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師說》解構

                                        吳禮明 

     

     

    文忌平淡,所以敘述總要講究妙趣橫生,波瀾起伏。古人有“韓潮歐瀾”的提法,正說明韓愈與歐陽修的文章是極講究筆法的。我們看有時即便更動詞語的次序也會達到非常的效果。前人說到韓愈,有“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柳州羅池廟迎享送神歌辭》)的仿例--它打亂了我們的閱讀習慣,造成了時序的錯位而形成了一種心理的波瀾,帶來了一種新的審美愉悅。韓愈不愧爲文章高手,他恣肆的文筆總要顯示他的獨特性,一旦他找尋到的'結構既符合行文需要又能合乎自然的律動與人們心中的節奏,便會在雙方的審美心理上產生共鳴效應。這種結構有時更帶隱蔽性,它甚至不需要經過邏輯的過濾而直觀地爲人所接受,同樣達到移人情性的效果。清代林雲銘感讀《師說》正是這樣的:“其文錯綜變化,反覆引證,似無段落可尋。一氣讀之,只覺意味無窮。”(《韓文起》卷一) 

     但韓愈的《師說》歷來解釋紛繁,綜其原因不外有二:或結構的不易把握,或文意的閃爍不定,就這篇文章來說,結構對於行文的理解可能帶有更根本的意義。那麼《師說》結構是怎樣的呢?如果要充分地解構,我們不能不考慮以下問題: 

     (一)“師者”與“學者”關係怎樣? 

     (二)“從師”與“恥師”關係如何? 

     (三)“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關係如何? 

     (四)“傳道”“授業”“解惑”之間的關係如何? 

     應當說這些關係都是題中應有之義。就第一個問題,從矛盾的對立同一看,“師者”與“學者”有着矛盾衝突,表現在“授”與“受”的關係上。在矛盾雙方的側重上,行文顯然焦點在“受”上,即在“解惑”“聞道”與“從師”上。在這一層面,“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的對應的形式應當是“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從師”與“恥師”也構成一對矛盾。其施事應當是“古之學者”與“今之學者”,它們的分野正如《古文觀止》上所說“是否‘吾師道也’”。而這便成了“遺惑”與“解惑”的關紐。“聞道”則惑解,不“聞道”則惑遺。故而“聞道”與“解惑”也順理構成一對矛盾。在“道-業-惑”這三者之中,“業”乃中介,而真正構成一對矛盾關係是“道”與“惑”;此二者相輔相成,說此及彼,此消彼長,又可相互轉化。但《古文筆法百篇》不曉其要義,對“道”與“惑”之並提或單言不明所在:“只發明‘道’與‘惑’,或只單言‘道’,至篇末又以‘道’與‘業’言,又不言‘惑’,此變化錯綜處。”曾國藩顯然也沒有弄懂,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到好文,二者兼營,故我並言之。末幅雲:‘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求闕齋讀書錄》卷八) 

     了悟如此,則我們對行文的思路就有了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我以爲就整體而言,《師說》的散文筆法是駢文的一個變體。在一個駢文已有幾百年且仍處繁盛的時代,正如有人所指,倡導古文倒似乎是一種時髦。這種時髦雖遠紹秦漢,但於時文的關係又怎麼能割捨呢,而如果我們對駢文的寫法有一定的認識的話。蔣伯潛、蔣祖怡在《駢文與散文》中引評駢文的寫法時說:“把這一部分的工作(造句)做完,第二步就着手組成一篇文章。他(陳其年)也說出了三種辦法:一把造成的句子,用自己的主見來融會貫通,使得這些句子和題中的本事合而爲一,務使句子的意思非常明朗。二即就融會好了的句子,再加語助辭或呼喚字來化成渾然的聯語,使得引用的古事和今意並行而不背。三把聯語融成一段,由幾段融爲一篇,相互連串起來,使之有明確的語意而渾然不露出什麼痕跡來,一篇好的駢文就此成功了。”(第二編第五章)那麼反而推之,韓愈的這篇“散文”不就可看成對駢文的增刪?現依照駢偶的對稱性進行補足,則全文的面目就相當清晰了: 

     (一)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後加上“學者,所以聞道受業解惑也”; 

     (二)在“人非生而知之者”前加上“(古之)聖人生而知之者,可以無惑矣”; 

     (三)在第二段首加上“今之學者竟無師”; 

     (四)刪除“夫庸”至段末,在“而恥學於師”後加“何哉?非師道也;而必計乎其年先後之生於吾也,必論其貴其賤,其長其少。如此,則道何以存乎?師何以存乎?” 

     爲何要這樣?原因很簡單。如(一),文章第一句是“古之學者必有師”,接下來當是“學者”如何;但文章卻陡起波瀾,說“師者”如何;而後文又接着談“學者”如何,這便造成前後不銜接,故作如是改。再如(四),行文至“吾師道也”文意即足,從邏輯上看這後面的幾句話都屬節外生枝;但把這些說法變形後移至第二段相應的位置,則行文也就文顯意暢了。當然改後行文的波瀾與突兀也就談不上了。這就是互文與錯綜及賦排修辭的妙用。其實有人已經指出過這種用法,如將“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否焉”改爲“句讀之不知,或師焉;惑之不解,或否焉”,只是限於句子內而不及段落間罷了。 

     再回過頭來看看那些經“刪削”後的樣式,果然行文波瀾起伏,奇崛雄勁。這就是王安石說韓愈的“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觀賞而已”的效果。 

     現在再按照補足後的文意來看看有代表性的兩種結構劃分: 

     (一)通篇只是“吾師道也”一句。言觸處皆師,無論長幼貴賤,惟人自擇。因借時人不肯從師,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而作此以倡後學。([清]吳楚材、吳調侯《古文觀止》卷八) 

     (二)前起後收,中排三節,皆以輕重相形。初以聖與愚相形,聖且從師,況愚乎?次以子與身相形,子且擇師,況身乎?末以巫醫、樂師、百工與士大夫相形,巫醫、樂師、百工且從師,況士大夫乎?公以提誨後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則自然而成者。([宋]黃震《黃氏日鈔》卷五十九) 

     例(一)“歷引童子、巫醫、孔子喻之”,結構雖明,但因誤把“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當作“一篇大綱領”而又堅持“總是欲李氏能自得師,不必謂公以師道自任”的認識,所以只好把“吾師道也”當作文章的主義了。例(二)把“聖與愚相形”簡單地與“童子”“巫醫”並列,卻不知“‘師道不傳’,及‘恥笑’等字,是着眼處”。(據[清]浦起龍《古文眉詮》卷四十七) 

     至此,我們可以談談文章的結構了。

                           來自:中國基礎教育21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