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
□什麼是“好書”？“好書”是讀過就懂的，“讀”與“解”同時完成的
□在語文教學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一個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讀書趣味
□“解”有兩種方式：一是感受方式，一是理性歸納方式。第一種是“好讀書，不求甚解”，後一種是求甚解，“好讀書，不求甚解”纔是正常的讀書方式
“好讀書，不求甚解”是我國古代著名詩人陶淵明說的，但在我們通常的理解中，它卻常常作爲一個不好的讀書習慣。我認爲，對於我們這些教育工作者，有必要重新思考一下陶淵明這句話的意義和價值。
在這裏，首先存在的是“書”與“人”的關係，其次則是“人”對“書”的兩種接受方式。從“書”與“人”的關係而言，因爲我們是從事教育事業的，是把“書”做爲學生的教材看的，是希望學生通過對“書”的學習在品德和知識上有所提高的，所以我們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就把“書”等同於“師”了。我們這種理解不是沒有一定的道理，但必須看到，我們這種對“人”與“書”的關係的看法，是受到了我們所從事的職業的嚴重影響的，是同“人”與“書”的固有關係有很大參差的。
“書”是什麼？“書”實際上是“一席話”。誰的“一席話”？
作者的“一席話”。作者爲什麼要說這“一席話”？因爲作者有自己的思想或感觸，有一種需要讓別人理解和同情的願望，也就是有表現的願望，說話的願望。這“一席話”是爲了別人理解和同情的，而不是爲了別人不能理解和同情的。它與日常的談話有沒有不同呢？當然有。但這種不同不在於讓人不能理解、不能同情上，而在於它需要更多的人的理解和同情上。它不是僅僅告訴一個人的，不是僅僅侷限於一個簡單的現實願望和要求的，所以作者要把它寫出來，印出來，讓更多的人能夠讀到。在這裏，就產生了“書”的好壞的標準。什麼是“好書”？“好書”就是讀者僅僅通過它的這“一席話”就能讓讀者理解和同情的“書”，作者的思想和感情都已經在他說的這“一席話”裏，而不需要再添上其他的一些話。假若需要再添上其他一些話這部書才能更完整、更清楚，這部書就不是一部“好書”了。也就是說，凡是那些通過這“一席話”就能讓讀者同情並理解他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就是“好”的作品，而凡是通過這“一席話”還不能讓讀者理解並同情他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就是不那麼好的作品了。當然，這裏還有一個因爲時代、地域的關係產生的語言差異的問題，但這只是一個詞語的解釋的問題，詞語都懂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就存在於這“一席話”之中了。離開這一席話，作者的思想感情再也沒有了別的語言載體。
所以，好的“書”，是“讀”過就“懂”的。“讀”同“解”(理解)是同時完成的。在這個意義上，“讀”就是“解”，“解”就是“讀”，“解”是在讀的過程或讀後自然發生的現象。不存在一個“甚解”的問題。“好讀書，不求甚解”纔是一種正常的讀書方式，接受方式。老是覺着在作者這“一席話”的背後還有什麼作者故意藏掖着的東西，像猜謎一樣非得要猜出作者沒有說的意思來，並不是作者的原意，也不是“好”作品的標誌。從對學生的影響而言，這往往給學生一個印象，好像越是好的文章，越是讓人不懂或不容易懂的文章，到他作文的時候，他也要故意賣關子了，也要故作高深了。這恰恰是學生不知道寫什麼以及怎樣寫的重要原因。
在這裏，是不是就沒有了一個“解”的問題了呢？也不是！但“解”的問題不是從作者那裏發生的，而是從讀者這裏發生的。從作者那裏，他是依照不必“甚解”也能讓讀者感到自己要表達的思想或感情的角度而寫了這“一席話”的，並且離開了他的這“一席話”就不是他的話了，不是他要表達的思想感情了。他並不需要還要有一個“第三者”對他的讀者解釋自己的作品。不解釋，讀者就不明白他寫的是什麼，他這個作品爲什麼不換一個寫法？只有到了讀者這裏，纔有了一個“解”的問題。這個“解”的問題首先產生在一個讀者並非原來的作者所假想的讀者對象的身上。