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一書，是韋伯分別在1917年和1919年所做的演講。面對臺下大批優秀的慕尼黑青年，韋伯以“學術作爲一種志業”和“政治作爲一種志業”爲題，向動盪時期德國的年青一代闡釋學術、政治作爲志業的外在條件和內在要求。讀完此書，感想頗多。
一、意義困境：學術何爲
韋伯曾經發問：“今天還有誰會相信，天文學、生物學、物理學或化學，能教給我們一些有關世界意義的知識呢？”
把學術作爲一項志業的預設是，學術具有意義。如果說學術不能擔負起信仰的重任，也不能作爲人生指南，那麼，學術的意義何在呢？
毫無疑問，學術是追求進步的。這也同樣意味着一個學者耗盡畢生精力完成的作品，將在數十年內被超越。“在學術園地裏，我們每個人都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內就會過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要面對的命運，或者說，這正是學術工作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完滿’，意思是新‘問題’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過時。”所以我認爲，學者的心境乃是：明知有朝一日自己的畢生心血會被超越，會被更爲出色的所掩蓋，卻仍然全心全意付出，對自己所選擇的志業不離不棄、相濡以沫。學問出於至誠，最偉大的學者往往具有一顆孩童般的赤子之心。“就學術本身的觀點來說……將來總有一天，我們都會被別人超越；這不僅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更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隨着人類理知化的進行，人們越來越相信通過計算可以掌控一切，除美化過程外，同時帶來的還有人類支配欲的增強。處於進步之中的生命永無止境，也不會有人覺得此生活夠了，而坐等壽終正寢，死亡也變得毫無意義。在一個“追求進步”成爲生命價值的時代，學術雖然無法成爲先知，但卻仍然有自己的使命。只有學術有自身的使命，才談得上成爲一種志業，吸引無數有志者爲之奮鬥終生。而這種使命，簡單地說，就是追求進步，追求“過時”。
如果說學者該堅守的是自身的清明，時刻不逾矩的話，那麼，學術作爲一種志業，最需要堅守的則是自身的自由。“韋伯對‘講臺先知’的批評，其實是要保護科學的自主性，使它不致被誤用、濫用。他不希望見到大學被誤作教會的、教派的或官方的附庸機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以“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警醒自我，就是源於自由對於學術之重要性。完全可以說，自由是學問的靈魂。從這一意義上說，真正的學者必定是精神上的勇士，不畏權威、不畏權貴，敢抒己見，敢疑經典。學術貴在獨立，絕不可淪爲政治的婢女。價值中立不僅是一種原則，還是一種價值立場。學術的目的只能是爲學術本身而學術，絕不能承擔學術之外的任務，比如道德教化。學術不能離開一時代之文化的薰陶。學術與文化的關係應該是既融入其中，又保持批判的距離。
二、一些零碎的思考
韋伯在一百年前發出的聲音，依然振聾發聵。近代化過程充斥的機器轟鳴，碾碎了昔日高高在上的宗教權威。世俗社會中物質慾望的膨脹，使人們的經濟境況日益豐裕，娛樂生活日漸豐富多彩，而與之相伴的卻是精神世界的日漸空虛。在現代社會，個人成爲原子體，人與人之間熟悉而陌生。在一個物質至上、充滿隔膜的時代，何處追問人生的意義？
物質擴張在學術領域的表現是實用性學問被尊崇到過分的`程度。人們爭先恐後地涌入被視爲顯學的經濟、管理等效益行業，而古老學問如歷史研究則顯得孤獨而落寞。實用性技術的好處立竿見影，對經濟收入的提高作用也十分明顯。相比之下，歷史學、社會學等知識倒成了“無用之學”。但是，如果人生之意義就在於追求經濟之效益的話，的確是辜負了一世年華。物質生活固然重要，精神高貴也必不可少。如果人人都對錢權趨之若鶩，誰來守護精神家園？所以，真正做大學問者，一定是淡泊名利的人。真正的精神貴族，一定是在鬧市中守望林泉的那個人。
由韋伯的著作聯繫到自己的經歷，我是一個矢志治史的人，學生時代收穫的夢想至今仍然守護。作爲一名黨校教師，要講政治理論，離不開對歷史的研究學習，對社會學、歷史學內心充滿熱愛之情，但多少又帶有些“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相逢未嫁時”的遺憾。我曾經立誓：文史爲師，琴畫爲伴。但現在看來，以史爲師看來不太合理，學問不能用於指導生活。我又曾經說過：以歷史爲信仰，看來又不太對，學問只能是學問，不能鳩佔鵲巢當作信仰。當我看到歷史課本上麥加朝聖的圖片時，我默默感動着。或許，對於治史者來說，一生的事業都是在進行一次次的朝聖吧，以畢生之精力去朝拜真實，畢竟，求真是歷史的靈魂。
在當下的各個大學中，經濟、管理等學科人頭攢動，而歷史之路似乎顯得很冷清，如同弗羅斯特所說的：“芳草萋萋，十分幽寂。”也許，歷史被視爲“無用之學”是對的，如果有人問歷史能帶給人們什麼，我想即使再偉大的歷史學家對此也會瞠目結舌。在立竿見影的功用面前，歷史是無言以對的。或許，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我們能做的，唯有堅守，做一個麥田裏的守望者，守住內心的清明和當下的責任，因爲我相信一句話“讀史使人明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