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來的地鐵上，肯尼亞來的小哥和我暢談他在非洲的四個廢品回收公司，身邊還有旁人，我也就心安理得地開了一些小差。
我開小差的時候，心裏想的是，讓一個人這麼自豪地說自己的夢想，究竟需要多少人的點頭、許可和多少年的風風雨雨，還沒有打滅這樣的勇氣。
我想這種青年在中國也是有的。小的時候，家裏有去找外公訴說自己是畫家卻不能成才的年輕人，外公給他們幾個豆包，打發走了。
長大了一點，我總能遇到許多有理想的青年，然而在很多場合，“有理想”和“幼稚”“不諳世故”卻已經成爲不能分得太清的同義詞。很多有理想的青年，在這個社會，不能說，不敢說。他們期待一個熱烈的回覆，卻處處遇到冰冷的牆壁和冷水，久而久之，只好把一團火在心裏緊緊捂着，期望哪天這黑暗裏斷了氧氣，那火苗也就滅了。
很多青年開始貶低自己，這反映出一個非常殘忍的社會現狀：自我貶低往往是出於自我保護，青年們想，在一個什麼都不能成就，沒有出路的社會，讓我先把自己貶得一文不值吧，這樣別人再沒有貶損我自己的餘地。
我看到英國青年躊躇滿志互相交換理想的時候，中國的青年互相躊躇滿志地交換着嘲笑，彷彿自嘲和對自信心的先行摧殘，在這個社會裏是唯一一種有效的自我保護機制。
他們想，我把自己貶低到不能再賤的地步，你們的嘲笑也就不能傷害我了。這是實用而可怕的自信心。
我們讀教育的人，希望看到一代年輕人，他們走出去的時候，是擡着頭的，是心裏有夢的，在某種程度上，這些夢哪怕是一個角落，也曾實現過的。
而這個前提，是我們需要學會不去嘲笑這些有夢想的人。如果他們的想法看起來荒誕，那麼這個社會就應該給他們糾正的建議和理由。如果他們的想法看起來可行卻遙遠，那麼這個社會給他們鼓勵和認可。如果他們的想法看起來既而可行，那麼這個社會就應該給他們資源和渠道。
我從沒有見過任何一個偉大的人，每天都會給有夢想的同行者一盆冷水。
有些人害怕積極進取的青年，因爲他們害怕生活裏還存在另一種可能性。把一切都怪罪給社會和體制的人，害怕靠自己努力的人。他們害怕這些努力的人，因爲這些人的故事，打在他們臉上，告訴他們：哦，如果我當初努力了，也許也能成功，所以到頭來，我買不起房子其實也不全是體制的錯。
這是很多人完全不能接受的觀點，這是一個可怕的現實：原來我的不成功也有我自己的責任。
在這種情況下，更可靠的辦法就是崇拜權威，在自己的價值無法和他人價值相比的情況下，通過極少數的成功來貶低身邊的人的成功，從而保護自己的自尊和自我價值，通常的策略是：
“你這叫成功了？有馬雲那麼成功嗎？”
“你有四個廢品回收公司，但能堅持幾年？國家政策一變你還是啥都沒有了。”
而他們不會在意馬雲的成功，他們勸自己說，那是極小概率的，不足以威脅到我的身份和自尊。
人們對自己心理健康的保護是非常本能的一種反應，然而這種反應被激化、畸形發展之後，卻越來越危害到一個社會長久的核心競爭力。
很多人來劍橋，看到了這裏的`美景和傳說，他們沒看到，這是一個尊重觀點的城市。這個城市最美的地方，就是一個本科生，可以在一個非常普通的下午，敲開教授的門：“教授，你有空嗎？我覺得愛因斯坦可能是錯的。”教授會耐心地和他坐下來，一一聽過他想說什麼，然後肩並肩走向圖書館，彼此交換這個看法。
一百年前在劍橋，這位本科生叫做維特根斯坦，他帶着這樣的想法，敲開了羅素的門。他滿腦子都是自己偉大的怪念頭，而且願意把這些危險的怪念頭付諸實踐。
回頭看，我們慶幸人類有這樣一個小鎮，這樣一所學校，收留了他，也改變了人類一個世紀自我內心探索的思考路線。
我在劍橋的這些年，聽過許多奇怪的觀點，在吃飯的時候遇到過認爲養老金是投資詐騙的學生，在火車上遇到了在非洲開了四個公司的二十歲的青年。我也許沒有足夠的才華和野心去理解我聽到的這些話，但我成了一個聆聽者，在歷史眼中，我也只是一個聆聽者。但我的桌子的另一邊，總是坐着一個嚴肅的思考者。
我聽見歷史對我說，所有嚴肅的思考者，都是值得尊重的。所以我耐心聽着，在歷史裏面，如果理解了，我就鼓勵，如果認爲不可行，我就建議或者分析和勸導。如果我什麼都說不出來，我就會啞口無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