譬如說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著作，是寫給具有現代物理學知識的讀者看的，我們這些不懂現代物理學知識的人是不通過別人的講解就看不懂的，甚至通過別人的解釋我們也看不懂。對於這一類的書，我的主張是不要去看，承認自己不懂就可以了。至多去看一看講解這些書的書，但那已經不是讀這些不易懂的書，而是那些易懂的講解這些書的書。讀這類的書，我們無法感到輕鬆感、愉悅感，讀來讀去，讀書的趣味就蕩然無存了，就不“好讀書”了。而對於我們的學生，就更應該堅持這樣的原則。凡是學生在閱讀中感覺不到樂趣而只感到困難的書籍或文章，我們絕對不要逼着他們去看、去讀，特別是在語文教材中，不論多麼好的文章，只要這個年齡階段的學生讀不出趣味來，原則上就不應選到這個年級的教材裏。我認爲，在語文教學的任務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任務就是培養學生的讀書趣味。只要他們喜歡上了讀書，你讓他讀的他去讀，你沒有讓他讀的，他也會主動找來去讀，假若他一生都是一個“好讀書”的人，他的語言知識和才能就能獲得最充分的發展。你要是硬按着他的頭皮讀了幾本書，學了幾篇課文，而讓他感到的卻是讀書的乏味乃至痛苦，就破壞了他讀書的興趣，而破壞了他的讀書趣味，就是扼殺了他語文知識和才能進一步發展的機制。看似讓他懂了一些原來不懂的東西，實際上是得不償失的。所以，對於這些需要大量講解學生才能懂的作品，不是一個如何“解”的問題，而是根本不應要求他們讀的問題。
除此之外，“解”的問題就是一個學生自己“理解”的問題了。那麼，“理解”是在什麼情況下才能深化呢？是在讀者自己人生經驗或審美經驗的豐富化和深入化的過程中發生的。俞平伯說《紅樓夢》表現的是作者的“色空”觀念，李希凡、藍翎說《紅樓夢》表現的是反封建的意識，毛澤東說《紅樓夢》表現的是當時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這都是在他們的人生經歷中有了自己的人生經驗和社會感觸之後對《紅樓夢》做出的自己的理解。俞平伯作爲一個普通知識分子體驗了人生的無常和悲哀，李希凡、藍翎作爲兩個青年知識分子更重視青年男女的自由和解放，毛澤東則作爲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感受到了社會的矛盾和社會的鬥爭。他們的不同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投射在《紅樓夢》這部小說上，就有了各不相同的.理解。這些理解，對於他們，都不是“甚解”的結果，而是在同自己的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的結合中自然發生的。他們這些理解，對於我們這些普通讀者來說，已經帶有“甚解”的性質，而對於中學生來說，那就更像懸在高空的一種理論，無法在心靈中同《紅樓夢》這部作品水乳交融地結合在一起，他們在自然的閱讀中絕對不會發生這樣的聯想。過早地讓他們接受了其中的任何一個結論，不但不會有助於他們對《紅樓夢》這部作品的理解，同時也會堵塞他們在自己不斷成長的道路上重新思考《紅樓夢》的可能性，對於他們加深對這部文學作品的理解是沒有好處的，會阻斷與所描寫的人生現象發生經常性聯想的途徑，以及妨礙了他們深化對《紅樓夢》理解的更大的可能性。理解一個好的文學作品，依靠的是讀者本人人生經驗和審美經驗的不斷豐富化，在現有的生活經驗和審美經驗的基礎上硬要理解作品更深刻的意義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往往伴隨着對作品的曲解。這是兩種不同的接受方式，一種是感受方式，一種是理性歸納的方式。感受的方式是用整個心靈的，是慾望、情感、意志、理性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它接受的是一個複雜的整體，但對任何一個方面都沒有完全明確的結論。理性的接受方式運用的僅僅是人的理智的歸納方式，它強化了作品一個方面的意義，而淡化或捨棄了其餘的更豐富的內涵。前一種是“好讀書，不求甚解”的方式，後一種就是一定要求甚解的方式。我認爲，對於我們一般的讀者，特別是對於青少年的學生，還是前一種方式好些。總之，不要“求甚解”，但要“好讀書”。 2001年元月1日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