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摘要:在當代，我們很少能看到具備思想的高度與力度、具備文化的包容性與深廣的經驗厚度的“女性詩歌”文本。當代女性詩歌常常在一種情緒化的激憤中，一方面將個體經驗推入本質化、實體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將女性的“精神視角”轉換爲文化批判。“女性詩歌”的寫作因此陷於對本質化、實體化的個體經驗的執迷與超越個體經驗的文化批判的悖論之中。走向一種“類”經驗的處置與表達是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這包括兩方面的任務:首先是以“類”的經驗改造“女性詩歌”的寫作經驗的構成與寫作生態，提升其品質;其次是以“類”經驗承載文化批判的責任。
從作爲寫作資源的詩歌經驗的構成上講，在我們看來，當代，至少是“新生代”以來的“女性詩歌”寫作一直處於一種悖論結構中:一方面是充滿痛苦地、悲壯地沉沒於個體性的女性性別經驗的深淵之中，在寫作中則表現爲對於這種經驗本身的或許是過度的執迷、誇張與倚重:
作爲人類的一半，女性從誕生起就面對着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她對這世界最初的一瞥必然帶着自己的情緒與知覺，……每個女人都面對自己的深淵—不斷泯滅和不斷認可的私心痛楚與經驗—並非每一個人都能抗拒這均衡的磨難直到毀滅。這是最初的黑夜，它升起時帶領我們進入全新的、一個有着特殊佈局和角度的、只屬於女性的世界。(翟永明《女人》組詩之序言《黑夜的意識》)
而另一方面，當試圖將這種個體性的性別經驗升格爲“女性視角”、“女性精神性別立場”的時候，就無可避免地將之推向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視境。因爲女性個體的性別經驗，甚至於這種個體的性別身份本身都是社會中給定的文化構成物，這樣，“女性詩歌”的寫作在對於個體的黑色深淵的絕望與迷醉中又以一種拒斥與抗爭的姿態狂亂地指向了後者。這一點並不僅僅是作爲一種觀念懸浮於詩歌的上空，或者僅只是詩歌寫作的外在的意義指向，而是作爲一種張力、一種撕裂的傷痕貫穿於“女性詩歌”內部。詩意的激情並沒有將這種悖論化解與泯合，反而將它們推人更加尖銳化的對立之中。我們常見的情形是在一種情緒化的激憤中，一方面將個體經驗推人本質化、實體化的境地，另一方面又將“精神視角”轉換爲文化批判。這一狀況以不同的形式或隱或顯地大面積侵擾着“女性詩歌”的寫作，並且決定了“女性詩歌”的基本品質。在當代的“女性詩歌”中，我們很少能看到具備思想的高度與力度、具備文化的包容性與深廣的經驗厚度的“女性詩歌”文本，詩歌本身於是常常處於一種以個體經驗承載文化批判的棲惶不安、孤立無助與疲憊乏力的狀態之中，而學理和邏輯上的矛盾與悖謬倒還在其次。從社會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角度進行文化分析與文化批判，所需要探討的恰恰是個體意識與性別身份本身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個體經驗是如何生成的，所需要避免的恰恰是將個體單子當作實體而不是文化構成物的幻覺與對這種個體經驗的本質主義立場。
西爾維奧·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學》中指出，我們身上很少、甚至幾乎沒有什麼東西源於我們自身。從文化分析的角度來看，女性的性別身份與個體經驗首先是文化的產物，是文化規定之下的“生理”的與“自然”的差異性;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個體與個體性經驗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們首先是被拋入體制的被構成者。其次纔是作爲“主體”的構成者。