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荊門市東寶中學 李運淼 李在榮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這是陸游臨死時的遺憾，他是抱着巨大的遺憾離開人世的。1186年，詩人61歲寫了《書憤》，深沉慷慨地表達了他的憤情。那麼，他緣何生憤、憤從何來？
一、從時事維艱國運衰微的時代背景中來。就在陸游出生後第三年的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兵把徽、欽二帝及后妃、宗室俘虜北去，北宋滅亡。五月，當時在河北的趙構倖免於難，在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元建炎，這個重建的小朝廷就是南宋，趙構就是宋高宗。但可悲的是，趙構雖爲皇帝，卻是南宋初期投降派的首領，他懼怕與金朝打仗，所信用的汪伯彥、黃潛善等人，也都是些主張逃跑和屈膝投降的人。紹興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檜爲右相，十月又把向金屈膝投降的事交給他專辦，其他大臣不得參預。秦檜是中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大漢奸，宋高宗和他沆瀣一氣，於紹興九年正月不顧一切，同金朝訂立和議，向金稱臣納貢。宋高宗所求的只是制止金軍的進一步南侵，能保住半壁江山，做金的屬國也就心滿意足了。
本來，在與金的對抗中，宋軍曾經取得過一系列重大勝利，如岳飛於紹興四年（1134年）揮師北伐，收復了大片失地。宋高宗、秦檜一心只想和議，像岳飛這樣的抗金良將有礙於投降活動，因而宋高宗和秦檜便以謀反罪名將岳飛父子及部將張憲逮捕入獄。岳飛北伐的巨大成果，就這樣讓宋高宗、秦檜拱手送給了金朝。此後宋金雙方終於在紹興十一年十一月訂立和議：南宋正式向金朝稱臣，每年納貢銀25萬兩、絹25萬匹，並以淮水爲界，將淮水以北的地區劃歸金朝。“紹興和議”訂立不久，秦檜秉承宋高宗的旨意，於紹興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以“莫須有”的罪名將岳飛父子殺害，讓愛國者扼腕。又如發生在宋高宗紹興末年（1161年）的“采石之戰”。當時，金軍不斷南侵，宋軍不戰而潰。一個月左右，金兵推進到長江北岸的和州（今安徽和縣），並迅速南進。金軍臨江消息傳到臨安，京城亂作一團。文武官員紛紛把家屬送走，宋高宗也要“浮海避敵”。在文臣虞允文指揮下，宋軍打敗金軍，使金軍未能如願從採石（今安徽當塗北）渡江南侵，並收復兩淮地區，使宋軍在宋、金戰爭中處於極爲有利的地位。陸游詩中“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的描寫藝術地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但是這些勝利並未從根本上改變局面，相反，情形越來越糟糕：朝廷內部投降派當道，主戰派吞聲。“諸公誰聽芻蕘策，吾輩空懷畎畝憂”（陸游《送七兄赴揚州帥幕》），“公卿有黨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岳飛”（陸游《夜讀範志能攬轡錄》）。南宋糟糕局面形成的原因，正如陸游詩中所言：“諸公可嘆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追感往事》五），矛頭直指最高統治者。連宋高宗自己也曾說：“講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在這種情況下，憑你是“中原北望氣如山”還是如岳飛一樣“怒髮衝冠，壯懷激烈”，又能怎樣呢？陸游等一批愛國者捶胸頓足、義憤填膺就在情理中了。宋孝宗即位後﹐改元隆興﹐起用張浚爲樞密使﹐主持北伐﹐卻遭到符離之戰的失敗。而投降派湯思退則趁機向金示意﹐要金出兵兩淮﹐迫宋議和。這樣，宋孝宗初年﹐宋金之間重訂了“隆興和約”：南宋對金不再稱臣﹐改爲侄叔關係﹔宋每年給金大量 “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兩﹑匹﹔割商(今陝西商縣)﹑秦(今甘肅天水)兩州給金﹔金國逃到南宋的人員不再追回。詩人對此痛心疾首：“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穹邊指淮淝，異域視京洛。”（《醉歌》）對“歲輦金絮輸胡羌”的和約賠款，無比憤慨：“中原苦喪亂，豺虎厭人肉。輦金輸虜廷，耳目久習熟。不知貪殘性，博噬何日足！至今磊落人，淚盡以血續。“（《聞虜亂次前輩韻》）其實，之所以時事維艱，外敵的入侵倒還在其次，根本原因在於皇帝和那些主和派。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陸游怎會不心生憤怒呢！
