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工難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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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工難心得體會

當前中小企業“招工難”現象說明了什麼新聞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王繼承新聞來源:日期:20xx-12-25瀏覽次數:1097據人社部統計,20xx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達2.69億人,比上年增加633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6億人,比上年增加274萬人。20xx年外出農民工月平均收入達到了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長13.9%。但春節過後出現“用工荒”,已成爲近些年來司空見慣的現象,今年也不例外。據報道,廣州、武漢、北京等全國多地在節後遭遇“招工難”。據廣州市人力資源市場服務中心調查,廣州今年節後用工缺口將達12.33萬人;武漢市人社局調查統計測算,今年武漢企業缺工9-11萬人,比去年增加1-2萬人。爲了應對“用工荒”,很多企業將招工陣地前移,到火車站、汽車站、勞務介紹所等一線“搶人”,有不少企業上調薪資,還有的企業鼓勵老員工帶新人回廠,每帶回一名新人最高可獎勵1000元。

雖然中國人口總量在20xx年達到峯值,但勞動年齡人口,從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自20xx年開始出現了“兩連降”。 20xx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是9.37億人,比20xx年減少了345萬人。20xx年中國16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1954萬人,比20xx年末減少244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爲67.6%,較20xx年下降1.2個百分點,中國勞動力供求關係已發生根本性變化。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連續兩年下降,但勞動力需求並沒有減弱。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對全國100個城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信息分析指出,20xx年第四季度各區域市場勞動力需求略大於供給,其中,東、中、西部市場崗位空缺與求職人數的比率分別爲1.11、1.07、1.16,需求均略大於供給。

“招工難”即可由勞動力資源供小於求即所謂的“用工荒”造成,也可在總量富裕情況下由於用人單位待遇低、管理粗放、勞動者技能素質不匹配及經濟社會政策不完善等多種結構性因素造成,而結構性“招工難”問題正呈現出常態化、擴大化趨勢。

1.季節性。從時間上看,缺工問題基本覆蓋了全年,但是元旦、春節這種時候更加突出。春節前後中小企業“大進大出”脈衝式用工、加工出口型企業“短小急”訂單導致的“急招急退”用工,導致勞動關係一年一議、“一單一議”的重新勞資談判。農民工“短工化”趨勢也是勞動者以腳投票、尋找更好就業機會、停工無聲抗議等軟性維權的反應方式。

2.區域性。老一代農民工遠離家鄉忍受歧視性待遇到東部打工,是預期通過幾年打拼能夠快速積累起在農村改善生活的經濟收入。目前東部仍是年輕勞動力外出打工的首選地區,吸引勞動力模式已由“工業化”因素轉向“城鎮化”因素。而中西部大中城市“工業化”加速、對熟練勞動力資源搶奪加劇。據人社部20xx年第四季度新聞發佈會介紹,從地區分佈看,目前“兩難”(招工難、就業難)現象正從沿海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蔓延。

3.行業性。低附加值的.傳統制造業,及“髒累苦險”行業長期存在“招工難”,說明一線工人的收入分配還沒有充分體現其“髒累苦險”的補償水平,也說明中國傳統文化觀念“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仍然根深蒂固。

4.年齡歧視。大量城鎮“4050”人員拿幾百元低保收入,農村35歲以上尤其是婦女勞動力無人問津。這種年齡、性別歧視反映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缺乏規制、農民工勞動力市場放任自流、過度市場化,使企業形成奢侈的勞動用工模式,也是社會對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

5.技能不匹配。由於人力資本投資的“外部性”特徵,中小企業普遍不願對其“短工化”員工進行培訓。與日本相比,中國製造業的崛起並沒有形成一支穩定的、有深厚技術積累的產業工人大軍。

1.大企業內遷造成衝擊。過去兩年,一些勞動密集型大企業如富士康等內遷,有效提高了當地工人工資水平,對其他企業招工起到了衝擊效應。

2.就近就業。安徽、河南農民工省內就業轉移已超過省外轉移,四川、陝西迴流呈上升趨勢,勞動者就近就業趨勢明顯。調查數據顯示,20xx年廣州外來務工人員人數首次出現下降。20xx年在廣州實名登記就業的414.47萬外來務工人員中,來自外省的務工人員爲290.4萬,較20xx年同期減少了2.73萬人。其中,來自勞動力輸出大省四川、河南的務工人數呈現較明顯的下降趨勢。

3.供需同比下降。隨着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速增長階段,近兩年來勞動力市場供需雙方數量都在下降,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對企業用工決策的影響明顯。