因此在作爲體制與意識形態的權力的犧牲品這一點上，男性和女性面臨的問題是共同的，作爲事實上的性別權力的優勢擁有的一方，男權固然是需要批判的，但是作爲體制本身建構的參與者或者說參與的一方，女性自身也未始不需要一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這一點在個體性經驗的情緒化表達中常常被遮蔽了，或者至少看起來似乎是不“人道”的:“她/我都這樣了，還要被批判或自我批判嗎?”實際上“人道主義”所指向的與倫理學意義上的“個體一主體”在這裏正是將人們思考引人歧途的地方:“主體”之所以是“主體”，就在於它不僅僅是它自身，它同時還是它所不是的東西，它同時是客體與中介，主體與他者在“類”的共在中處於一種相互構成、互爲中介的狀態。恰恰是將個體囚禁在純粹的意識和觀念中的個體自足的幻覺，是體制和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基礎，或者就是體制與意識形態的作用本身，而“個體一主體”的自由在這種情況下正是在共在的“類”經驗中對於規定着詩歌經驗的形態起源與質地構成的個體性的意識與觀念死結的破除與走出。
因此，“類”的經驗並不是簡單地退回到宏大粗放的無個性的時代與集體的傳聲筒的“大我”階段上去，也不是要做女性羣體的簡單的代言者。同樣，它也不是個體經驗在情緒的催化作用下的同質放大，就如同前面翟永明引文中的“我們”所指示的那樣。“類”的經驗強調在“類”存在狀況中經驗的體制性的、文化的'構成、男性與女性經驗的相互錯綜、相互構成的經驗本身的“主體間”的包容性與複雜性，以及經驗的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對於這種“類”的經驗需要作如下的說明:(1)恰恰是泊沒在個體性中不能自拔時，將女性經驗僅僅減縮爲一種純粹的意識甚或一個概念、拘囚在某種體制性知識的牢籠中並且複製與再生產了這種知識。伊蕾在《被圍困者》組詩中的名爲“主體意識”的一節中寫到的“我被圍困/就要瘋狂地死去”，完整地表達了一種阿爾都塞式的意識形態機制以及對其令人“瘋狂”的作用與後果的體驗(但也僅僅停留在體驗之中而不能通過一種反思的維度將其上升到思想的層面)。“個體”或“主體”正是意識形態“召喚”人們去成爲的體制身份之所是，成爲“個體”或“主體”也就意味着“臣服”於、處身於意識形態與體制機器的圍困之中。因此實際上是體制與意識形態經驗構成了“個體一主體”而不是相反，所以當女性寫作僅僅拘執於“個體性”時，女性性別經驗本身便被裝進了阻隔與消除其解構性危險的純粹意識與概念的玻璃瓶子裏，併成爲體制與意識形態的自我論證的個體化範例。(2)“類”經驗相對於個體性經驗就不僅僅是種量的鋪張與擴大，而是代表了完全不同的經驗構成機制與經驗來源。“類”經驗取消了“個體主體”的經驗載體與經驗生產方面的特權或幻覺，而轉向一種“主體間”的經驗場，這也等於是說，將關注與考察的中心由“個體一主體”轉向經驗與經驗生產機制本身。從而，“類”經驗引起的單複數變化不應該是將“我”放大爲“我們”，而是“經驗”本身需要永遠變成複數形態的名詞。“經驗”的複數形態的表述同樣也不意味着一種量的變動而是“經驗”質性本身的一種深刻改變。主體間性本身便意味着對“個體一主體”自足的幻覺的祛除和對於“個體一主體”的意識形態批判，相應地，一種自我反思與自我批判的維度也就內在地包含到了“類”經驗的本質之中。(3)“類”的經驗本身並不意味着對於性別權力本身的複雜微妙的構成與表現方式的忽略，相反，只有將這種權力關係置於“類”存在的體制與意識形態生產的大的視闌中來考察，才能對於問題的嚴重性與複雜性作出充分的估計，對於詩歌寫作來說，才能對性別經驗本身的構成作出恰當的處置與表達。由此也就引起了對於建立在女性性別經驗基礎之上的“女性詩歌”的概念的整體更新:我們不能以一種本質主義的、實證的眼光去孜孜不倦地考求“女性詩歌”的存在與否以及什麼是“女性詩歌”—從這樣的路徑出發，不管得出什麼結論，不管找到多少“例證”，都將成爲毫無思維的拓展與深化意義的獨斷論。既然我已經將性別身份與性別經驗本身看作是一種文化的構成物，那麼也就必須從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範式的意義上來理解這個概念，避免將其本質化、實體化。