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來談古文運動者往往以韓門大弟子李翱爲例來說明韓愈的領導作用，但李翱對韓愈一直稱兄稱友，一直以韓愈之友自居。古人師道與君父同，很嚴，很尊重。君父當然可以和臣子交朋友，但絕無臣子稱君父爲兄爲友之理。李翱到底是韓愈什麼人？弟子，還是朋友？
一
李翱是韓愈弟子的始作俑者不是別人，正是韓愈。他在《與馮宿論文書》中說：“近李翱從僕學文……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七，四部叢刊本，下同） 其言如此，似乎以李翱、張籍爲其弟子。後來的宋祁置李翱於韓愈弟子之列，當是以韓愈此話爲依據的。那麼，宋祁的做法正確嗎？問得更直接點，韓愈真的以李翱爲弟子嗎？難說得很，還是以韓愈的說法爲準吧。
《與馮宿論文書》寫於貞元十四年韓愈三十一歲時 （見屈守元、常思春主編《韓愈全集校注》目錄，以下韓文編年皆從此書。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一年後，韓愈在《與李翱書》一文中又說：“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又曰：“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六） 試問：既稱“子之愛我多，重我厚”、“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這是爲師者對弟子說話的口氣嗎？剛剛說過“近李翱從僕學文”的話，剛剛讓人以爲他要以李翱之師自居，這時的話從稱呼到語氣卻都對李翱充滿了感激、尊敬，不但沒有把李翱當弟子，反而接受李翱的批評，似乎李翱是他的老師似的。有必要指出的是，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不是偶一爲之，更不是一時發昏。例如，又過一年，即貞元十六年，韓愈在《與孟東野書》曰：“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五） 眼看就要成爲他的侄女婿了，還要稱“習之”，這可以認爲是韓愈的謙虛、穩重，或者處事低調。但唐人的'稱呼慣例正如李翱《答朱載言書》所說“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 （《李文公集》卷六，四部叢刊本，下同）。 韓愈如以李翱爲弟子，又何須稱“習之”呢？再舉一顯著例證。李翱《答韓侍郎書》：“還示雲：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無太寬否？” （《李文公集》卷六） “於賢者汲汲，唯公與不材耳”是韓愈在信中稱讚李翱的話，此話不僅把李翱與自己相提並論，而且稱李翱爲“公”，“公”是什麼意思呢？洪邁《容齋隨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 之《續筆》卷五“公爲尊稱”條有如下解釋：“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謂年之長者曰公”。李翱不比韓愈年長，而比韓愈小六歲，韓愈應按照唐人的規矩，也按照他自己稱呼其他後學的一貫做法，稱李翱爲“足下”或“吾子”纔對，現在卻稱爲“公”，如此反常，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當然，我們不能憑韓愈對李翱的尊稱、尊敬及接受李翱的批評就斷定李翱爲韓愈之師，但可以斷定李翱絕非韓愈之弟子，尤其可以斷定，韓愈絕不認爲李翱是他的弟子。那麼“李翱從予爲文”的話該怎麼解釋呢？這個問題應當問韓 愈，但韓愈全集只會讓我們一頭霧水，那就只有看李翱怎麼說了。
二
關於李翱是韓愈弟子還是朋友的問題，通檢《李文公集》，有四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中三篇寫於韓愈生前，一篇寫於韓愈卒後。
