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陰陽變化理論，最終還是要服務於政治，過去曾有人稱《易》學爲經世之學，這種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按照六十四卦的模式，乾坤爲天地之始，繼乾坤之後的屯卦則爲創世之始。
天道與人心相應，君位繫於下民
中國自秦漢以後就成爲統一的大帝國，治理大國誠爲不易。如何使之井井有條，不僅需要有—套典章制度，更需要有一個根本性的治國方略。《周易》的陰陽變化學說，從哲學的高度爲國家政權建設提供了理論性的指導。因此， 《尚書·周官》曾將其概括爲“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即按照客觀規律去經營治理國家，要不斷調和理順陰陽關係。陰陽關係是一個重要的哲學範疇，大而範圍天地，小而寓於一物，治理國家亦必順應其理。所以《漢書·藝文志》稱《周易》是“王教之典籍”。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序》中也說： “故《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也。”都肯定這部書有治理天下之大法和王天下之大道，這個大法和大道又是與天地和人倫融爲一體的。
《周易》作爲古代哲學，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把世界看作是一個整體，認爲天人相通。世界的整體性是建立在陰陽的基礎上，即陰陽變化支配着萬物的運動變化，貫穿於天地人而無所不在。因此天人合一，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息息相關，而且天道往往決定或影響着人道。從這一思想觀念出發， 《周易》論述經綸治國，首先提出“效天”和“順天”。《繫辭傳》說：“天生神物， 聖人則之;天地變化， 聖人效之。”
《觀·彖傳》又說：“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神道”，即陰陽變化之道。 “設教”，即設置政教，包括一切政策法令和種種教化措施，也就是經綸治國的具體方法和手段。這些東西的制定，都必須以陰陽變化規律爲準繩。那末天道的陰陽變化規律又有什麼特點呢?《豫·彖傳》說：“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武。聖人以順動，則刑罰輕而民服。”天道陰陽規律的變化，集中表現爲日月和四時的往來，既不過越又無錯差，總是順其自然而發展，體現着一種和諧有序的永恆過程。 “效天”，就要效法天道變化之和諧有序無過差， “順天”，就要順應天道規律永恆發展之自然。以此來治理國家，民服而無需用嚴刑苛法。
《周易》把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看作是統一的相互聯繫的過程，認爲人應該尊重自然規律，這個思想是正確的。但是它不懂得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還有其特殊的規律，然而卻看到了社會的矛盾要比自然界複雜得多，並不完全象日月四時那樣和諧有序自然而發展。它所說的“效天”與“順天”，實質是通過天道而反饋人道，從中受到啓示理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保持與天道相協調。我們說，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經濟利益和階級關係的根本對立。《周易》雖然不是用這個視角去認識社會，但卻看到了等級制度的尊卑之序把人分爲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理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與天道相協調，就是要使對立的兩個方面如何達到和諧與統一，這也就是“燮理陰陽”的根本問題。按照《易》卦的模式，乾爲陽，爲君，坤爲陰、爲民。 《繫辭傳》又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認爲乾坤陰陽所反映的君民等級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但是，二者的地位並不是絕對不變的。《坤·文言傳》說：“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由辨之不平辨也。” 《易》曰：坤陰所代表的下民，是要卑順以承奉乾陽之君，然而從陰陽變化規律說，對立的兩個方面無不在一定的條件下互相易位。因而坤陰的卑順也有一個積小而成大，漸進而至極，最終將發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下犯上，順反逆。所以這段話於“坤道其順乎”之下，接着就講“積”、 “漸”、 “辨”，最後以“蓋言順”作結語。就是要告訴統治者，下民的卑順並不是絕對的，君王的位置也不是永恆的，關鍵是“積善”還是“積不善”，對此要有所辨察。