二、從報國無門衰鬢先斑的個人境遇中來。陸游生於1125年，就在他出生的第二年，金兵南侵，他的父親不得不帶着家人南下逃難，九歲時才返鄉定居。這種生活，在陸游幼小的心靈深處埋下了仇恨的種子。他出生於一個有文化教養的官僚家庭，其父陸宰是一個正直的愛國知識分子。這種家庭環境，對陸游愛國精神的形成有很大影響。18歲時又師從曾幾，不僅學詩，更受到言傳身教的愛國教育，20歲時便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志願。但是，由於君上昏聵，朝廷內秦檜爲首的投降派把持朝政，使得全國的抗戰形勢每況愈下。觀其一生，陸游仕途坎坷，始終沒有得到重用。29歲時赴試，明年複試，由於名列秦檜之孫秦壎之前，且“喜論恢復”，觸怒了秦檜，竟被黜落。其後孝宗即位，起用抗戰派人士，賜他進士出身，派任地方通判。後張浚北伐，終以失敗告終。因陸游曾力說張浚北伐，因此被加上“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歸山陰故里。後入王炎幕府擔任川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主管視察軍政事務），但不到一年王炎被召東歸，他被調成都，代理地方官，無所作爲。范成大鎮蜀，他被召爲成都府參議官，後雖入朝任朝議大夫、禮部郎中等職，但十餘年間，三遭黜落：在江西任上因撥義倉救災，以“擅權”罪免官還鄉；在淮東任上以“不自檢飭，所爲多越於規矩”論罷；朝官任上又被誣爲“嘲詠風月”而罷黜。此後二十年中，除了一年起用爲史官外，一直閒居在山陰家中。他的一生，“恢復”之志貫穿始終。他深感悲哀的是，“早歲哪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一心想建功立業，取得“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那樣的戰績，但是，“諸公誰聽芻蕘策，吾輩空懷畎畝憂”。他在詩中所用的檀道濟 “塞上長城空自許” 的故事，頗能引人聯想：自己一心報國，在北望中原時豪氣如山，願做“塞上長城”，頗有自許之情，但到頭來仍是一場“空”，朝廷並不重用他，使得他“報國欲死無戰場”（《隴頭水》）；更讓人想到岳飛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的殘酷現實，這怎不讓愛國者悲哀、讓愛國者憤怒！他希望象諸葛亮那樣六出祁山，施展抱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儘管諸葛亮最後以失敗告終，但卻一直拼殺在對敵鬥爭的前線。而自己呢，卻只能喟然長嘆：“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寫《書憤》時詩人已經61歲。人活七十古來稀，此時的詩人已是暮年。想到“氣如山”的早歲，現在卻一事無成，落得個“心在天山，身老滄州”的結局。他“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爲國戍輪臺”，但這只是一廂情願，朝廷不重用，歲月不饒人，這是怎樣的無可奈何呢？本來，有志不在年高，但那是在客觀外界條件較好的情況下，主觀努力而奮發終有作爲的情形。而陸游主觀上一心報效國家，力圖恢復，而朝廷不僅不提供其條件，反而處處設障掣肘，使詩人志不得伸，事無可成。垂暮之年遭罷黜，66歲時被迫退居鄉里，“身還民服，口誦農書”，“身雜老農間”，老境頹唐。雖不忘恢復之志，但畢竟年事已高，衰鬢先斑，“塞上長城”之許已成空言，面對鏡中衰鬢，只能顧影自憐，悲憂之憤便躍然紙上。
綜上所述，《書憤》之“憤”，實在是憤中含悲，憤中含憂，憤中有報國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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