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而易見的一點是，頗具文學情懷的導演許鞍華和編劇李檣，都尊蕭紅爲自己心中的偶像。片中直接從蕭紅作品中擷取的大片對白，精確到具體日期的一個個細碎事件描述，以及力求還原當年時代風貌的服裝和道具(需要強調的一點是，以上這些是許鞍華和李檣從可證的史料中收集而來)，都彰顯出編導渴望還原一個客觀、真實的蕭紅的深切訴求。
然而，也許正是因爲過於渴求客觀與真實，影片採用了最爲笨拙的方式去演繹蕭紅的一生。它從蕭紅第一段失敗的戀情開始，事無鉅細地一點點推進着人生前進的步調。與蕭紅有過交集的成羣的人物走馬燈似的出現在銀幕上，留下零星的事件，便迅即離去。觀衆只是明白髮生了什麼，卻難以理解一切爲何以及如何發生。對於更多史料難以確證或影像無力表達的部分，則採取了令人驚異的由演員面對觀衆大段唸白的方式予以呈現。這些頻繁出現的間離段落，猶如一則旨在介紹史實的電視紀錄片，讓整部影片本已破碎飄零的同時，更讓人有齣戲之感。以至於有論者感慨影片更像是一部資料翔實的論文，而非電影。事實上，即便將其視作一篇論文，其論據材料之取捨，也值得商榷。對於理解蕭紅的性格至關重要的童年家庭部分以及與蕭軍端木等人感情關係的諸多細節全部按下不表，卻對每一次文人的聚會就餐細節描繪得絲毫不差，而對於蕭紅與蕭軍、端木難以善終的兩端感情盡數歸咎於男方(蕭軍的狂放與多情，端木的懦弱與自私)，多少也有悖常理——感情終歸是兩個人的事，問題怎可能單屬一方？
以上種種，歸根結底都是編導有意無意的粉絲心態使然。《黃金時代》猶如他們向偶像致敬的讚美詩，其中關於偶像的描寫都是俯就身軀的仰望，必然容不得一絲瑕疵與污垢存在。因此，蕭紅自身性格的缺陷，都成了《黃金時代》裏尷尬的留白。而這些散落四處的留白，對於對蕭紅其人其文並不熟悉的當代觀衆而言，甚至成了理解故事發展的隔閡與阻礙。至於不少人曾經期待的，通過這樣一部深入描摹民國文人的史詩鉅作盡顯一個時代之文化風流的主旨也徹底落空。片中雖然出現了大量與二蕭有過來往與交集的文人雅士，然而後者基本淪爲了側面講述蕭紅生平的刻板道具，如王千源、田原、祖鋒、王紫逸等人的所有作用幾乎就是朗誦幾段長篇大論的唸白，所飾人物的性格則沒有絲毫表現。在這方面而言王志文飾演的魯迅或許是唯一的例外，舉手投足間的三言兩語，多少表現出一代文豪的風度與氣質，而諷刺的是，王志文也是這一衆配角中唯一沒有去讀那尷尬唸白的一位。
影片將全部的焦點統統對準蕭紅一人身上，除了令大量原本各具風貌的配角淪爲臉譜式過客外，還丟掉了主人公所處時代的真實背景。二蕭身在上海與武漢之時，恰逢抗日戰爭最爲慘烈之際，加上二蕭所在的`左翼作家陣營，也遭到了政府當局的圍追堵截。他們的每一次出行，其實都是在謹小慎微的狀態下進行，而每一次輾轉和遷徙，則都是迫不得已的轉移。然而，戰火在影片中，僅僅是在最後的香港段落有一短暫的呈現，在其餘大部分時間裏都隱身幕後。給人的錯覺竟然是，二蕭與友人的活動與來往，皆如閒庭信步般灑脫自如，甚至有點像《午夜巴黎》中文人間的談笑風生。
總而言之，《黃金時代》確鑿無疑地映射了許鞍華和李檣的初衷與野心，可是這份初衷與野心以一種錯誤的角度和方式被表達出來。許鞍華和李檣執迷於蕭紅非凡的文字(這一點的確值得稱道和書寫)，卻忽略了作爲一部電影的導演和編劇更本職的使命——從歷史與生活中提煉素材進行藝術加工與昇華。即便是表現蕭紅才華滿溢的文字，作爲一部電影也更應該嘗試用相應的影像而非生搬對白這樣的方式來實現。而兩人用爲尊者諱的方式描寫自己心中的偶像，更是犯了優秀傳記片之大忌。這種情感認同上的主觀，恰恰違背了他們對於“客觀”的孜孜以求。
所幸，從片方發佈先導海報起一直在強調的“自由”這一核心命題，經由蕭紅崎嶇坎坷的一生多少算是被凸顯了出來。從年少時爲了愛人逃傢俬奔，到與未婚夫忍受周遭白眼在旅館悶居四個月，以及後來始終不願成爲男性附庸、謀求自我獨立的意識，貫穿了蕭紅的一生。再加之其對政治的懵懂，令其沒有盲目跟風抱團，而是執着地忠於自我風格進行文學創作，更令其在同時代人羣中經歷時光的洗禮煥發出神採。當然，就這一點而言，《黃金時代》也還存有巨大的提升空間。
我們所能欣慰與感嘆的，是許鞍華有勇氣在如今這樣的時代拍攝一部與普羅大衆存在天然隔閡的鉅作，其罔顧左右的氣魄倒是與蕭紅有了幾許遙隔時空的共鳴。至於那個許鞍華想要表現的充滿魅力的真實的蕭紅，只存在於電影之外，甚至蕭紅的文字之外更多的歷史想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