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農民工市民化是一項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前進過程中遇到了種種阻礙，其中有來自人爲的制度的制約，也有農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市民化進程中，農民工在工作、社會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慣習不利於農民工市民化，並可能促進農民工保留自身的族羣特性，對我國城市化進程產生消極的影響。
關鍵詞：農民工市民化；慣習；障礙因素；族羣性再生
Abstract：As a complicated systematical social project，the 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 is facing a lot of handicaps，some of which are institutional while some come from the workers thems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themselves into citizens，the workers’ life style and working habits are not propitious；they even make the workers stick to their farmership，which has negative influences on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Key words：farmer-worker’s acquiring citizenship；habit；handicap；resurgences of ethnicity
20世紀80年代伊始，中國農民向城市的流動伴隨着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邁出了快速發展的步伐，形成了中國社會中醒目的民工潮並一直持續至今。農民工是中國城市化進程中一支不可低估的力量，在城市化大潮中，農民工市民化在所難免。不管是從目前狀況還是長遠的規劃來看，中國城市化都需要關注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這是社會的良性運行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
農民工市民化並非一個理論上的應然和必然，在當前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雖然進了城，但並沒有完全融入城市，而是出現了半城市化狀態[1]。爲什麼農民工市民化不能順利進行?在此進程中存在什麼樣的障礙因素?這些正是當前學界努力探討的問題。
一、農民工市民化概念和障礙研究
針對農民工進城的諸多研究已形成共識，即農民工進城不僅是農村人口的經濟活動從農業轉向工商業，也不僅是他們在空間上移居城市，而是具有現代化意義的“文化移民”，是農民向市民的轉變過程，它涉及農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面轉變。
農民工市民化是指農民工向市民的轉化。從理論角度觀察，在農村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非農化、城市化和市民化應是互爲關聯、協調發展的三個方面，它們共同推進是農村現代化較爲理想的過程。但在我國農村現代化的實際發展過程中，它們卻十分不平衡，當非農化已經發展到較高程度時，城市化尤其是市民化卻遠遠滯後。
“城市化”概念側重於國家、區域、社會結構、物質層面的變化，“市民化”概念則主要指社會成員角色的轉型。有學者認爲，從狹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工市民化主要是指農民、城市農民工等在身份上獲得作爲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會權利的過程，如居留權、受教育權、勞動與社會保障權等；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農民市民化是指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藉助於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推動，使現有的傳統農民在身份、地位、價值觀、社會權利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向城市市民的轉化，以實現城市文明的社會變遷過程。完整的農民工市民化應該是廣義上的農民工市民化[2]。
農民工市民化的嚴重滯後已經引起了廣大學者的研究和關注。在對阻礙農民工市民化的因素進行討論時，相當多的學者都注意到了我國形成於計劃經濟時代的戶籍制度以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就業制度、教育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構成了農民工羣體市民化的制度性障礙。這些現存制度一方面促進了農民工的“非市民”身份認同[3]，另一方面導致了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缺失狀況[4]，並認爲可以通過增加制度供給或制度創新以完成農民工羣體向市民化的歷史轉變[5]。
