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的道德制高點中，沒有比“保護弱勢羣體”更高的了。但是，口號的簡潔性不能掩蓋現實的複雜性，美國參、衆兩院在“2007年聯邦最低工資法案”問題上的較量，就體現了這種複雜性。
美國的聯邦最低工資，從1997年開始就一直沒有變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時的水平上。爲了適應新的經濟形勢，民主黨很早就提出將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7.25美元／小時的目標，共和黨卻遲遲不肯響應。但是2006年11月民主黨在中期選舉中大獲全勝，打破了這一僵局。民主黨佔多數席位的衆議院很快就於2007年1月通過了提高最低工資的法案。
按理說這事就該完了，最低工資提高了，底層勞工的利益得到了保護，政治家們可能還因此多贏得一些選票，豈不是皆大歡喜？
可惜，這事沒完。1月衆議院剛通過該議案，2月參議院的許多共和黨人就出來“搗亂”。他們表示，如果不增加小企業減稅條款，他們就不批准該議案。
雙方討價還價兩三個月，最後的結果是：最低小時工資從5.15美元增加到7.25美元，同時5年內給小企業減稅48億美元。
看到這裏，大家可能會對共和黨的“搗亂”感到困惑和不齒：他們“與勞苦大衆爲敵”。但是，事情真的這樣簡單嗎？我們不妨把”提高最低工資”作爲一副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看看它可能引起什麼樣的連鎖反應。
假設我是一個企業主，手下僱傭了7個人，每個人的小時工資是5元錢，如果政府強令我將工資漲到7元錢，我會怎麼做呢？爲了維持同樣的生產成本，我很可能將7個員工裁成5個。這時候，那5個人的利益是得到了保護，那麼，那兩個被裁掉的人呢？
“最低工資研究委員會”的調查表明，最低工資上升10%，會導致年輕非熟練工失業率增加1%到3%。這個研究結論的悲哀之處就在於，最低工資法旨在保護弱勢羣體，最後傷害的恰恰是弱勢羣體。
你可能會說，那就讓政府禁止企業在提高最低工資的情況下裁減員工。先不說這個“禁令”在僱傭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可行，就先假定它是可行的吧，後果會怎樣？對於企業來說，如果政府規定我不能解僱員工，那我不僱新的員工總行吧？前面說過，最受最低工資法影響的，恰恰是年輕非熟練工人的就業機會。你可能又要說，那我強制你僱傭新工人。好吧，我只好僱傭新工人。結果又會怎樣？這個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它的競爭力下降——美國的.製造業在第三世界國家面前節節敗退，與其勞動力成本偏高不能說沒有關係。你又說了，那麼我們就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好吧，貿易保護主義——咱競爭不過中國、印度，把它們關在外面還不行？後果又會是什麼？提高的生產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誰來承擔？消費者。那些抱怨美國的商品、服務太貴的人，很可能同時是主張提高最低工資的人，卻不願看到這二者之間的聯繫。你可能又要說了，咱不讓他們把生產成本轉移到價格當中來，咱降低資本家的利潤率不行嗎？可以啊，但是，如果一家企業沒有違法，你怎麼強制規定它的利潤率？強制企業不許解僱工人、強制它僱傭定量的新工人、貿易保護主義、規定企業利潤率，把這一切加起來，那叫什麼？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弊端，還用得着我繼續推這副多米諾骨牌嗎？
“保護弱勢羣體”最後導致“傷害弱勢羣體”，“道德制高點”變成了“道德陷阱”，這就是所謂的悖論。不幸的是，這個世界充滿了悖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