從這一基點出發， 《周易》論經綸治國則把人道的階級關係和諧作爲一種政治理想加以追求。階級關係和諧統一則天地交而志同稱作泰，社會發展就呈現出一種有序化的過程，人道與天道相應。階級關係失和，下民被逼得挺而走險，天下就要大亂，社會就失去了穩定而否塞不通，人道與天道就不相應。在中國歷史上，殷紂王無道失國是一個重大的政治事件， 《周易》從哲學的高度進行了總結，體現在明夷卦中。明夷的六爻，以上六代表昏暗的國君，在下五個爻位的臣民盡爲其所傷。結果如何呢?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象》曰; “初登於天”， 照四國也。 “後入於地”， 失則也。
“初登於天”，指殷紂王初登王位承大統，也曾以君德照四方。 “後入於地”，指紂王后來昏庸殘暴喪盡民心，終於被推翻。 “失則”二字，則爲法則，也就是陰陽變化規律。總結紂王失國的教訓，就因爲他違背陰陽和諧經綸治國的基本規律。
殷紂王無道失國，周武王繼之而立，這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革命。對於這場革命，《周易》給予充分肯定。《革·彖傳》說：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
由於天地四時的不斷變革，從而才使萬物新陳代謝生生而不窮，說明沒有變革就沒有自然界的永恆發展。人類社會也是這樣，商湯趕走夏桀，殷紂王無道周武王取而代之，這就叫革命。沒有革命社會就不能繼續前進，所以這種革命既順乎天道規律之自然，又迎合了人心之所向，是革而當革，無任何過錯。於是《彖傳》又說： “革而當，其悔乃亡”。並讚歎說：革卦的意義，真是偉大啊!這裏邊就提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思想，即天道規律究竟用什麼去衡量?要用民心去衡量。一個君王的政教合不合於天道，一個王朝的存在與否，決定性的因素是民心之向背， 《周易》將其概括爲“順乎天而應乎人”。這樣一來，所謂人道要與天道相協調，天人相合，並不是—句空話。因此說，革卦“順乎天而應乎人”這句話，它明確的告訴了封建統治者，民爲立國之本，社會的治亂興衰以及君位的存亡，均繫於下民。這個道理，在《觀》卦裏就說得更加清楚了。
觀，在十二消息卦裏爲陰長陽消之卦。陽爲大，陰爲小，陽爲君，陰爲民。陰長至四位，陽退守五位，上下對峙而互相觀視。五，又爲君位，四陰進逼，形勢甚危。
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
《象》曰： “觀我生”，觀民也。
陰長至第四爻位，陽消已過半。九五以剛爻居陽位得位又得中，是有中正之德的君王。所以《彖傳》說：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是說九五這個大君在上位還是很可觀的，他以中正之德觀示於天下，使在下的臣民能巽順而爲進退。也正因爲九五之大君有中正之德，才曉得觀察自我的生存與否，則觀民心之向背。在下的羣陰不進逼，自己就能生存下去，在下羣陰一進逼，自己失去生機。故言“‘觀我生’，觀民也。”民心之向背，決定於君道正不正。由於九五君道中正， 《彖傳》稱“下觀而化”。下民既被其感化，當然也就消除了進逼之意，從而使九五之大君得以繼續生存。
這一事實說明，天道是可畏的，民心是可懼的，天道雖高遠，觀於民心即可求。所以，用陰陽對立統一關係來經綸治國，從天人相合的整體和諧觀念來處理階級關係。說到底，就是要以天道之自然和諧來反饋人道，認清人心與天道相應，君位繫於下民。因此中國有句名言，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這既是歷史經驗的總結，又是陰陽哲理所得出的必然。
理財正辭，民爲立國之本
《周易·繫辭傳下》在第一章裏，就提出了“貞勝”說，認爲吉與兇所代表的陰陽對立面總是在互相爭勝負。鬥爭的結果經常是一個方面居於正位而顯現着，另一個方面居於偏位而隱伏着，矛盾的兩個方面不可能同時都發揮支配作用，這就叫“貞勝”和“貞夫一”。在論證了這一哲理思想之後，接着就聯繫到國家的經綸治理而講了一段話。它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 財正辭，禁氏爲非曰義。
