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俗浮的市井，這是一個高級的話題。
這個話題，三言兩語很難講請。所以，我們以四本書、八本書的篇幅，慢慢說它。對作者而言，這是一個與榮俱榮、與毀俱毀的出版工程。對出版者而言，它是作者學術的姿態和治學的風度。
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的小說和繪畫都是俗浮的事情，都是“爲人民服務”的。沒有體裁的政治功能，也沒有題材主次的差池，有的只是手藝的高下之區別、文野之分界與藝格、氣格的雅鄭之兩析。
一個人能經歷多少世俗?又能讀得多少古典的小說?世俗裏的“世”，實在是大；世俗之大里的“俗”，又各具姿態、花樣百出。仔細把玩，世俗兩個字竟沉重的了得。中國曆代賢人都試圖通過皇權和道統解決世俗的事情，但他們確實拿世俗無奈。但中國的俗世小說、日本的俘世儈卻解決了這個問題。甚至連東來的佛教都接受了俗世的手法，比如唱經。任何行樂和坐樂都該是世俗的，都該能夠娛樂人心。世俗與皇權的.意識形態有關，比如清朝的剪辮子，比如語錄歌，比如跳忠字舞，等等。走出藝術的“觀念”前置，走出藝術的“實用”前題，藝術家才得滋潤。藝術的封建是建立在政治體制、哲學觀念基礎之上的封建。藝術自身是沒有封建性的，它只對作品負責。
我們講得是“歷史問題”。在很長一段“歷史問題”足以讓人頭皮發緊，足以讓人氣悶窒息。爲什麼?這就是皇權、道統對俗世的指使和奴役。觀念是個很憎惡的東西，它不但可以侵骨抽髓地改變人的世俗理想，甚至可以改變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機能。不妨看一看，現在還有幾個人會打哈欠、會伸懶腰?甚至現在邊聽響屁都成爲了非分奢望!打哈欠伸懶腰放響屁,這是多麼舒適的俗世情態，而它被文明制約着，以至消失燼淨。中國的歷次運動都是拿世俗和俗世這兩樣東西開刀，比如“破四舊”，破的是哪四樣?記不真了，恐怕是舊習慣、舊思想、舊風俗、舊文化。其實，董存瑞高舉炸藥包是一種理想，而“一畝地、兩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也是一種理想。誰能說清楚這兩種境界之間的差池呢?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恐怕就是生活觀念的差別，沒有什麼政治性，也沒有什麼個人的預謀，就只是活法的差別。藝術的功能亦可以做如是說。文革期間，世態大亂，雲南的少數民族認爲：這是“琵琶鬼”作崇，遂迎神送神，遂依世俗鑲災，遂揹着鋤頭、扛着種子到沒有“琵琶鬼”的地方耕種，得到了寧靜的日子，過上了世外桃園的日子。其實制定政治體制的人，他們也有世俗的要求，比如毛先生抽菸，鄧先生也抽菸，毛先生有兒子，鄧先生也有兒子。有兒子就必然有性，而性是頂頂世俗的東西，比如《金瓶梅》，比如《西廂記》，等等。
說白了，古老的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世俗的文化和文化的世俗。世俗的文化實用出了性格，其性格之頑強，強頑到了幾大文明古國，只剩下了中國。這是足以讓我們作爲治學的觀念性的東西去理解的。我們需要觀念，就像上山打柴必然要背柴刀，就像下地收麥，就必然要把鐮刀別在腰上。觀念是工具性的東西，可以延長俗人的手臂。縱觀甲骨文以來的中國文化，不難發現，俗世是歷代文化的主流，比如在商代的甲骨文的內容裏，就有牛跑啦，比如女人懷孕了，會難產嗎?這是問卜，那時的筮術也解決世俗的問題。另外，在敦煌的供養詞裏，就有一個女供養人在求佛：我男人屙不下屎了，你幫一幫。所以說，任何皇權和道統都是口是心非的，都是耍戲世俗的。老子講無爲，但他卻寫下了“五千言”；禪宗講“無著述”，但禪宗卻創作了無以數計的傳燈故事。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