“類”的經驗構成對於“女性詩歌”的寫作來說至少可以在如下兩個方面有所作爲:首先，以“類”的經驗改造“女性詩歌”的寫作經驗的構成與寫作生態，提升其品質。在當代“女性詩歌”的寫作中，彌望的是同質的、無差別的“黑夜意識”與“黑色”體驗，而“黑夜裏一切的牛都是黑色的”，這種“黑色”與“黑夜”的感受除了表明一種單調的“女性”體驗之外，它同樣也是“女性詩歌”的經驗機制與寫作機制本身的結構性缺憾造成的意義陰影的直覺性呈現。意義在於差異性，一種向着個體性的深淵中不斷沉溺與內斂的單質化的經驗只能將自己囚禁在意義的黑夜中。所以我們說，至少就我們這裏所涉及的問題而言，經驗的“個體化”的過程正是對於經驗本身的意識蒸餾與概念萃取，而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最多是經過了情緒化的膨脹的)一種概念化的或者純粹是作爲一種意識的經驗是最容易被複制的。因此，對於當代女性詩歌的寫作主體來說，需要破除“我執”，以“類”經驗溶解個體意識的硬殼，主動以包容開放的態去體味、去接納，尤其是要去兼濟那些似乎是異質、異己的經驗，從根本上重新組織作爲寫作資源的詩歌經驗構成。詩歌經驗的多維構成尤其是自我反思與批判的維度，打開了向思想與哲學的高度提升其整體品質的通道—在里爾克、艾略特式的現代主義詩歌之後，這一點大概不會被理解爲詩歌圖解概念或者簡單地去寫“哲理詩”。詩歌寫作不同於一般哲學思維，但卻並不妨礙它具備哲學的思想質地與品性的地方在於它是沉潛在經驗的內部，以前概念的方式在不同的經驗質料之間的相互激發、相互砒礪、相互映照與相互“論證”中走向意義化與形式化。由此出發，當代“女性詩歌”的整體生態與文化品格纔有望得到本質上的改善與提升。其次以“類”的經驗承載文化批判的責任。“類”存在並不僅僅是個體性存在的在數量上的簡單相加與聚合，“類”存在之於個體性的存在有着質的區別。體制化與意識形態機制是“類”存在的基本前提與特徵，由此也就決定了個體的自我理解的不透明性與個體經驗的可疑性。所以我們不是一般地反對文化批判。而是反對從個體經驗出發的文化批判。這樣的批判只能在一種情緒化的偏激中將問題引如歧途，對寫作構成傷害，非但徒勞無功，而且造成的結果只能是雙向的損失。我們這裏所指的文化批判建立在“女性詩歌”寫作中的一種詩性的經驗一意義機制自身所包含的文化批判維度之上，是後者自然而然的理論延續與展開。與單純從個體經驗出發寫作不同的是，這種寫作機制對於“類”經驗的倚重還不僅僅在於“類”經驗本身的質地與構成，它在對於這種並不“純粹”的經驗本身保持包容與接納(因爲舍此而外我們並無別的經驗來源)的而非情緒化的拒斥的同時，在一種反思的態度中對於這種經驗的質地與構成所含蘊的體制和意識形態機理本身保持探索與研究的興趣，最後再將這一切置於詩性的處置與表達的澄明之中。因此，對文化批判的經驗支持並非是偶爾派給“女性詩歌”寫作的任務，除去它其實也是“女性詩歌”寫作祛除文化蔽障、爭得完整的意義空間與健全的話語權力的長期的、內在的需要之外，“女性詩歌”具備傑姆遜所講的將個體狀況與社會整體條件連接起來的美學經驗之“認知測繪”價值。從而，文化批判構成對於上述的“類”經驗本身的理論(批判)價值的系統開掘與邏輯昇華。而文化批判建立在這樣的美學經驗的基礎上，則可能恢復作爲“理論化生活”的豐富性，而非僅僅作爲一種概念和思維機器的理論噪音去驚醒人們。
當下的文化處境使得我們必須再次回到“類”的主體性與文化詩學的視野中來，這一點對於詩歌，特別是對於我們這裏所探討的“女性詩歌”來說尤其重要，因爲詩歌從來被當作是個體性的文化實踐的典範，而“個體主體性”曾經是被大力張揚以求“回到詩歌本身”的義正辭嚴的理論宣言。“詩歌本身”是什麼以及“個體主體性”的理論立場的歷史功績如何我們權且不去管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同於政治極權式的意識形態，在我們今天的文化語境中，有一種犬儒主義式的直白的、自足、自主與能動的“個體性”是眼下的文化意識形態所竭力培植的幻覺。從“個體性”的夢魔中走出的“女性詩歌”寫作，將會在“類”經驗的處置與表達中獲得一種全新的書寫自由與力度，以及一種全方位的豐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