從天地的自然規律說，由於陰陽爭勝負而不斷的互相轉化，才使日月四時運行而萬物生生不窮。人類社會也是如此，由於上下尊卑互相鬥爭的推動， “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從而才促進了歷史的發展。在這種不斷變換的情況下，聖人認爲大可寶貴的東西莫過於政權。也就是說，誰得了政權誰就居於正位而顯現於人，誰丟掉政權誰就轉向隱伏。如何能夠守住政權而長久居正位，就在於得衆望之所歸。何以得衆望之所歸，就在於有財物以生息萬民。因此， “理財正辭”，是最重要的。 “理財”，即對國家財政的管理，稅收法度必須適中合理。 “正辭”，即一切政令和教化措施必須保持清明。這兩項事做好了，百姓就能夠安居樂業自然遵守法令，一切都安排得很適宜，就叫作義。這樣社會就能安定，可以保證政權的“貞夫一”。
《繫辭傳》的這段文字，從陰陽爭勝負的不斷變化中提出了政權建設的重要性，政權建設的核心是通過經濟和政治上的管理措施以爭得民心，從而穩定大局以鞏固現存的秩序。這就是說， “理財正辭”不可貪得無厭而失掉民心，經綸治國應該輕徭薄賦，確立以民爲立國之本。在這一基本思想的指導下， 《彖》、 《象》通過解六十四卦提出了一系列對下民應採取的具體政策。首先，是關於容民畜民的問題。
《師·象傳》說：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下坎上坤。坎爲水，坤爲地，卦象是水積蓄於地中。師卦爲言興師動衆去出征。就興師動衆出征說，民爲兵之本，只有平時容民畜民如大地
之蓄水，戰時纔會兵多將廣用之而不竭。軍隊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權的主要支柱。軍來自於民，有民纔能有軍，有軍才能使政權鞏固。這一事實說明，推行容民畜民的政策，對穩定封建國家政權將起着直接的作用。接着，在臨卦又提出了保民的問題。
《臨·象傳》說：
澤上有水， 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臨，下兌上坤。兌爲澤，坤爲地，卦象是澤水之上有陸地。
如果澤水在陸地之上，則必有堰堤防泛而澤水的容量也有限。澤水之上還有陸地，是自然形成的大澤，其容量無限，而且澤水與陸地互相臨近無間。君子觀此象而效法之，應該象澤水與陸地那樣上下互相臨近，教化和思念民衆無盡無休，容納和保護民衆無有止境。再進一步說，陽剛尊貴是居於上位的，現在屈尊就卑而居於四個陰柔之下，這體現着上親臨於下。由於上能親臨於下，下必敬於上，上位者就大有發展前途。於是由臨，一變而成泰，再變而成大壯，再變而成央，再變而成乾。所以《彖傳》又說：“臨，剛浸而長。”《序卦傳》還說：“臨者，大也。”這一卦說明，居於上位的統治者如果能屈尊就下而親臨於民，思念和保護下民，其發展前途纔會遠大。然後，又提出了悅民。
《兌·彖傳》說：
兌，說也。剛中而柔外， 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 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
說同悅。 “先民”，即導民前進。兌卦卦義爲言喜悅。以喜悅之事去引導民衆前進，雖是勞苦而民不以爲勞苦。以喜悅之事去引導民衆赴大難，即或有死的危險而民衆死而無怨。可見喜悅作用之大，它能使人奮勉而勇敢。因爲凡事必應乎人心之所向，而應乎人心所向之事則必然是與天道規律相合順。這又進—步說明，人心一旦與天道相應，就能調動起民衆的積極性。有了這種積極性，任何事情都可以辦成，何需爲國家政權而擔心呢。
以上三卦，從容民、保民、臨民，講到取悅於民，最後又歸結到“順乎天而應乎入”。反覆告誡封建統治階級，民爲立國之本，是政權的根基，根基不牢，國家政權就要動搖，這是“理財正辭”的前提。爲了使封建統治者能夠深刻領會，於是又舉出剝卦爲例以申說其理。《剝·象傳》說：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剝，下坤上艮。坤爲地，艮爲山，卦象是山在地上。不言山在地上而言山附於地，是說高山經過長久的風雨浸蝕崩潰削落而依附於地面。上，指居於上位的統治者。下，指下民。居於上位的統治者看到高山崩潰依附於地面之象，則應曉得位高也可下迭。應該以較寬厚的政策對待下民，居於其上纔可安然。再就全卦六爻去看，陰長至第五位，僅有一陽殘存於上。 《彖傳》說： “剝，剝也。柔變剛也。”陽剛爲君，陰柔爲民。五個陰柔要把一個陽剛剝落掉，危在旦夕。這一事實說明，對下民剝削過重將危及自身，最後自己也將被剝落。深明此理則應將利祿及早下施，接着又排出了夬卦。
《夬·象傳》說.
