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週年，全國各地都有很多各種形式的大型紀念活動，我就打算因此寫一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週年徵文，我打算寫一寫我伯伯範信來。
貴陽市是一個移民城市。我從小就知道，我的籍貫是寧波，我們家之所以成爲貴陽人，是因爲，在上個世紀的三十年代，日本鬼子瘋狂地侵略中國，華北、華東等地的難民潮涌般的來到大西南，貴陽市自然也是難民的目的地之一。
我伯伯範信來則是從寧波逃難逃到了貴陽，後來在貴陽開了家汽車修理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的父母也來到貴陽當我伯伯的學徒，我們家的姐弟幾個也就在貴陽市出生、長大，成了地地道道的貴陽人。但現在我想寫一篇文章，就覺得應該認真核實一下。
我伯伯在幾年前就已經以93歲高齡去世了，我的父親也早已過世，我只能問問我的已是75歲高齡的母親。
母親告訴我，日本鬼子侵略中國的時候，當時的中國十分貧弱，但我們國家的地域廣闊，國民政府就命令並組織各種學校及文化部門和企事業單位遷到大後方，而一般的民營的小工廠國家是沒有能力管的，只能讓其自生自滅。
我伯伯範信來自然只能把自己的修車鋪的機器和員工一起與衆多的戰爭難民逃向內地，遷入貴陽。當時貴州的交通條件很惡劣，再加上兵荒馬亂的，我伯伯怕出事，還打着當時上海灘非常出名的青幫老大杜月笙的.旗號。總之，我伯伯他們是費盡了周折，吃盡了苦，纔來到貴陽。
雖然我母親並沒有親身經歷，不可能說得那麼詳細，但在我母親講述我伯伯的逃難過程時，我的腦海裏就會不時閃現出我曾經在各種抗戰回憶錄、紀錄片裏看到的那種慘烈的內遷場景。
我還想多瞭解點我伯伯逃難時的各種細節。我又去問了我的一個已經近70歲的堂哥也就是我伯伯的一個兒子。我堂哥說的卻與我母親說的大相徑庭，甚至可以說出乎我的意料。堂哥說，我伯伯在抗戰時期的1939年，爲保家衛國參了軍，當上了一名汽車兵。
在炮火連天中來往於各個戰場，後輾轉來到貴州，先是駐紮在遵義的鴨溪鎮，最後纔來到貴陽。抗戰勝利後退伍，我伯伯就在貴陽市的一家修車鋪當學徒。憑着寧波人的精明能幹，只幾年功夫，我伯伯已是一家修車鋪的老闆。大約在1953年左右，已經長大成人的我的父親及叔叔、表叔等也來到貴陽，當了我伯伯的學徒。幾年後，我的父親又回寧波，與我母親結了婚，再一起回到貴陽。
我堂哥還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國家進行私企的公有化改造時，設在三橋新街現在已經倒閉的也就是我父母曾經工作過的原貴州汽車大修廠就是以我伯伯的修車鋪爲基礎建成的，而政府則給我伯伯定了個八級工，這可是那個年代八級工資制中的最高一級，相當於現在企業裏的高級技師。
我母親說的與我堂哥說的是如此不同，讓我犯難。只是如今我伯伯已經去世，我已無法覈實。我真後悔以前沒有向我的長輩們多問問這方面的情況，我伯伯生前也從來沒有給我們講起過他在抗戰時曾經當過兵的往事。現在我只有靠自己分析。
我母親說到我伯伯逃難的過程時十分激動，還提到了杜月笙這個青幫老大，讓我不由不信，只是我還是有點疑問，我伯伯怎麼可能放下一大家子人獨自逃難呢！而我堂哥談起我伯伯來，雖然沒有那麼激動，卻也說得有板有眼，合情合理。
比較而言，我更願意相信我堂哥的說法。一者，堂哥是我伯伯的兒子，肯定會比我母親更清楚我伯伯的過去，再者，仔細想想，當時我伯伯也纔是個20歲左右的年青人，不太可能已有了自己的修車鋪之類的資產，而更可能爲了保家衛國，響應祖國的號召，參軍打仗，趕走日本侵略者。抗戰勝利後，我伯伯退伍了，才得以在貴陽市從當修車鋪的老闆的學徒開始，一步步幹到自己也開了家修車鋪，並叫來老家寧波的衆兄弟。
我堅信我的分析是對的。我伯伯就是一個抗戰老兵，一個充滿血性，與日寇浴血奮戰，九死一生的抗戰老兵！我爲我有這樣一個伯伯而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