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網絡對詩壇的改寫
詩歌公共傳播媒介迅捷發展，使傳統單一的政府審批的紙質媒介拓展到民間刊物、官方紙質媒介和網絡媒介等詩歌立體傳播媒介。官方紙質媒介一般分爲上半月刊和下半月刊，上半月刊爲傳統刊物，下半月刊一般是“官方刊物＋詩人掛帥＋民間資本贊助”的詩歌運作方式，民間刊物則基本上都是詩人通過各種贊助自發編輯的紙質印刷品，民間立場的加盟使得詩歌從廟堂之上轉化爲日常生活中的詩意化追求。《詩歌月刊》第一個在網上正式安家落戶，《星星》詩刊、《詩潮》、《詩選刊》、《揚子江》、《綠風》等刊物緊隨其後，官方詩歌刊物對網絡詩歌的指導性參與及肯定性認同，推動了網絡詩歌的發展，網絡詩歌已成爲紙刊的選稿基地。更重要的是，網絡媒介的發展使得詩歌、詩歌刊物都紛紛走上了網絡詩歌媒介的發展路徑，而詩人也紛紛建起了個人詩歌博客，黃遵憲當年倡導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牽拘”的詩歌寫作模式如今完全實現。
同時，網絡詩歌在傳播途徑上也更爲自由順暢，網絡的出現打破了傳統詩歌媒質編輯和傳播的單一結構以及壟斷性地位，詩人不必因爲美學旨趣、編輯口味、刊物規範等問題有意迎合刊物的口味。可以說，民刊的出現，使更多的詩人創作得以肯定、傳播和被人接受、閱讀，詩歌的生態環境日益自由寬鬆，文本創作也更具個人性和自由化。瓦爾特·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所勾勒的景象在網絡化得詩歌時代皆以實現，本雅明認爲，所有的讀者都變成了作者，讀者、作者和批評者頻繁互換，沒有專家和權威，在“衆聲喧譁”中到處是虛擬情境，意義不穩定的碎片，即時交流，新風格和新經驗的書寫，不連貫，胡鬧，主體變形，重複，震驚。這些場景如今都以網絡在場的方式呈現在我們面前。網絡的崛起以及詩歌網站、個人博客的興盛，爲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它有效地解決了詩歌在這個時代發表和出版難的問題。網絡的自由性和包容性在虛擬空間賦予了詩人、詩歌愛好者平等自由的話語權及對話權，任何人，只要你願意寫，都可以在自由、平等、開放的網絡和博客空間發表，而且立即獲得他人的關注和迴應，在短暫的過程中你迅速感受到了成果發表和被人關注的喜悅和快感，大大刺激了詩人的創作激情，從而使很多新詩人迅速進入詩歌界。
但不可避免，網絡也給詩歌帶來了負面性。網絡藝術是一種數字化的虛擬藝術，它只存在電腦空間（賽伯空間，cyberspace）之中。 在雜語並存、多元共生的後現代語境中，網絡改變了我們“改造世界”的生活態度和生存姿態，改變了我們的行爲方式和表達方式。網絡話語的空前自由，使詩人從單一封閉的時代開始入一個有更多機會表演和宣泄的時代，使得網絡詩歌寫作更即興、更簡單、更個性、更隨意，網絡詩歌創作不受任何束縛，而且發表的“門檻”低，有的詩人或詩歌愛好者缺少相應的自制力、道德力、責任力和專業力，隨意在網上書寫所謂的“詩歌”，把詩歌的性靈、責任、美學全部拋棄，剩下的只是“順口溜”、口水化，甚至是一些“色情詩”，如此也加劇了詩歌被貶抑的發展狀態，致使出現詩歌惡搞現象。當然，詩歌惡搞現象是詩歌愛好者對於1980年代中後期已降中國當代詩歌日益氾濫極端不滿的“集體暴 動”和渴求新詩規範和精品詩作出現的文學訴求，是對噁心的口語寫作和下半身寫作的“集體清算”，是對意象清新朦朧、韻味自足的現代漢語詩歌迴歸的渴盼，詩歌愛好者以靦腆的懷舊情結和極端的訴求方式對抗迫使美好傳統日益淪喪的後現代秩序，從而還原日常生活和美好傳統的審美訴求。
一般說來，網絡詩歌以其平等性、邊緣性、開放性、互動性、自由性及民間性，使詩人和讀者擺脫了傳統詩歌話語中編輯權力對詩歌本體的遮蔽、過濾等干預性處理。詩歌不僅是文人雅士、陽光白雪的創作，也是普通細民、下里巴人參與日常生活的有感而發的情感吟誦。“網絡詩歌”已經走向了當代詩歌場的舞臺中心，並初步確立了自身的法則，在參與者、組織形態、交流方式和交際功能等上參與了詩壇的建構，他們拋開了“社會面具”和“審美焦慮”，盡情地在網絡世界裏抒情寫意、感慨人生。尤其重要的是，在網絡詩歌創作中，女性與男性詩人共同參與到虛擬空間中的詩歌書寫。
