思，賈誼此文也只不過用自己的方式闡明一己之見，或者客觀上可能有給皇帝提個醒兒的作用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