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學者認爲，中國是茶的原產地，證據除了雲南等地的野生大茶樹，就是衆多的典籍記載了。其中就有神農氏的傳說。神農氏爲了給天下人尋求致病的驗方，親自嘗百草。他什麼草都嘗，難免會中毒，靠什麼解毒呢?靠的就是茶葉。他是怎麼發現茶葉的這一功效的，有不同說法，但《神農本草》明確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茶葉被認爲是一種解毒特效藥。陸羽《茶經》認爲:“茶之爲飲，發乎神農氏。”《神農本草》約作於秦漢時代，由此可見，最晚在戰國時代，茶葉已經被瞭解、飲用，當然是作爲藥物。
茶樹的故鄉是雲南，但巴蜀纔是茶業、茶文化的搖籃。
確鑿的文字記載出現在西漢末年。當時有個叫王褒的人，官至諫議大夫，也是辭賦作家，他到成都寡婦楊惠家作客，楊惠家的'一名僕童叫便了，認爲他們的關係不清不楚，對王褒沒有好臉色，不僅不給客人酤酒，還到楊惠亡夫墓前發牢騷。王褒被氣壞了，要楊惠把這個惡僕賣掉，便了說:“我這個人好衝撞人，沒人會要。”王褒就說自己願買。便了當然不情願，在寫契約時說:“你要我做的事，必須都寫在合同裏，事先沒寫的，我是不幹的。”王褒一口答應，就洋洋灑灑地寫了起來，一直寫到便了求饒爲止。這就是著名的《童約》。
這篇遊戲文字，無心插柳地爲中國茶史留下珍貴一筆。因爲在王褒列舉的種種雜務中，出現了“烹茶盡具”，“武陽買茶”兩項。由此可以看出，最遲在西漢的巴蜀地區，茶葉作爲日常飲料已成風尚，而且在富裕人家，還出現了專門的茶具，需要準備齊全，洗滌乾淨。另外，茶葉已經高度商品化，出現了比如武陽這樣相當規模的茶葉集散地。西晉張載《登成都樓》詩中有“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極言成都茶葉的名聞遐邇。同時代孫楚介紹土特產產地的《出歌》中也寫道:“茱萸出芳樹顛，鯉魚出洛水泉。……姜、桂、荼拜出巴蜀”，荼就是茶的早期寫法，一說是指早採的茶(東晉郭璞《爾雅注》):“今呼早採者爲荼，晚取者爲茗”，拜也是茶，是晚採的茶。由此可見，從先秦直到西晉，巴蜀都是茶業的中心，也是茶文化的發源地。直到今天，成都的茶館之多之興盛，依然在全國罕有其匹，這是有來歷的。
四川這個天府之國有個缺點，就是交通不便，因此茶業和飲茶習俗的傳到中原非常緩慢。清代大學者顧炎武《日知錄》中認爲:“自秦人取蜀以後，始有茗飲之事。”戰爭打破了巴蜀的封閉環境，茶葉也在全國傳播開來。
這是一封在中國茶史上經常被提起的家書:西晉大將劉琨，就是“聞雞起舞”的那位志士，在給侄子劉演的信中寫到了茶:“前得安州乾薑一斤，桂一斤，黃岑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潰悶，恆假真茶，汝可致之。”說前些時收到了你寄來的乾薑一斤，桂一斤，黃岑一斤，都是我需要的東西。但是我經常感到煩亂氣悶，要靠喝一些真正的好茶來解除，因此你可以給我買一些來。“恆假真茶”，有的版本作“常仰真茶”，意思相同。身爲北方世族，劉琨已經知道茶的益處，懂得茶有優劣真僞，而且把好茶當成從身體到精神的一劑良藥，千里求之。茶的飲用，終於流傳到了北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