二、博客時代下的“新紅顏寫作”
如上所說，網絡的出現極大地刺激了詩人的創作和詩歌的交流，讓詩歌重新煥發了青春。同時，網絡詩歌正以自由抒寫的開放性、海納百川的包容性、即寫即發的便捷性、探討交鋒的互動性、傳播方式的時效性，改變着詩歌原有的交流與發表秩序，改造了情感傳輸與抒發的方式。許多女性參與網絡詩歌寫作引起了衆人諸多的目光，創作出了許多詩歌精品，可以說，近十年來網絡詩歌創作中最引人關注的詩歌現象就是優秀女詩人的不斷涌現。李少君、張德明不久前在海口的對話《海邊對話：關於“新紅顏寫作”》 ①即是對這一現象的集中概述。“網絡時代尤其是個人博客出現後，涌現出了大批年輕優秀的女詩人。這些女性詩人的職業與身份越來越多樣化，她們大體都受過高等教育，職業比較穩定，也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很多人在開博客寫詩時，還很喜歡貼照片展示形象，我覺得這種詩歌寫作不妨稱作‘新紅顏寫作’，一種產生於網絡時代的與以往女性詩歌有所不同的現象。”評論家李少君和張德明在對談時提出了“新紅顏寫作”這一全新命名。李少君還舉了個例子：河北石家莊的一個叫施施然的年輕女詩人，在新浪開了個人博客，去年11月開始詩歌寫作。半年時間裏，她寫了60多首詩，每首詩都有大量讀者跟帖，甚至一些著名詩人也成爲她的“粉絲”。施施然的不少詩作迅速流傳，並在《詩刊》、《詩選刊》、《羊城晚報》等刊物和報紙上發表。李少君和張德明甚至預測，“紅粉兵團”的加入使當代詩歌染上濃厚的“脂粉味”。這種對詩歌現象的敏感概括與理論提升的探索勇氣確實是可嘉的，但會不會誇大了女性詩歌的作用，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一命名呢？
“紅顏”是個曖昧的詞語，吳三桂“衝冠一怒爲紅顏”，古語云：“自古紅顏多禍水”。所以，現在論爭雙方都把矛頭指向“紅顏”。實際上，在我看來，“新紅顏寫作”應該是和“舊紅顏寫作”相對應的，也就是和傳統女性詩歌相對應的，因爲女性詩人都可以稱做爲“紅顏”，從古至今，薛濤、李清照、秋瑾、林徽因、舒婷、王小妮、翟永明、伊蕾、安琪、李輕鬆等詩詞作者皆是“紅顏”，但是她們都是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詩歌，她們的生存語境、情感表達方式、詩歌發表方式與傳播方式都是比較原始的印刷式。而“新紅顏寫作”換個說法應該是“新女性寫作”，她們的生存語境、情感表達方式、詩歌發表方式與傳播方式都與傳統的舊女性詩歌寫作不同，傳統的女性詩歌寫作不僅是自己內心心靈的獨白，更要契合社會時代的審美要求和編輯刊物的審美口味，而“新紅顏寫作”不會迎合社會時代的審美要求和編輯刊物的審美口味，因爲她們的作品都是通過網絡博客上傳發表，不需要編輯審批，所以，她們的創作只需要表達個體的內在情緒。顯然，沒有外在附加因素的“新紅顏寫作”我手寫我心，自然更能觸及到許多讀者的內心鬱結，被讀者認可併產生共鳴。同時，在網絡時代，這些“新紅顏寫作”詩人大都是具有穩定收入的小資，在閒暇業餘之時，她們希望吟詩作賦調解生活風情，並通過網絡發表與傳播的方式進行公衆視野。而對於當下生活快節奏的大多數人來說，生存焦慮迫使他們不得不遠離文學，但他們欣賞和欽羨小資情調，“新紅顏寫作”的小資情調彌補了他們內心的衝動，那份久違了的快感使得他們喜歡閱讀這類詩歌，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缺乏小資情調的大多數人在網絡詩歌閱讀的過程中享受到了白日夢的願望補償，這也是李少君、張德明對話中所談到的“新紅顏寫作”出現“粉絲”的原因。