4.勞動力市場摩擦加劇。勞動者春節後返工返崗時間普遍推後,城市生活剛性成本上升,勞動者就業收入期望普遍提高,而中小企業消化成本上漲的能力有限,求職匹配摩擦加劇。

5.新生代工人“短工化”明顯。新生代務工人員擇業期望普遍提高,不僅爲了賺錢,也更看重就業質量和生活體驗。部分企業招聘的新生代工人在三至六個月內辭職的佔到一半,甚至出現什麼都不要的“裸辭”現象。

“招工難”具有明顯的結構性成因,主要發生在以青壯年農民工爲主要勞動力、利潤較薄的中小企業羣體範圍,東部沿海出口加工型企業居多。招工難實質是中小企業和農民工這兩個弱勢羣體在當前經濟轉型時期摩擦性勞動力市場的博弈困境問題。大企業、科技型中小企業對大學生不存在招工難問題,表現爲大

學生的“就業難”。

“招工難”反映了兩個成效:(1)轉方式、調結構取得一定實質性進展。區域性、行業性“招工難”常態化說明產業梯度轉移和區域協調發展有所進展。事實上,在中西部地區產業發展、工資水平和工作環境逐步改善的情況下,不少原來在北上廣等城市工作的外來務工者,選擇了返鄉就業。(2)國家的惠農政策確實取得了成效,使部分農民選擇了留鄉務農。

結構性“招工難”也反映了五個滯後:(1)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地方注重產業園區工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對產業工人聚集區生活基礎設施配套不夠。(2)公共服務體制改革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在城鎮就業農民工缺乏相應社會權益,在公共服務方面存在巨大的差異和不公平。(3)企業用人觀念滯後於經濟轉型步伐。招工難是相對於過去農村年輕勞動力無限供給、農民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時期相比較而言。在中國步入高收入社會進程中,依靠大量廉價勞動力發展的模式難以爲繼。(4)勞動者技能訓練滯後於經濟發展需要,這種結構性矛盾反映了教育系統的戰略性失誤。(5)社會保障全國統籌滯後於勞動力全國流動需要,阻礙了勞動力在全國範圍內有效配置。

“招工難”是競爭充分的農民工勞動力市場調節人力資源供求的正常反應,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有利於營造全社會廣泛關注企業用工和勞動者權益的良好氛圍,有利於倒逼企業轉型發展、提高勞動者地位、改善勞動者就業質量。

但“招工難”的結構性問題長期得不到緩解,不利於企業的穩定發展,實際上也不利於勞動者權益的保障。導致國家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和整體經濟效率低下,影響國家競爭力提升,不利於中國穩定中低端製造業的競爭優勢。這方面德國通過較早採取措施保持了中高端製造業競爭優勢,而日本和美國製造產業空心化、外部轉移,對我國具有借鑑和警示意義。過於誇大和渲染“用工荒”不利於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有序、可控”。

1.進一步改善中小企業生存環境,提升就業吸納能力

一是對中小企業實施差異化社保繳費政策鼓勵提升工資。中小企業社保繳費工資基數大都在繳費上限以下,正規繳費比例超過40%,相對比大企業高。部分省份在抗擊金融危機期間降低中小企業繳納基數的政策有助於工人收入提高。二是推進勞動密集型小企業貸款貼息工作。對貸款額度在100萬元~500萬元之間的,由同級財政根據財力情況按照同期基準利率實行不同比例如50%~25%的貼息。這方面合肥市的經驗值得借鑑推廣。

2.加大公共就業服務力度

加強用工信息的監測收集和宣傳發布力度,加大組織面向一線勞工的公益性免費招聘會和推介會,取消對求職者的勞務中介收費,關停有償服務的職業中介機構,進一步加大對民辦免費招聘會的補貼力度。在信息系統上建立起全國統一、規範、靈活的勞動力市場信息網絡。

大力發展人力資源服務產業,扶持社會化就業服務機構發揮準公共就業服務作用,提高就業信息和勞動力的有效供給。

1.以職業技工培訓學校爲主體加大勞動者培訓投入

廣州市的經驗表明,凡就讀技工學校的畢業生一般有技能就業意識,職業生涯預期穩定,出現“短工化”現象少。因此要把辦好技工學校作爲一項重要的民生工程來抓,改變特定時期“以學費養學”的辦學模式,由公共財政負擔技工院校的全部培養經費,對初高中畢業生就讀技工院校實行免費。將教育附加費切塊給技工院校,確保技工院校獲得經費支持。職業技能培訓工作重點應該以勞動部門的技工學校爲主。

2.加快農民工社會融合

推广部分省市實行的積分制入戶城鎮政策,推進解決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義務教育、住房保障、公共衛生等公共服務問題,讓外來工人享受廉租房政策。

以產業羣爲中心統籌推進政府公共管理、企業管理和社會管理並帶動“城市羣”協調發展,積極推動專業化、高效率的社會管理進社區,加快農民工的社會融合。

長期政策將取決於人口紅利消失後的勞動力要素成本上升速度與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之間的“賽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