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淵明的生平
陶淵明(365?～427)，又名潛，字元亮，號五柳先生，尋陽柴桑(今江西彭澤)人。陶淵明生活在政治環境異常複雜的晉宋易代之際。其族望和家世，據《陶徵君誄》雲：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 韜此洪族，蔑彼名級。”
這裏所稱“洪族”是指陶淵明的曾祖大司馬陶侃而言。陶侃爲晉代勳臣，故稱“洪族”。雖曰洪族，其實與南遷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並不顯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稱“奚狗”，並長期被懷疑和監視。陶淵明以勳臣後裔而衰落爲“寒門”，得不到應有的祿位，所以“ 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可見其本出自世家而澤不及身。筆者以爲，其遭遇與南北士族的身份不同有些關係。在門閥統治森嚴的東晉時代，身爲庶族的陶淵明在“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其五)與“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兩種彼此矛盾的願望中，徘徊於出仕與歸隱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淵明29歲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辭職。《飲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這次出仕的情況：“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志意多所恥。”陶認爲“志意多所恥”是羞恥的行爲，終以辭職。
晉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淵明入荊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當時桓玄掌握着長江中上游的軍政大權，野心勃勃圖謀篡晉。陶淵明便又產生了歸隱的想法，“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正是其當時的心情寫照。次年寫的《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中說：“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爲好爵縈;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淵明猶豫之際，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藉故回鄉。
陶淵明再次出仕是在他近四十歲時，《榮木》一詩中說到：“先師遺訓，雲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時至劉裕起兵討伐桓玄，掌握了國家大權，給晉王朝帶來一線希望。於是陶淵明又出任鎮軍將軍劉裕的參軍。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八月又請求改任彭澤縣令，在官八十餘日，十一月就辭官歸隱了。這次辭去縣令的直接原因，據《宋書》本傳記載：“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
陶淵明一生雖幾次出仕，但他與世俗是那樣格格不入，在混跡於官場時，總充滿悔恨的心情，而他所作《歸去來兮辭》：“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與官場永訣，以躬耕終老。歸田後，陶淵明的性情與田園自然的契合，使其所作詩篇大放溢彩。他作《歸園田居五首》，描繪出閒適自得清新自然的田園生活畫卷。其四言詩傑作《歸鳥》，借鳥兒眷戀林木，倦飛知還，道出詩人歸隱真意。《飲酒二十首》則表現詩人對現實和人生的深刻思考體現詩人淳真自然的藝術風格。第十九首：“拂衣歸田裏……亭亭復一紀”。“一紀”是十二年，此時詩人已歸田十二年。然而，自辭彭澤縣令歸田以來，陶淵明雖一直過着隱居生活，但他並不能忘懷一切，《雜詩》其二有云：“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光陰如梭，壯志難酬的悲哀，深沉萬分。晚年的陶淵明還是關注社會與政治的，公元417年，劉裕北伐收復長安，滅後秦，業已五十三歲的陶淵明寫下《贈羊長史》一詩云：“聖賢留餘跡，事事在中都。豈忘遊心目，關河不可逾。”抒發了對收復中原與三秦的欣慰之情。五十六歲所作《讀史述徽章》和五十八歲作《讀山海經》組詩，都寄託了豪情壯志。而五十九歲所作《詠二疏》、《詠三良》、《詠荊軻》，名爲詠史，實爲述懷，均表明晚年的陶淵明壯志未消，理想猶存。劉裕代晉，現實的黑暗政治使他不滿，而他又無力改變，於是他幻想出理想國——“桃花源”。陶淵明從二十九歲出仕到六十三歲去世，雖然貫穿着仕隱的矛盾，但其壯志從未泯滅。
陶淵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傳不廣。(樑)蕭統加以蒐集整理，編了《陶淵明集》，併爲之寫序、作傳。蕭統所編陶集雖然已經佚失，但此後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齊陽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悅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閣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礎上重編而成的。陶淵明的作品今存詩121首，賦、文、贊、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僞還不能肯定。