女性天然具有詩歌創作的優勢，她們細膩的敏感的縝密的內心經驗使她們特別擅長抒情與敘事。女詩人捕捉和描述細節的細膩是男詩人所不及的，更重要的是，女性作爲情感的動物，在抒情方面也別男性詩人略高一籌。賈寶玉說：“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所以大觀園十二釵各個性格鮮明，而從古到今優秀女詩人、女詞人的出現無不與她們的抒情優勢有關。正是女性的天然的抒情與敘事的優勢，使她們的詩歌收到追捧，很年輕就在網絡上成名，似乎也印證了張愛玲“出名要乘早”這句話，這些優秀的網路女詩人包括藍藍、安琪、李輕鬆、萊耳、周瓚、曉音、葉麗雋、馮晏、路也、娜夜、尹麗川、鄭小瓊、趙麗華、林雪、呂約、宇向、巫昂、池凌芸、扶桑、李小洛、宋曉傑、林雨、杜青、蘇淺、李成恩、白瑪、徐穎、古箏、範雪、衣米一、杜綠綠、梅花落、金鈴子、原筱菲、高璨、梅依然、重慶子衣、海煙、玉上煙、胭痕、餘小蠻、海湄、蘇笑嫣、王妃、施施然、橫行胭脂、藍冰丫頭、阿毛、呂布布、呂露、談雅麗等。在她們的詩歌博客中可以看到她們的詩歌創作更多的關注日常生活以及個體生存經驗，在敘事與抒情的詩歌寫作路徑中呈現出女性宿命般的時光感和生命體驗中的疼痛與憂傷，其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總是自然流露出來。作爲重慶“紅粉軍團”典型代表的金鈴子進行詩歌創作的時間非常短，詩人回憶說：“2005年8月6號的下午，我在百度裏輸入兩個字‘詩歌’，出現了一個網站，中國詩歌網。我當時非常驚訝，啊，還有這麼多人在寫詩。我彷彿一條即將乾枯的河水，一下子來到了大海。”網絡成爲了金鈴子詩歌創作迸發出前所未有的激情與能量的契機。隨後，金鈴子勤奮創作，豐富情感得到施展，在詩歌中固執地抒情，迴歸詩歌的詩意，在網絡上脫穎而出。從2005年到2008年三年時間，金鈴子寫出了不少新詩作品，並得到詩歌界和大衆的認可。2008年秋，金鈴子成爲詩刊社第24屆青春詩會成員，《詩刊》對她的`詩歌給予高度評價：“她的詩作常常有出人意料的神思，這體現出她敏銳的直覺，讓人看到她詩歌中的靈動之氣。她也有奇異的想象力，讓我們感受到一份新穎和獨特，而她的想象力來源於生活，也來源於她個體體驗的凝結。這也使她的詩細小，卻包含着尖銳，有時直擊我們心靈中，疼痛的一部分。”施施然真正開始詩歌寫作是2009年11月，距今也不過半年。半年內她就相繼寫出了《帶上我的名字去輪迴》、《我常常走在民國的街道上》、《預謀一場兩千年後的私奔》、《印在書上的碼頭》、《戰亂年代》等詩歌，並相繼在《羊城晚報》《詩選刊》《山東文學》《天涯》《詩刊》等報刊發表，被公衆認可，這種詩歌生產、發表與傳播的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它藉助於網絡尤其是個人博客的零壁壘傳播，讓公衆迅速接受並承認了她的詩歌創作。她們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也許不久的將來，“新紅顏寫作”這個概念如果不是現在李少君、張德明提出來，將來也一定有人會提出來。因爲，一定的詩歌現象就需要一定的研究者去給以觀照，李少君、張德明的這種前瞻性眼光和勇氣是令人敬佩的。
三、新紅顏寫作的走向
網絡時代的女性詩歌寫作正以一種主體姿態改變了文學的格局，“新紅顏寫作”自然也是實至名歸，她們之所以會以一種整體性的詩歌現象出現在公衆視野面前並被詩人、批評家李少君、張德明敏感的抓住，主要原因是網絡的公衆性與生存焦慮反撥下的詩意追尋。
首先是網絡的公衆性。網絡的寬鬆、自由、便捷、平等、互動的平臺優勢以及詩歌博客公衆展覽式的儲存庫優勢，爲詩人的個體化寫作提供了條件，更“新紅顏寫作”這一現象的崛起創造了有利的寫作環境。自由、開放、迅捷發表的網絡空間激發了女詩人的私密性寫作的慾望和公衆性發表的渴盼，博文之間的互動使得詩歌發表不再是小圈子人物特殊權利，博客成爲女詩人展露才情的秀場。在這樣的文學語境下，女詩人在詩歌中盡情釋放自己的獨異的藝術魅力。例如“80後”女詩人李成恩的詩歌，憑藉書寫汴河、高樓鎮這些故鄉經驗而進入我們的閱讀視野：“以‘汴河’爲主體的系列詩章，採用鋪排的語勢和鏡頭剪輯的筆法，在歷史的追味與現實的採寫之中，將詩人的童年記憶和少年感知藝術地呈現出來。