澤上於天， 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夬，下乾上兌。乾爲天，兌爲澤，卦象是澤水已漲到了天上，堤防潰決滔滔下瀉而摧毀一切。君子觀此象則當知利祿不可多得，滿招損，謙受益，要儘快向下施予。積德則不然，多多益善。利祿向下施予看來是有所損失，其實是受益。
《益·彖傳》說，
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益卦是講減損上位者之有餘，以增益在下者之不足，故稱“損上益下”。這樣做下民都很歡喜，故稱“民說無疆”。由於損有餘以益不足而達到了適中均衡，贏得民心，這就給社會穩定和政權的鞏固帶來了光明，故稱“其道大光”。由此可見，適當作些經濟讓步看來似乎是損失，而這種損失卻是爲了能夠繼續得到增益。也就是說，損失的是眼前局部利益，得到的卻是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只有深刻理解這一道理，纔會認識節用愛民的重大意義，於是又提出了節制的問題。
《節·象傳》說;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節，下兌上坎。兌爲澤，坎爲水，卦象是用澤去節制水。以澤節水，塞而不流則溢出，流而不塞則乾涸。最得當的辦法是將水節制在適中的水平線上，使澤既蓄水又流水，既不幹涸又不溢出，這就叫：節制得適度。對下民的剝削也有一個節制得適度的問題，要想節制得適度，就必須“制數度”。數，即十、百、千、萬……。度，即分、寸、尺、丈、引。有了這些計量單位，才能用以衡量適中與不適中。但數與度的計量是靠人去掌握，還必須“議德行”。只有深明《易》理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推而行之。於是《彖傳》又說：
當位以節， 中正以通。天地節， 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天地自然規律是有節制的，年、月、日、時的運行從不過越而成其變化。人類社會也應如此，國君如能量財之所入，計民之所用，將稅收法度定在適中的水平線上，這樣既不損傷國家的財政收入，也不妨害百姓繼續生存，整個社會纔會安寧。因此說，愛護老百姓，剝削要有節制，賦稅保持適中，這才能達到通。
以上四卦，從“厚下”、 “施祿及下”、“損上益下”，最後到“制數度，議德行”， “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可以看出，所謂“理財正辭”，就是要把着眼點放在下民的身上，省徭役薄稅斂，儘量調解與緩和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關係，以求得社會的穩定發展。我們說，《周易》雖然強調“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認爲封建等級制度是不可改變的。但是，它的高明之處在於能通觀全局，從哲學的廣闊視野而看到如何去維護地主階級的長遠根本利益。所以，它並不爲等級制度的階級壓迫和剝削作過多的辯護，而是從更高的層次上爲封建政權的長治久安提出了相應的對策。
剛健不息，強調實行人治
《周易》從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念出發，通過天道而反饋人道，從而證明陰陽變化規律普遍存在於天地人之“三才”。因此，經綸治國要以陰陽變化規律爲準繩，從保持政權的長期穩定出發，提出了“理財正辭”緩和階級關係的一系列具體對策。規律與政策要靠人去具體掌握和貫徹，這裏自然就涉及到了人與客觀規律的`關係，以及在經綸治國中的作用問題。
《周易》認爲，規律是客觀存在的東西，它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必須尊重。但是，人在規律面前也並不是無能爲力的，而是有所作爲的。《泰·象傳》說：
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財通裁。天地的陰陽變化規律，相交才相和，相和才通達，這是不能夠改變的。但是，君王可以裁製它，輔助它，成就它。所謂裁製、輔助、成就，就是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前提下，人可以對它實行某種駕馭、調節和利用。所以《繫辭傳》又說：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強調天地定位於上下雖然有其規律在運行，但卻不能直接告訴人以趨吉避凶。聖人掌握了天地變化規律加以裁製利用而趨吉避凶，則能夠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之事以左右民生。