二、陶淵明的思想
陶淵明一生坎坷曲折，其進退起落緣於其思想的複雜和所處時代的乖謬。晉宋之際，中原淪陷、江南板蕩，曾經的龍興大晉已然風雨飄搖。寒門劉氏篡逆之心，昭然若揭。士大夫進退失據、動輒得咎，恰似釜底游魚。陶淵明徘徊仕途，遊走魏闕江湖，乃是其儒道交織性格在因應時代的體現。
(一) 儒家思想的裏子
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雖然瀰漫着老莊哲學和佛教的出世哲學。但是儒家究竟是一個正統學派，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對儒家所提倡的六經，幾乎家喻戶曉。據《晉書範寧傳》：“晉太元年間，範寧爲豫章太守，大設庠序，至者千餘人。課讀五經，又起學佔，資用彌廣”時至二十歲的陶淵明自然會受到此種風氣的影響。又由於他出身於庶族地主家庭，家庭的社會地位，使他從小熟諳儒家經典，有着儒家的入世精神。
“先師遺訓，雲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謂。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不敢至!”(《榮木》)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飲酒》)
“先師”即孔子，“四十無聞”句用《論語》所紀載孔子所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語意。從這些詩句，可見陶淵明對儒家哲學的嚮往之情。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的傳統思想深深植根於陶淵明的思想之中，顯現於其一生的足跡中。
陶淵明少時有“大濟蒼生”的壯志，並不是想做一名詩人或是隱士，而是希求在政治上有所作爲。“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這裏閃現的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少年形象。陶淵明對其祖父尤爲推崇，他曾在《命子》詩中說：“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而陶侃尊崇儒學，反對“逸遊荒醉，生無益時，死而無聞於後”的所謂疏放行爲，這自然影響到陶淵明，於是他產生“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的緊迫感。他還以“直方二臺，惠和千里”的詩句來描述他的祖父，可見在陶淵明的心目中其祖父是一個清官。在《命子》詩中，他不僅讓兒子瞭解祖上歷史，而且要求他們學習祖上的爲人，這些反映出陶在青少年時代富有政治理想，曾也想做一個正直清廉的官吏。
在動盪黑暗的年代，陶淵明作爲一名有志之士自然會有濟世之心和以期成就偉業功勳之願。《雜詩》其五：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
渴望建功立業的陶淵明出仕了。公元393—405是其仕宦時期。
在談到出仕動機時，陶淵明本人聲稱是因貧而仕：“疇昔苦長飢，投來去學仕。”連其朋友顏延之也這樣看他，“母老子幼，就養勤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得毛子捧檄之杯”(《陶徵士諫》)。陶淵明爲官固然有改變物質生活窘狀的因素，但這更是其早年“大濟蒼生”思想的必然發展。陶淵明的仕途之路充滿了艱辛坎坷。初在荊州刺史桓玄處任小官時，官場的爾虞我詐就給他帶來了思想上的愁苦：“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曠，翼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息時。”'(《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於是他借母親孟氏之故去職回家。但正值盛年的陶淵明，雖辭官，但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任彭澤令，在“大濟蒼生”的政治理想支配下，陶淵明是留戀官場的，並且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仕而歸，歸而仕，在五次反覆中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政治信念。
陶淵明處於東晉時期的污濁社會，是有過奮發有爲的宏願和積極行動的。但“大道不行”，“兼濟天下”的人生首要無望實現時，陶淵明便退而求其次，秉持儒家“獨善其身”的思想，選擇 “安貧樂道”的生活之路。他的“道”，偏重於個人的品德節操，是儒家思想的體現。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榮木》),“好爵吾不縈，饋吾不酬。……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詠貧士》其四)他的歸隱，正是是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人格完美思想的體現。陶淵明歸隱後，作詩飲酒，安然自得。“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這一方面是出於自我安慰，求得心理上平衡，另一方面是順應了他的“自然”之道。在這種“自然”之道支配下，他保持了人格的高潔，“養浩然之氣”。即使在他似乎沉浸在祥和的田園生活中時，他還是會憶起少年壯志，在懷古中傷時，在借吟詠神話故事寄託豪情：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贏。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充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羣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秦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讀山海經》其九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
