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的讀書筆記

有一部在古希臘思想家最重要的政治學論著——《政治學》。讀《政治學》,便不得不介紹其作者——亞里士多德。首先,我簡單敘述下亞里士多德生平。亞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是柏拉圖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老師。馬克思曾稱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恩格斯稱他是古代的黑格爾。亞里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其對後世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政治學的讀書筆記

有人說:如果說柏拉圖的理想國爲人類國家的政治體制開啓了一扇窗的話,那麼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爲國家政治體制撐起了一片天。在西方歷史上,亞里士多德對後世歐洲的影響僅次於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既師承柏拉圖,又有獨創性的發展。那麼在這裏我與大家簡單分享下我讀著作《政治學》的總結和感想。《政治學》被公認爲西方傳統政治學的開創之作。它所建立的體系和一系列政治觀點,對西方政治思想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全書在對 100多個城邦政制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從人是天然的政治動物這一前提出發,系統論述了什麼是對公民最好的國家。全書共 8卷103章,按內容可分4部分。①第1、3卷,探討城邦、政體等基本理論。認爲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一種社會團體,追求最高最廣的善業。人類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經家庭、村坊而組成城邦。政體按其宗旨及最高統治權執行者的人數,分爲正宗與變態兩大類。前者爲君主、貴族、共和 3種,後者爲僭主、寡頭、平民3種。②第2卷,批駁取消私有財產和家庭的主張,評析當時的各種政制。③第 4、5、6卷, 論述現實中的平民、寡頭、共和等政體的具體形態、變革原因及其防範措施,提出以中產階級爲主體的共和政體是最穩定的政體。④第7、8卷,論述理想城邦中的道德、人口、疆域、民族性和教育等問題。《政治學》主要強調了教育與政治的關係,提出和諧發展教育觀和教育年齡分期。

在書中,他和他的老師柏拉圖一樣,把教育視爲奴隸主政權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強調教育的政治意義,要求由國家創辦並管理學校教育。他還把心理學引進教育學的討論中。他首次提出的教育須依靠並適應自然、發展兒童天性中的潛在能力的思想,開啓了後代資產階級"遵循自然"教育思想之先河。他最早依據兒童發展順序作了劃分教育年齡階段的嘗試,並從理論上論證了和諧發展教育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在西方教育史上,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並論證了教育要適應兒童自然天性發展的思想,並以之確定了教育的年齡分期,對各年齡階段教育的要求、組織、內容和方法等具體措施提出具體意見,要求成人應根據兒童年齡特徵對其進行教育。他認爲人不同於其他動物,身心具有作人的某種特性。因而只有遵循這種特性,教育才能卓有成效。他把一個人從出生到21歲期間受教育的年齡按每7年爲一自然階段劃分爲三個時期:從初生到7歲爲第一個時期;從7歲到14歲(青春期)爲第二個時期;從14歲到21歲爲第三個時期。他把課程分爲有用和文雅兩類的"文雅教育"思想支配歐美中等和高等教育達兩千年之久。亞里士多德及他的《政治學》,既影響了阿拉伯的文化教育,促進了中世紀歐洲學校教育的發展,又對文藝復興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產生及發展,起了相當大的啓示作用。他對幼兒教育的專門論述及在道德教育中注重躬行實踐的思想對今天的教育實踐仍有借鑑作用。須指出的是,他的整個教育體系,體現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其中充滿了階級的偏見和反動思想,這些都要需要批判的。