裁製，利用客觀規律，成就天地之所不能以左右民生，實質就是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也就是說，經綸治國雖然要“順天”， “效天”，以保持與天道的和諧，但人治還是主要的。要推行人治，人就需要具備一種精神，確立一種人生哲學，在這個問題上， 《周易》提出了剛健有爲，自強不息。 《乾·象傳》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有·彖傳》：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大畜·象傳》又說：“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人應該象太陽那樣， 日復一日地運轉，天天向上而光輝日有所新。有了這種奮進不止的精神，纔可有爲於天下，盡人事而聽天命，最能說明這種精神的是姤卦。
姤，一個陰爻在下與五個陽爻相遇，其趨勢是繼續向上增長以消陽。所以，姤爲陰長陽消的開始，對陽剛所代表的君子之正道非常不利。如何去對待這種客觀形勢?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象》曰： “九五含章”， 中正也。 “有隕自天”，志不捨命。
枸杞爲灌木。以枸杞樹去包容瓜，瓜藤必攀援而上。枸杞喻五個陽爻，瓜喻在下的一個陰爻。姤初六之一陰，原爲夬之上六。夬之上六被五個陽爻決掉之後，反轉而成姤的初六，又與五個陽爻不期而相遇。這一反轉變化，即由陽長陰消而成陰長陽消，有如瓜藤纏繞枸杞樹攀援而上。對於這一形勢，九五含弘章顯，以中正之道處之，因爲這是天道規律發展的必然，故言“有隕自天”。但是，君子之人應該有一種責任感，並不因此而放棄自己的主觀努力，故言“志不捨命”。就是說，人既要了解和尊重客觀規律的變化，也要發揮主觀戰鬥精神加以引導和駕御，在條件允許與可能的範圍內，使其向着有利於自己的方面發展。《周易》這種剛健有爲自強不息的戰鬥精神，陶冶了我們民族的思想品格，在歷史上曾鼓舞了許多進步的思想家、政治家去勵精圖治。所以，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君權就是法，法制的思想不健全，而人治的思想卻一直佔據着主導地位。封建王朝幾經更迭盛衰，無論是“文景之治”’、“貞觀之治”、“乾嘉盛世”，還是三國混戰，十六國分爭，確曾出現許多偉大的人物或順天行道或力挽狂瀾。
《周易·繫辭傳》說： “察於天之道，而明於人之故”。經綸治國，知天而更要知入。將天地人稱作“三才”，三之爲言參，即強調人應該參與天地的變化。剛健有爲自強不息，就是《周易》所倡導的人生哲學，理想的境界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傳》)不斷地求索，通過知識的積累，以達到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以及自身，從而去掌握變化規律。只有具備了這種思想修養，纔可以稱之爲“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繫辭傳》)終極的目標，還是天人相合，這種相合已經是一種完全自然的和諧了。《乾·文言傳》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之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 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 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 況於鬼神乎。