《讀山海經》其十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干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二)道家思想的契合
毋庸置疑，陶淵明有着濃厚的道家思想。這是時代使然，更是其性情與“崇尚自然”的道家思想契合所致。魏晉是玄風籠罩，老莊哲學風靡的時代，上層知識分子大都崇尚老莊，以清談爲務。陶淵明承受影響，把生死、貴賤看得很淡。朱熹讚賞的正是陶淵明的超脫態度,他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高官職,這邊一面清淡,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個能不要,所以高於晉宋人物。”早年，他在《五柳先生傳》中說：“閒靜少言，不慕榮利”，並推崇“不慼慼與貧賤，不汲汲於富貴”的生活境界。這種道家對他不僅影響了他的人生之路，也影響了其創作。
首先道家思想是其歸隱田園的內驅力。他曾任江州祭酒,任桓玄幕僚,任劉裕參軍,任彭澤縣令,然而官場的蠅營狗苟,構陷傾軋,使他深感“愧平生之志”(《歸去來兮辭》)。他寫道：
“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之二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舊虛，不爲好爵縈;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陶公以不爲五斗米折腰而歸田,從重志節的傳統上看是儒家大丈夫氣概的演繹,也是儒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的人生哲學爲士大夫規定的退身之路,但促成陶公歸隱“投冠旋舊墟”的,主要還是莊子崇尚自然的思想。在他的心中有一個莊子式的價值判斷:權勢、功名、貪慾等都是違反自己的異己力量,個體精神應當從“形”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受制於“形”的功利滿足是卑微渺小的,而個體精神上的自適纔是最值得珍視的;對名利地位聲譽的追求,遠遠比不上超功利的精神享受,更何況那些功利的追求和滿足又往往是以身心屈辱爲代價的。正因爲如此,陶公由出仕到歸隱時,沒有沮喪,更沒有留戀,他有一種大夢初醒、迷途知返的醒悟感,“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歸去來兮辭》)。仕途甚至被陶淵明視爲自己的人生歧路,歸隱纔是他的人生正道。“誤落塵網中,一去十三年”,“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五首》其一)陶淵明站在隱者的立場上把官場比作“塵網”和“樊籠”,隱逸才是陶淵明生活中更爲重要的內容。如此,他纔在田園生活中活得真實,活得投入。歸隱以後的陶公,像倦飛的鳥兒返巢,像池裏的魚兒回到故淵一樣找到了自由,找到了自然。他在“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戶庭無塵雜,墟室有餘閒”的家中過着衣食自足、怡然自樂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有着青山綠水白雲藍天、長着桑麻稻麥蔬果花草的田園,還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而食、織而衣的人們,纔是合乎“自然”的。因此,他在這裏走向了真淳、平和、質樸的生命境界。他居家、責子、交友、飲酒、彈琴、採菊,甚至讀書、耕作,一切都是那樣的自然,也是在這自然中,他積極地實現着自己的人生價值。
其次陶淵明崇尚自然的審美情趣源於道家思想的影響。《老子》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發道，道法自然。”老子把自然看作最高的審美境界，自然也成爲道家的審美理想。陶淵明在其詩歌中盡善盡美的演繹了老莊崇尚自然的美學理想。同時，崇尚自然也成爲詩人的人生態度和信仰，而反映到他的詩歌創作上,就是絕無矯情、雕琢,鮮明地顯現出一種質樸真率、平淡自然的藝術風貌。如：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讀山海經》其一
詩人崇尚自然，熱愛自然，時常沉醉於大自然中，乃至物我兩忘，隱居自得的高趣躍然紙上。清代溫汝能稱：“此篇是淵明偶有所得，自然流出，所謂不見斧鑿痕也。大約詩之妙以自然爲造極。陶詩率近自然，而此首更令人不可思議，神妙極矣。”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飲酒》其五
儒家思想烙印陶淵明一生，於是他懷抱“大濟蒼生”出仕爲官，“安貧樂道”功成身退。與道家思想的契合，又使他留戀田園最終歸隱田園“養真衡門下，庶以善自名”，也使他其詩作達到美的至境——“自然”。
三、陶淵明詩歌的藝術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