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對中學教育的指導思想：一是爲高一級學校培養輸送合格人才。這主要是指通過普通高中教育爲普通 高校輸送人才;二是爲地方經濟的振興培養人才。這主要是指通過職業高中教育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培養實用型人才。然而現實的農村中學教育尤其高中教育狀況不由不令人憂慮：重普不重職，重遠不重近，致使教育對當地經濟發展的作用和效益大打折扣。
由於農村家長受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從事的又是傳統農業耕作，思想認識有一定侷限性，所以總想讓孩子上普高從而跳出農門，擺脫貧困。在這種意識的驅使下，家長們不惜借款，也不能正確衡量孩子的智力潛力和興趣特長，更不能正確引導其子女的擇業出路，一窩蜂地、押寶式地“逼”其子女上普高。結果能被高校錄取的僅僅是極少數，能被重點院校錄取更是鳳毛麟角，“千年等一回”。絕大多數的落榜者怎麼辦?當然家長們絕不灰心，學生們也不甘心，無奈之下又選擇了復讀，兩年，三年甚至更多。功夫不負有心人，兩三年後他們中的一部分確實被高校錄取了，但是給我們留下的思考也是頗多的：
思考一，面對越來越艱難的就業形勢，這些人高校畢業後很難找到對口的工作，即使是能就業，也得改行改業，學非所用，有的所學專業可能一輩子都用不上，爲了適應工作的要求，又必須要耗費大量精力和經費進行重新學習。這樣一來，之前爲其付出的教育資源就等於是浪費。
思考二，面對這些年出現的“水往東邊流，人往南邊走”的就業大潮，這些畢業生爲了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打工，也都趨向於自然條件較好、經濟發展較快、用人機制較活的東南及沿海地區，很少或根本就不願返鄉。這種知識、技術和人才的南遷，自然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南北經濟發展差距，於當地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極爲不利。
思考三，許多農民家庭本來就沒有什麼積蓄，只能維持溫飽，但爲了供孩子上學，已是債臺高築，只好指望子女參加工作掙錢後還債，但由於找不到“正式”工作只好去打工，打工者一般經濟收入較低，只能維持自己的生計，還要租房或買房，娶妻成家，必然導致舊債未還新債又續，這就使得本不富裕的農民家庭因供子上學而重新返貧。
思考四，那些復讀兩三年仍考不上大學的幾乎佔農村高中生的一半以上，完成義務教育後未升入高中的就更多，高、中考的落榜，加之其他因素的影響，他們不得不返鄉，本該說他們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可以爲家鄉經濟建設大顯身手，可是他們畢竟是有文化而無一技之長的勞動者，因此，他們只能從事簡單勞動，簡單勞動和複雜(科技含量較高)勞動所創造的社會經濟價值顯然有很大差距，而從事簡單勞動或傳統方式勞動的人，已經不適應於今天乃至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從另一角度講，這些人返鄉後很可能成爲所謂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加之自己又不想呆在家裏，所以在地方政府的號召下，只好去“勞務輸出”了。試想連這樣一些農村後備勞動者都外出打工了，哪家鄉的經濟建設靠誰來搞?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描繪的“城鄉一體化”的宏偉藍圖靠誰來實現?二零二零年的全面小康社會又由誰來建設?再深一層說，勞務輸出僅僅是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經濟增長方式，只能暫時增加家庭經濟收入，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當地經濟發展的大問題，長久之計還是要爲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培養建設人才。綜合以上幾點看，農村中學教育並沒有或很少給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比較實際的經濟效益，可見農村高中階段教育的發展，直接影響地方經濟乃至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
思考五，如果地方政府能更加重視農村中學職業教育，能根據地方經濟特點，合理佈局相應的農職業中學，就能將不同層次的學生分流，減輕普高的負擔，避免重複教育，減少有限教育資源的浪費，爲地方經濟建設留住技術、留住人才，使其直接爲地方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效益，比如辦養殖、食用藥用菌栽培、縫紉刺繡、家電維修、汽車摩托車修理、烹飪、旅遊、室內外裝潢、電腦謄印、工藝編制、糧食飼料加工、建築工程、花木栽培等各類職業技術學校，同一校可根據師資情況開設多個專業，同一個學生可兼學多項實用技術，讓他們有選擇地去發展。這樣，農村中學教育可以真正分流，重點中學可真正擔負起爲高校輸送合格人才的重任，職中可爲地方經濟服務，爲個人就業提供智力和技術保證，爲相對應的企業提供合格的技工，還可作爲農村科技培訓基地，農村中學教育也就真正發揮了爲地方經濟的振興培養人才的作用。
從另一角度看，對農村職業中學，除政府加大投資、嚴格評估考覈、加強監督指導外，學校內部也要明確辦學方向、理清工作思路、瞄準就業門路、追求經濟效益，要根據當地經濟特點設置專業或有目標、有簽單地設置專業。這些年農職業中學辦得不景氣，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羣衆沒有看到學生上職高後給家庭帶來的實惠、給社會經濟發展創造的效益、給家鄉的面貌改變引起的直接變化，所以職業學校在一定範圍內形成了惡性循環。要使農職業中學辦成鳥落樹而不是樹等鳥，就必須要走出“職業教育普通化、專業設置虛式化、經濟效益烏有化”的怪圈，真正邁上科學化、實用化、效益化的良性循環軌道，職業教育也就有了更加廣闊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