制度障礙是與國家、政府相關聯的技術層面上的農民工市民化障礙，當前在對待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上，國家針對農民工進城及城市定居行爲經歷了從限制、默許到鼓勵的政策歷程，許多幫助、鼓勵農民工市民化的制度正在制定、建立。
而從廣義的農民工市民化角度看，制度的改變並不必然導致農民工市民化，因爲這個過程中還涉及農民工價值觀及生產生活方式的改變，這是與國家、政府相對應的社會文化層面的農民工市民化過程。農民工轉變爲市民是農民工的繼續社會化，繼續社會化與初始社會化不同，那些在初始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社會化內容將會嚴重影響繼續社會化的方向和進程，而這些正是農民工市民化研究中需要認真考慮的非制度性影響因素。
二、慣習與農民工市民化實踐
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前經歷構築了他們的羣體特性，這是他們市民化轉型的前提，可用布迪厄的“慣習”概念來概括。在布迪厄看來，隨着個人不斷接觸某些確定的社會狀況，逐漸會形塑起一整套性情傾向，這種性情傾向就是慣習。慣習“是歷史的產物……它確保既往經驗的有效存在，這些既往經驗以感知、思維和行爲圖式的形式儲存於每個人身上，與各種形式規則和明確的規範相比，能更加可靠地保證實踐活動的一致性和它們歷時而不變的特性”[6]。
布迪厄的慣習是他實踐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如果將農民工市民化看作農民工自身的實踐過程，其市民化實踐將表現爲他們原有慣習和城市社會、經濟、文化結構不斷相互作用的具體活動。在與城市結構和城市居民的互動過程中，他們的種種行事、決定、權衡、衝突，不是他們面對具體情境所做出的臨時性反應，而是行動者的生平情境和歷史處境的積累性反應。
據布迪厄分析，行動者都是通過由以往經驗建構而成的範疇來理會和感知各種外在刺激和制約性經驗。也就是說，初始經驗必然是優先的，更爲重要的，因此慣習的性情傾向系統也就具有相對的封閉性[7]178-179。他在分析北非一些農村本來渾身傳統慣習的農民突然置身於資本主義世界時提出了慣習滯後現象。他認爲，行動者所處的場域發生了急劇變化，但由於慣習特有的慣性而出現了滯後現象。
農民工從農村進入城市，二者之間既存在現代化發展方面的差異，又有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他們在剛進入城市場域時會發生這種慣習滯後現象。農民工的慣習和慣習滯後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踐研究不可忽略的要點。
三、慣習和慣習滯後成爲農民工市民化實踐的障礙
不同文化脈絡下成長的人，自然會有相關的行爲模式和知識結構，中國的農村和城市既有地域文化的不同，更有傳統和現代文化的差異。
農民工是帶着農村慣習進入城市的，這種慣習既是一種性情傾向，也是一種知識和能力。即使性情傾向發生了轉變，也可能因爲缺乏相當的知識和能力而不能使用某些手段來達到目的，因而只得依靠原來熟悉的方式和手段。
農民工作爲城市中的新來者，他們曾經擁有過屬於自己的行動構造和意義脈絡，有過自己可理解的社會世界。一項關於移民行爲的經驗研究也證實了這個觀點，“從行爲得失的比較，我們發現移動者似乎較易取得都市行爲，而不易放棄過去的習慣行爲”[8]。這可從經濟生活、社會交往和生活方式等實踐領域進行探討。
1.工作只爲取得收入而非指向職業影響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經濟發展能力
農民工的城市適應有經濟層面、社會層面、心理層面等多個層次。當前農民工的適應僅僅停留在經濟層面，雖然許多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就業與城市工人一樣，但在就業心態上卻和城市工人有許多不同。
在衆多農民工個案中，農民工因城市工作不穩定而臨時性就業的想法很突出，他們基本上沒有職業發展計劃，甚至不少人有實在不行了就回老家的想法。當被問及今後的工作打算時，他們的回答大多是做點小生意，這種回答反映了他們對未來的一種想像，而不是計劃。
農民工人與城市工人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追求的不是一份好工作，而是一份好收入。農民出身的工人同世襲的城市工人之間呈現兩方面的差異：①對工作本身並無興趣，工作僅僅是出於對工資的考慮；②蔑視自己的勞動，並不視其爲形成其過去及一輩子生活的手段，而是將其當作一種臨時獲得財富的手段，財富對他而言纔是唯一能穩定生活的基礎[9]。
農民工缺乏職業發展計劃還與他們低下的文化素質有關，知識和技能是慣習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多農民工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他們最大的希望就是學門技術。這一點要實現也比較困難。由於現代工廠實行嚴格的技術分工，將工人限定在一兩個工作環節上，他們完全喪失了工作中的主動地位，更不可能學到一整套的技術。
由於文化素質低下，農民工所能學習的技術較多集中在幾項特定技術上，男的就學裝修、建築、廚師，女的只有學裁縫、按摩或美容。技術過分集中的結果是增加了就業的難度，最終也削弱了農民工學習技術的興趣。
布迪厄曾指出，阿爾及利亞的準無產者始終無法形成理性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所要求的那種“理性慣習”，因而始終無法轉變成穩定的工人階級。他們無法形成根據時間進行籌劃的性情傾向，而沒有這種性情傾向，就不可能體察蘊涵各種選擇的未來的可能性，不可能做出有意義的決定[7]305-306。當前中國城市社會中的農民工雖能解決城市中的生存，但卻因固有的慣習取向喪失了經濟發展的途徑，在經濟層面上並沒有實現真正的市民化。