詩人視野開闊，意象取用自然平實又頗具詩味，詩歌語言純熟老到，不蔓不枝。”②李成恩在傳統文化的詩意延伸中觀照故鄉的河流、小鎮以及點滴往事，以一種抒情與敘事的方式捕捉美好記憶，顯得開闊大氣。金鈴子的、橫行胭脂、施施然等抒寫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經驗，在詩意的獲取中顯得敏感、典雅、細膩和溫愛。這一切的實現都是因爲有了網絡，有了博客。是的，網絡博客爲女性敞開自由的心靈和自由的書寫平臺，他們在虛擬的網絡空間中解放自我，釋放心靈壓力。藉助博客空間的發表和平面刊物的選載，“新紅顏寫作”這一詩歌羣體顯示出蓬勃的生機與活力。
其次，生存焦慮反撥下的詩意追尋。在當下，大衆文化的娛樂和日常生活的焦慮已經消解了我們的激情，每個個體在繁重的日常生活和緊張的社會交往中過度地透支着人性中應有的詩意，這是歷史和語境給以我們的宿命，誰也無法逃離。但是，在這種生存焦慮的反撥下，“新紅顏寫作”的女性詩人藉助網絡博客，在內心中依然堅守最後一片詩意的淨土，對傳統文化和古典詩意進行堅定地守護，藉助網絡尤其是博客的開放性傳播發表詩歌，通過文本傳遞出不同流俗的卓爾宣言。“新紅顏寫作”詩人憑藉着對詩的愛好和女性對詩意偏好的天然敏感的努力，通過自己的詩歌想像對現實社會、日常生活表達自己的看法，在情感想象和日常生活經驗的言說上獲得了詩意的抒情和細膩的獨白，而敘述中所透露的對詩意和抒情進行堅守的獨立姿態自然就卓爾不羣，實在難得，這裏沒有任何矯情的成分，有的只是年輕女性以自己細膩的筆觸、詩性的語言營造着一片片詩意，在這詩意的創造中澆灌出了屬於她們自己的獨特的、靈動的詩歌意象。
因此，執着於對個人心靈和社會存在的經驗抒情和敘事命名的“新紅顏寫作”作爲代際命名成爲一道新的文學景觀。作爲詩人年齡集約方式和詩歌創作追求的命名方式，它受到個體性的知識、經驗、美學訴求、想像方式和價值立場的制約，也受到集體性的文化境遇、生存經驗、姿態與立場的挑戰。但是，由於精神成長的相似性和世界認知的通約性，由於詩歌發表和傳播途徑的相似性，這些活躍於網絡博客的年輕女性詩人作爲一種詩歌現象正發揮着自己獨特的聲音。而李少君、張德明的《海邊對話：關於“新紅顏寫作”》無疑把各自爲陣的這羣人聚集在同一面旗幟之下，使她們擺脫了未被歸類的焦慮和惶恐，進而有了一種詩歌創作的成就感和歸屬感。詩人古箏就認爲“新紅顏寫作”是應該可以用時代來劃分的：“即指向在新世紀第一個10年間從詩壇涌現出來的一批女性新面孔，並很快脫穎而出的那一部分，她們以女性身份介入詩壇，但她們的寫作也並非全部都是女性化的，紅顏只是我前面提到的性別身份。”③這是一種較爲清晰地外延劃分的方式。誠然，“新紅顏寫作”可能值得商榷，但這個概念命名抓住了當下詩歌和時代的脈搏以及特點，對一部分新興詩人進行歸類，客觀上確認了她們的詩歌創作方式及其成就。當然，“新紅顏寫作”中詩人較爲浮躁，作品沒有精雕細刻，正如張德明博士在對話中所說：“一些女詩人爲了追求詩歌創作的數量，爲了使自己的博客能日見更新，爲了讓讀者能持續地來此光顧瀏覽，她們往往會將一些並不完全成熟的詩作迅速掛到網上，這些倉促而就、未及細緻斟酌和刪改的詩歌作品常常會顯露出某種明顯的瑕疵。”而且，作爲女性，她們往往把一些私密的東西當做公衆閱讀的內容，儘管這種“窺玉”能夠滿足讀者的“意淫”心理，但不足以成爲詩歌對象。
不管怎樣，作爲一個文學現象的概念命名，它的有效性不僅僅在於對現象的歸納概括，更在於屬性下的詩人能否在未來的詩歌發展中作出一番努力，我認爲這纔是最重要的，概念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一批詩歌作品能夠脫穎而出，有一批詩人能夠日漸成熟並走上中國詩壇，被詩歌史家和文學史所認可。所以，我正注目，李少君、張德明振臂一呼之後，“新紅顏寫作”中這些女性詩人何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