其一《答韓侍郎書》是批評韓愈的，認爲韓愈獎掖後進不如他自己用力，此文中直呼韓愈爲兄：“如兄者，頗亦好賢。” （《李文公集》卷六） 其二《與陸渴欏肥淺埔韓愈的：“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之人，古之人也。” （《李文公集》卷七） 其三《薦所知于徐州張僕射書》仍然是稱引韓愈的：“昌黎韓愈，得古人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由。” （《李文公集》卷八） 併爲張僕射未能得到韓愈而惋惜。其四爲《祭吏部韓侍郎文》，其中有言曰：“兄嘗辯之……乃兄之爲……兄之仕宦……兄佐汴州……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兄以疾休……兄之在病……兄名之垂……我撰兄行……” （《李文公集》卷十六） 區區三百餘字中即稱兄九次，且明確地說韓愈“待予以友”。古人把師道看得很重，與君親並列，如韓愈是李翱之師，李翱不至於如此唐突，稱師爲友。不要說古代，即便是今人，於莊重場合也不會稱父、母、師爲友，更不會時刻、永遠稱父、母、師爲友。
不論是稱引韓愈還是祭奠韓愈，李翱皆明確地以韓愈爲友，也說韓愈待他以友，而從不認爲或暗示他是韓愈弟子。這一點惹得後人大生疑問，並進而懷疑韓愈抗顏爲人師的做法與蘇軾相比實在不夠高明。如鮑倚雲《退餘叢話》卷二雲：“東坡於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文潛、少遊、無己輩，未嘗敢以師資自處，何其謙也！昌黎抗顏爲師，以弟子畜李翱、張籍，籍則自居諍友之列。韓與東野書雲‘習之娶吾兄之女’，而翱祭韓文，直稱韓十兄，然則不但不以師資事韓，並婚婭行輩都不敘，其抗傲如此。韓公意度，似遜坡公一籌。” （見聚學軒叢書第76冊） 龔自珍《定庵文集補編》卷四之《與人箋》亦曰：“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 （四部叢刊本）
李翱僅僅在稱呼上不願稱韓愈爲師嗎？不，他從內心也沒有把韓愈當作老師。
劉禹錫《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序》記述李翱的自負語說；“翱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耳。” （《劉夢得文集》卷二十三，四部叢刊本） 歐陽修於古文創作上推崇的不是“韓柳”，而是“韓李”，顯然認可了李翱的說法，元代白澇凇墩吭ň燦鎩肪磯中也認爲唐文人中“能拔足流俗，自成一家，韓、柳、李義山、李翱數公而” （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6冊） 。清乾隆時所編《唐宋文醇》乾脆在唐宋八大家外加上李翱與孫樵湊足十家。可見，李翱的自負並非狂妄，倒確是近乎事實的。
在儒道恢復上，韓愈是以千餘年後的孟子自居的。但李翱在《李文公集》卷八之《寄從弟正辭書》說：“仲尼、孟軻沒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卷二之《復性書》又說：“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他要以複道爲己任，也要作千餘年後的孟子。事實上，他此方面的成就比韓愈一點也不遜色。例如，蘇軾《韓愈論》批評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八，四部叢刊本，下同） ，而歐陽修對李翱備極推崇：“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具論也。” 《歐陽文忠公文集外集》卷二十三之《讀李翱文》，四部叢刊本） 到了南宋，李翱的學術地位被理學家擡得更高，以至於葉夢得《巖下放言》卷下明言“李習之學識過韓退之” （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 。明清亦不乏響應者。例如宋濂《宋學士文集芝園續集》卷二之《胡仲子文集序》謂“其《復性》、《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人之所僅有……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豪傑之士哉！” （四部叢刊本） 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七之 《李習之論》也認爲唐人中“解《論語》解《孟子》，則習之一人而已” （四部叢刊本） 。