這也正是說明了在該書中也存在許多不足取之處。不過這大部分體現在他對政治體制方面的論述。亞里士多德在書中提出了“人從本性上說是政治的動物”的命題,闡述了城邦的起源、性質、目的、任務和活動原則,提出了關於公共權力、政體、法治等方面的理論。亞里士多德將政體分爲四種:寡頭制、民主制、混合政體、僭主政體。例如在談到奴隸制的時候,我們已經看到,亞里士多德不是一個信仰平等的人。縱使承 認了奴隸與婦女的服從地位,但所有的公.民.在政治上究竟應該不應該平等,還仍然是 個問題。他說有些人認爲這是可以願望的,根據的理由是一切革命的關鍵都在於財產的 規定。他反對這種論證說“最大的罪行乃是由於過多而不是由於缺匱;沒有一個人是因 爲要躲避凍餒才變成爲一個暴君的”。在我看來,他的諸多觀點也是矛盾的!比如: 亞里士多德說,選舉行 政官的辦法是寡頭制的.,而用抽籤來任命行政官纔是民主的。在極端的民主制裏公民大 會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並且獨立地決定每一個問題。雅典的法庭是由抽籤選出來的大量 公民所組成的,而不需任何法學家來幫忙;這些人當然易於被雄辯或者黨派的感情所左 右。所以當他批評民主制的時候,我們必須理解他所指的是這種東西。他強調要以統治政黨的經濟地位來區別寡頭制與民主制:當富人完全不考慮到窮人 而統治的時候便是寡頭制,當權力操在貧困者的手裏而他們不顧及富人的利益時便是民 主制。君主制比貴族制更好,貴族制比共和制更好。但是最好的一腐化就成爲最壞的;因 此僭主制就比寡頭制更壞,寡頭制就比民主制更壞。亞里士多德就以這種方式達到了一 種有限度的爲民主制進行辯護;因爲絕大多數的實際政府都是壞的,所以在實際的政府 中,民主制倒也許是最好的。 民主的政府比寡頭制更不容易有革命,因 爲寡頭們彼此之間可以起糾紛。寡頭們似乎都是些精力旺盛的傢伙們。他告訴我們說, 在有些城邦裏寡頭們宣誓說:“我要做一個人民之敵,我要竭盡全力設法來對他們加以 一切的傷害”。亞里士多德把國家的整體是建立在社會的政治活動和政治現象上,在此基礎上探討國家的問題,他認爲人是政治的動物,認爲人按照其本醒必須結合成共同性才能生存,國家也由此產生。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人,人是社會的產物,具有社會性的。哲學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把把看似複雜的問題簡單化,把複雜的世間萬物抽象成具體的東西。亞里士多德的政治體制並非完美無暇的,它有一個致命的硬傷,他在國家的必備條件裏說過,一個國家只有廣闊的土地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但廣闊的土地又是必要的條件,他眼中國土的最大限度是:能讓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互相瞭解,能夠在一起召開並便於管理會議。這不僅讓人有點失望,他所提出的政治理論盡限於雅典這麼一個小城邦,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但是不具有一般性,根本不可能進行推廣的。具體後人有沒有借鑑亞里士多德的理論學說付出實施我也不知道的,即便是有我敢肯定也是失敗的,因爲這一些的理論看似和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自由平等很是雷同。但二者存在質的差別,那就是兩種看似相同的政治制度建立的經濟基礎不同。前者是建立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奴隸制生產方式上,後者建立在高速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亞里士多德天才地指出人類與政治的內在相聯性 ,並精確地預言了政治的基本主題——公正 ,精闢地指出了社會中法律、正義、智德的作用。但是 ,他也只是指出了政治研究的方向 ,未能深入剖解古代西方政治生活。時遷勢易 ,隨着人類社會政治生活複雜性的充分顯示 ,人類的政治認知水平大大提高。現代政治學以社會科學的深入發展爲藉助 ,已能較爲清晰地給我們展現人類政治生活畫卷。

古人的政治探索爲現代化政治體制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在《政治學》中我們也受益匪淺,從教育到政治。不過對我而言,我們從中學習的是亞里士多德的探索精神。懷有他一樣的執着,我們也定當有所成。

中國需要理性務實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且需採取一種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體制邁進的改革策略政治體制改革作爲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羣衆政治參與積極性的不斷提高相適應,因而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這一點,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講得十分明確。另一方面,堅定不移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也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迫切要求,是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人民更加幸福和更有尊嚴的必由之路。

政治體制改革改什麼、怎麼改,人們有着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是,應借鑑引進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實踐經驗及體制架構,在中國實行普選制和多黨制,軍隊國家化,新聞自由等。另一種主張是,中國現行政治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政治體制改革只需在現有框架內進行即可,無需吸收借鑑西方的政治文明成果。

對於前一種主張,贊成的人不多。據前述環球網的調查,僅有15.5%的受訪者認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是要推行西方式民主政治體制。究其原因,一是人們擔心把西方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國可能會發生“水土不服”的情況;二是激烈的變革容易使現行社會秩序和運作陷入混亂,進而危及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對於後一種主張,人們主要擔心的是其改革的力度和成效是否能充分到位,是否能滿足中國向現代強國和公民社會轉型的民主與正義需求。