鬼神二字，鬼之爲言歸，神之爲言伸，即用來形容陰陽屈伸往來之變化。這段話是說，道德修養偉大的人，已與乾的“元亨利貞”四德融爲一體。所以他能與日月合其光明而照臨四方，與四時合其次序一言一動無任何過差，與陰陽屈伸往來主使萬物有生有滅的規律相合，賜吉降兇無一私念之摻雜。這樣的偉大人物完全與天道規律相默契，其先於天道規律而動則不相違，後於天道規律而動則遵而奉之不相背。既然與天道規律都不相違背，何況於人事以及陰陽往來變化之類的具體問題呢。大人者，有德有位。《文言傳》的這段話，實際上是講給當權者的。它指明，只有具備了這種思想道德而居於尊位的人，才能經綸治國，達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乾·彖傳》)“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繫辭傳》)
以上可以看到， 《周易》這部書不僅提出了一個博大精深的哲學思想體系，而且也系統地研究了人的行爲準則。它展現了一個理論與行動相關連的思維模式，爲經綸治國提出了一整套的方法和策略。就這一點來說，確實可以將其稱之爲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關於管理與決策的專門著作。正因如此，所以它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裏，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一些有建樹的帝王將軍，都從中汲取了思想營養。清代的康熙，是中國歷史上頗具雄才大略的帝王，一生的文功武治奠定了中國大一統的版圖。他在爲《口講易經解義》御製的《序》中，就曾這樣說道：
惟帝王道法，裁在“六經”，而極天人， 窮性命，開務前民，通便盡利， 則其理莫詳於《易》。 《易》之爲書，合四聖人之象，設卦繫辭焉， 而廣大悉備。 自昔包犧、神農、黃帝、堯舜，王天下之道，鹹取諸此。蓋《詩》、 《書》“六藝”之文， 《禮》、 《樂》之具， 《春秋》之道，無不於《易》詳焉。
若乃體諸躬行，措諸事業，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維世。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而治理備矣。
惟體乾之四德，以容保兆民。期庶司百職事矢野，渙羣之公成“拔茅允升”之美，則“大和”溢於宇宙，庶稱朕以經學爲治事之意也。
他以經學爲王道之法，看到“其理莫詳於《易》”。《易》書“極天人，窮性命”，“有觀民設教之方，有通德類情之用”。能“恐懼修省以治身，思患予防以維世”，“而治理備矣”。他要體現乾卦“元亨利貞”之四德來治天下，期望百官職事能容民保民，上下相交而成泰。經綸治國的理想目標是“大和”溢於宇宙，即陰陽中和，天人和諧，由此可見，清初的所謂盛世與《周易》的經綸思想是有極其密切關係的。
《周易》的治國之道，應該說並不是康熙才發現的，司馬遷早就注意到了。他在《史記》中說： “《易》本隱，以之顯， 《春秋》推，見至隱。”《周易》闡發抽象的陰陽變化規律，是隱晦的，奉而行之則切中於社會歷史實際。 《春秋》評斷社會歷史的盛衰，是具體的，推極其理可驗證於抽象的陰陽變化規律。所以， 《周易》與《春秋》，互爲體用與表裏，在中國堪稱是經世之學，是封建士大夫晉身於朝政必修的高深教科書。由此亦可理解，它爲什麼能冠“六經”之首，歷數千年而不衰。
我們中華民族曾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而《周易》可以說是東方文化寶庫中一顆光彩奪目的明珠。它不僅給人以知識，而且能給人以智慧。研究任何一門學問，一部書，如果與現實相脫離，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周易》陰陽變化的理論思維爲封建制度的長治久安提供了一定的依據。可以這樣說，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兩千多年，它確實起了某種維護和調節作用。在二十世紀的今天， 《周易》又成爲國際學術界注重研究的一個熱點，而且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已經把它的思想用之於經濟管理，以協調勞資之間的關係。當前，我國正在進行“四化”建設，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大局，祥和的政治氣氛，在這種形勢下我們來深入研究《周易》的經綸治國論，或許能從中受到某些新的啓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