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來，我在波士頓大學當國際關係與政治科學的講師已經有好幾個年頭了。其實像我這樣博士讀到第二年就開始教課的不算太多，當時恰好學校的一位年輕女教授休產假，臨時找不到其他人頂替，系主任就直接派我去教這門“太平洋地區的挑戰”的國際關係課。沒想到學期結束，學生給我的評價出奇的好，從此一“教”不可收拾，不僅連續教了4 年，還不斷嘗試新的領域。在美國教書的這幾年，讓我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到了美國學生的狀態，也有不少有意思的小故事。
在美國的課堂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各種背景的學生都會出現，所以某種程度上也映射了一個微型的國際社會。記得有一次上課，講東亞二戰時期的歷史，我自然而然就提到了南京大屠殺。坐在後排的一個日本學生忍不住站起來說：“孫教授，南京大屠殺的數字是虛構的，而且這不是日本政府或者軍隊的行爲，僅僅因爲少數日本士兵沒有守規矩，犯下了一些罪行，結果大家反倒都來怪日本了……”日本學生反映的恰恰是日本國內關於這段歷史是如何闡述的。如果在平時，我肯定會據理力爭，可這是在課堂上，一個老師去和一個學生爭論，把其他同學晾在一邊，顯然不是一個很好的策略。於是，我讓班上的韓國學生來評論，韓國同樣有過被日本侵略的歷史，所以四個韓國學生滔滔不絕地對日本學生進行了輪番“轟炸”，後來班上的其他學生也開始或“批判”或“勸架”（基本都是站在中韓一邊）的時候，我以教授的身份平息了這場爭論。日本學生事後雖然不是很服，但也很感激，因爲我在課堂上沒有以教授的身份壓制他。
根據我教學多年的經驗，班裏的國際學生往往都是比較用功的，而美國學生則相對更會去“尋找生活與學習的平衡點”。經常會有美國學生因爲各種各樣的原因跑來請假，比如，恰逢某個民族或宗教節日，參加的運動隊出去比賽……這些“假”都是有學校的規章制度保障的。我甚至還碰到過一個學生，因爲和女朋友異地戀鬧分手，特地請了假趕去挽回戀情的。
有時候，學生請假不光有學校制度的保障，還有國家法律的保障。就在兩週前，我的一個學生因爲法院傳喚，被召去當一個謀殺案的陪審，因此向我請假。美國的陪審制度規定陪審團成員在陪審期間不能看報看電視，以免受外界對此案評論的`影響，幾乎是被關在屋裏，很久不能與外界聯繫，自然不能來上課了。波士頓當地的法官還特地給我發來郵件，向我闡述了美國法律第234A 章第61 節的規定，學校不能因爲去參加陪審的學生缺課而懲罰她。由於我教公共政策的課，也涉及到了法律和政府的關係，所以學生的缺課並沒有什麼影響，反倒在分享了她作爲陪審的經歷和感悟之後，給班裏其他學生（也包括我）上了極其生動的一課。
每年暑假的課，都是向波士頓本地社區的老人們開放的，我們叫它“長春項目”。這個項目本身就是針對退休後的老人開設的，只要有學習的熱情和興趣，就可以花很少的錢，坐到大學課堂裏來上課。這些老人的生活閱歷極其豐富，有在戰場上打過仗的老兵，也有在大公司歷練過的高管。我的暑期班上就有個老兵，當年在朝鮮戰場上和中國人打過仗，現在要聽一箇中國青年給他授課，想必需要很強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過學習的熱情超越了一切，他經常會跟班裏的其他同學分享自己的經歷，還掏錢印一些延伸閱讀材料發給大家，也會虛心地向我請教問題。從這些老人們身上，我也學到了許多東西。
我不太喜歡中國傳統式的教課方法，老師在上面講，所有學生在下面聽。我會經常引入一些互動，比如拋出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讓學生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很多學生都在評語裏寫道，非常喜歡這樣的課堂討論，而且覺得討論的時間還可以增加。
我的博士導師每年假期都會飛到中國的大學教課，他對中美教學方式的不同也深有感觸。他說如果在中國上課時展開太多的討論，讓學生暢所欲言，學生和家長都會覺得不划算，花了那麼多錢，老師你不講自己的東西，老讓學生在那裏講，這算什麼呢？所以他每次去中國講課，雖然很不習慣，但也會入鄉隨俗，儘量少安排課堂討論，多一些講課的時間。但是在美國，學生們特別喜歡能有機會自己去探索，以小組的形式去做一些課件，只要老師有適當的引導和點撥，同時配上一些輔助的文獻，這樣他們是最滿意的。一旦老師講得太多，美國學生會覺得自己沒有參與感，都只是老師的一家之言，不夠全面和多元。
美國學生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不像中國學生那麼在乎自己的分數。有時候我給B 以下的分數都會覺得很難下手，因爲在私立大學讀書，學生付的是昂貴的學費，如果拿一個C 回家，父母會不會很傷心呢？其實並不是這樣。有一次我給了一個C+，這個同學還專門來感謝我，說在我的課堂上學到了很多，他的其他學科也都不太好，但在我的課上卻有了進步，告訴父母以後，父母也很開心。這樣的例子還不少。在我看來，美國學生可能更多的是和自己比，他們不會因爲其他同學比自己成績好，或因爲拿不到A 而悶悶不樂，只要自己有進步就是成功。
和中國一樣，我在美國教過的學生，不管已經離開多久了，都會繼續和我保持聯繫。就在上個星期，一個我4 年前教過的香港籍女生就來跟我分享香港的局勢，同時想聽聽我的分析。他們已經把我當作值得信任的朋友，願意將自己的想法和境遇告訴我。能有這樣一羣“小夥伴”“忘年交”，確實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