種種跡象表明,圍繞政治體制改革問題的爭論有意識形態化的趨勢。而這種趨勢蔓延下去,勢必會延誤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增加未來改革的風險和不確定性。爲了使政治體制改革在可控、有序的前提下進行,我們主張,遵循現代民主政治的一般規律,本着實事求是原則,着眼於解決實際問題,務實地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

中國的發展階段和現實國情,要求我們採取一種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體制邁進的改革策略。我們認爲,在未來30年,甚至更長一點的時間內,要使經濟在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中健康快速成長,中國應實行適當集中的政治體制與較爲分散的經濟體制相搭配的發展模式。亞洲的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臺灣、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轉型時期,都曾經實行過這樣的模式。我們的考慮是:第一,實行較爲集中的政治體制,是解決二元結構轉型時期複雜經濟社會問題(如收入差距拉大、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完善、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等)的保證。第二,較爲集中的政治體制是保證國家平衡發展和加強民族親和力的制度條件。第三,較爲集中控制而又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有利於經濟的平穩發展。第四,政治體制的構建,要融於基本國情和民族的傳統文化文明之中。

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應在推進執政黨自身改革、加強人大政協的地位等方面不斷取得突破順應社會期待,破解改革難題,我們可以設想,下一步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當在以下方面不斷取得突破。

推進執政黨自身改革。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時期,適應建立一個適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不能動搖。在此前提下,黨要着力推進自身改革,加強執政能力建設。在這方面,首先,要改革和完善黨的執政體制和執政方式。要確保黨的活動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黨的政策和主張通過合法途徑上升爲國家意志。理順黨與公共權力的關係,努力實現科學執政。其次,要推進黨管幹部的科學化。要從對幹部個體管理的具體事務中擺脫出來,更多地轉向通過政策導向來保證幹部隊伍的質量。第三,要加強和改善黨對新聞的領導。尊重新聞自身發展的規律,通過法律手段引導和保障新聞媒體健康有序發展,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第四,要發展黨內民主。重點是完善黨內差額選舉制度。

加強人大、政協的地位。從實際運作看,全國人大如何更充分地行使權力,充分體現其憲法規定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地位,有許多問題需要破題。包括:精簡代表名額、逐步推行人大代表專職化、政府和檢察院、法院代表逐步減少並退出人大、建立人大會議辯論制度、以差額選舉的方式產生代表等。人民政協制度是體現協商民主的先進制度。遵循協商政治的一般規律,提升政協組織的地位,需要在以下方面大膽探索:逐步引入競爭選舉機制,增強政協委員的民意代表性;調整政協的組織構成,容納地區、民族的代表,發揮政協解決區域紛爭、促進地區和諧穩定的作用;賦予政協一定的立法權,硬化政協的地位。

實現立法的民主化。立法民主化是時代的潮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距離立法的民主化還有很大差距。實現立法的民主化,需要對現行立法原則和程序加以調整和完善。如擴大提出議案的主體範圍;法律法規的制定要公開、透明、民主;消除部門立法的弊端;強化立法的法律監督。

推進政府的改革。其重點是: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改革財政預算制度,形成一個爲人民服務的公共預算以及向人民公開透明的陽光預算。理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既保證中央的權威和國家的統一,又發揮地方的活力,調動其發展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積極性。

推進司法獨立。我國現行司法體制存在的弊端,概括起來,是司法的等級化、司法的行政化、司法的商業化和司法的地方化。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增強司法的獨立性,需要建構符合司法內在規律的法官和檢察官管理制度,實現法官和檢察官制度的現代化;建立相對獨立的司法執行機制;實現法院、檢察院人事和經費垂直管理。

大力發展社會組織。發展社會組織,是落實公民結社自由權利的具體體現。從政治角度看,執政黨發展社會組織的導向已經十分明確。推動社會組織發展,需要在體制政策、發展環境、結構治理等方面予以突破。具體來說,一是要突出發展重點。大力發展各類工商技術協會、社區自治組織、慈善組織、中介服務組織。二是要創新發展環境。包括加快轉變政府職能,使政府從一些社會領域退出;放寬准入條件,加強監管;增強社會組織的民間性和自治性等。三是引導和支持社會組織參與公共管理。四是完善社會組織立法,保證社會組織的法定地位。

政治體制改革是民意所向、大勢所趨。清醒地把握政治體制改革的方向和任務,堅持務實漸進的改革策略,有利於中國平穩地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對此,我們堅信不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