2.固有的社會交往慣習與網絡約束了農民工與市民羣體的聯繫
在農民工向城市的流動和生存中，他們原有的社會網絡起了很大作用。農民工在城市構成的以初級羣體爲基礎的社會網絡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在經濟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進城的農民工能很快適應城市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他們在城市中的停留；另一方面，這些網絡強化了農民工生存的亞社會生態環境，保護了農民工身上所具有的傳統慣習，阻礙他們與市民羣體的交往，也阻礙其對城市的認同與歸屬。
大多數農民工社會交往圈子通常侷限於同類之中，形成了“城市中的老鄉”這一特殊的社交圈。這樣的狀態使農民工與市民減少了互動的機會，農民工失去了市民直接的文化引導，更難完成文化移民的任務。
農民工與市民存在不同的社會交往圈，主要原因是農民工與市民在經濟社會地位、語言文化上的差異，而且，農村傳統文化薰陶下的社會交往取向與城市現代文化中的取向也截然不同。城市由高密度、多元異質的人羣組成，這種環境特徵拓展了人們的生活空間和交往範圍，在人際關係中，大量存在的是那種間接形成的次屬關係，而農民工的社會交往慣習追求的是初級關係。這兩種取向的不同導致農民工不喜歡與市民打交道，覺得他們“虛僞”、“不實在”。
在前現代社會，空間和地點總是一致的，大多數情況下，社會生活的空間維度都是受“在場”的支配，即地域性活動支配的。現代性的降臨，通過對“缺場”的各種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間從地點分離了出來，從位置上看，遠離了任何給定的面對面的互動情勢。市民相當多的互動是在間接的互動中完成的，而農民工不習慣這種互動情勢，因而疏離了市民的社會交往圈。
另外，農民工作爲一個羣體受到了社會歧視。農民工對這種結構性限制的認識，抑制了他希望被主流社會承認的希望，進而使他們爲保護自己而維繫自己的圈子。
總之，農民工與市民的交往是農民工市民化的必要條件，而這種交往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其中農民工從農村傳統社會帶來的社會交往慣習與網絡成爲主要障礙之一。農民工固守在狹隘的交往圈，客觀上形成了社會隔離狀況，使農民工與城市主流社會、主流文化相疏離，成爲“城市中的村民”。
3.居住區域與市民隔離造成農民工生活方式的內卷化
城鄉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脫離了原有的農村環境，農民工進入城市後他們的生活方式肯定會發生一定的變化，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生活方式的變化並非市民取向，而表現出一種內卷化的狀態，即在不能向外部轉變和擴張的情況下只能轉向內部的變動。內卷化狀態首先源於農民工居住方式的獨特性。
經濟條件往往是居住方式的決定因素。由於農民工經濟生活的習慣及城市就業體制歧視等原因，他們難以獲得穩定的就業和收入來源，這造成了他們在城市居住中的特有形態。
當前農民工的居住形式主要表現爲三種：租房、自搭棚屋或住在僱主提供的房屋裏。其中最常見的是在城市中租住房子，地域又通常集中在城市中心的貧民區或是城郊結合部。農民工能夠支付的租金有限，對居住條件的要求不高，導致他們經常居住在相似租金、相似條件的區域內，在城市中形成農民工集中居住的區域，如南方城市中的“城中村”等地區，居住的外來人口遠遠超過本地人口。農民工居住地域與城市居民的隔離直接導致他們生活與城市居民的隔離，也因此形成了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他們並非直接消費所有與農村相差甚遠的東西，也並沒有接近當地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方式的物質層面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
從上面分析可看出，慣習既是一種性情傾向，又是一套知識和能力系統。慣習是農民工從原來的社會化過程中取得的，儘管進入城市後周圍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慣習通常滯後於環境變化。慣習的改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相對於慣習的難變，制度上的變遷速度可能快得多，這使慣習成爲農民工市民化轉型中的障礙，農民工市民化需要改變農民的傳統慣習。
四、農民工慣習導致的族羣性再生問題
在很多農民工聚集的城市區域，已經不是城市而更像農村了。除了不再從事農業活動，其他如生活、交往、文化理念等各方面都更接近農村，在這些區域，農民工部分地進行了族羣性再生。
族羣性再生是當代國際移民研究中提出的新理論。在考察移民問題方面，帕克提出的“同化模式”曾佔據了主導地位。主張“同化模式”的學者大多認爲，跨境移民在接受國一般要經歷定居、適應和同化三個階段，移民會最終褪儘自己的“異性”而被主流社會接納爲“自己人”，美國社會就是這樣一個“民族熔爐”。但新的理論提出了異議，移民可能在一些方面學會適應，但可能拒絕同化，或是不再有條件同化。這樣移民原有的一些族羣文化將在定居地再生出來。整個社會模式不再是同化模式，而是出現異質共存的狀態[10]。
由農民工慣習支撐的農民族羣性再生已經造成了我國城市社會中的異質共存，這對於我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極其不利的，尚需在城市化研究中得到進一步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