從韓李年譜知，韓李結識之時，韓二十九歲，進士四考方中，博學宏詞科考了三次都沒有考中，最後只好放棄，可以說老大無成；而李才二十三歲，可謂前途無量。兩年後李翱果然中進士第，旋授校書郎，並與柳宗元交遊。元和初，又轉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而韓愈直到元和八年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僅從科名仕途的順遂與否看，李翱未必看得上韓愈，更不用說拜韓愈爲師了。這樣講並非以小人之心猜李翱之腹，唐代士人有此習氣，南宋的洪邁就是這樣推測張籍不願爲韓愈弟子一事的。《容齋隨筆》之《四筆》卷三曰：“籍之二書，甚勁而直。但稱韓公爲執事，不曰先生。考其時……韓公……年位未盛，籍未以師禮事之雲。”其實，張籍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是韓門弟子，與韓愈“年位未盛”與否無關。但洪邁的話所透露出的唐代士林的一種風氣，頗有助於我們認識李翱與韓愈的關係。
從稱呼到心理，李翱都不承認自己是韓愈弟子，而僅以朋友自居，事實證明，李翱的做法沒什麼不妥。看來，那些持李翱爲韓愈弟子論者的觀點就大值得懷疑、探討了。
三
韓愈雖說過“李翱從予爲文”、“張籍亦學於餘”，“籍湜雖屢指教” （見《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十八之《與孟尚書書》） 的話，但二十世紀的古代文學史教科書談及韓門弟子往往只提李翱、皇甫湜，李漢因於韓愈身後編次韓愈全集之故也偶被提及，而張籍極少被提到。其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爲宋祁在《新唐書》卷一百七十六中明確認定李翱、李漢、皇甫湜、賈島、盧義五人爲韓門弟子，而並未提到張籍，可見誰是韓門弟子這個問題，教科書編著者們信宋祁更勝於信韓愈。《舊唐書》既無“韓門弟子”之說，也無李翱是韓愈弟子的任何信息，宋祁取李翱而棄張籍的原因複雜，此處從略。但須指出，宋祁此種做法並不妥當。不幸的是，先有“歐陽修……與尹師魯輩共效韓體，稱曰古文，於是學者非韓不學，盛極一時” （《隋唐史》第176頁，岑仲勉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的事情呼之於前，後有蘇軾《韓文公廟碑》一文“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五） 對韓愈的讚揚應之於後，從而使宋祁不妥當做法的誤導性得到加強。
蘿蔔青菜，人各有愛，歐宋二人鼓吹韓愈，本屬無可厚非之事，但他們把李翱當作韓愈弟子，顯然是不顧事實的生拉硬扯。須知文人之喜逞偏見，絕不止於說風就是雨的地步，有時還無風起大浪呢。例如宋祁且把柳宗元置於韓愈弟子之列，他評價中唐古文時說：“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 （《新唐書》卷二百零一） 歐陽修更認爲柳宗元連韓門弟子也夠不上：“自唐以來，言文章者惟韓柳；柳豈韓之徒哉，真韓門之罪人也！” （《唐南嶽彌陀和尚碑》，《歐陽文忠公文集·集古錄跋尾》卷八，四部叢刊本） 難道柳宗元真的是韓愈的弟子，或者連韓愈的弟子也夠不上，僅僅是韓門的罪人嗎？
正如置柳宗元於韓門弟子之中一樣，以李翱爲韓門弟子，也是歐宋的一味崇韓所致，既倫類不當，也強人所難。蘇軾《謝歐陽內翰書》曰：“唐之古文自韓愈始，其後學韓而不至者爲皇甫湜，學皇甫湜而不至者爲孫樵，自樵以降，無足觀矣。”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十一） 可見他並未把李翱當作韓愈的弟子，前文所引《韓愈論》一文主要也是在批評韓愈，但《潮州韓文公廟碑》一文對韓愈的頌揚反而誘導人們相信李翱爲韓愈弟子的說法。
一方面由於韓愈在古文創作上畢竟業績不俗，其抗顏爲人師的做法也聲名甚響，二方面由於後來的推崇者歐陽修、宋祁、蘇軾三人作爲世出無幾的一代文豪，其言論之所向，自然無不披靡，所以就給人們造成這樣的印象：韓愈在古文興盛時領袖羣倫，且門下弟子甚衆，連同韓愈一樣被諡爲“文公”的李翱也是其中之一。這一點幾乎成了理所當然的事情，無人敢於質疑。後來的四庫館臣及20世紀多數古代文學史教科書的編著者，皆因輕信宋人之言而失察，遂讓李翱爲韓愈弟子的訛誤一傳再傳。
總之，除一廂情願且羞羞答答的“習之從吾習文”一語外，韓李二人均不以李爲韓之弟子。以李爲韓之弟子，乃宋祁等人的好逞偏見和衆人的慣於盲從所致。李翱不是韓愈的弟子，論述韓愈在古文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應慎用李翱爲韓愈弟子的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