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昌得勝街與育才路的拐角處的那家麪館的那個一大清早就在熱氣騰騰的店堂裏忙着招呼生意的老闆聽見有人一進店堂就用純正的宜昌話在喊：“來一碗肥腸面，味精多點、不放廣交（宜昌話：辣椒）”就知道是那個又帥又有些時尚的權先生又來光顧他的生意，就接着也喊了一句：“放糖的來了！”那個老闆的宜昌話說的不錯，就是像權先生那樣的地道的老宜昌人依然還是聽得出老闆話裏的四川尾音。
其實六十開外的權先生除了現在顏值保持的不錯，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是小鮮肉的，權先生雖然算不上玉樹臨風，但和同類相比，還算得上英俊瀟灑；容貌比不上貌賽潘安，也還是雄姿英發，即便是早就不穿筆挺的西裝、也不再油頭粉面，可從三十多歲直到今天基本固定的二八開的分頭，還是很有派頭的。一副大框的墨鏡、一頂軟邊的禮帽，即便是年歲大了，走到哪裏依然很吸引眼球，就少有人知道，他不是裝酷，而是因爲視網膜脫落，有飛蚊症，遵照醫囑而必戴墨鏡的。
宜昌的飲食沒什麼特色是這座城市的吃貨們公認的，過早吃麪也是老規矩。可是除了武漢的熱乾麪和蘭州的拉麪，北門和福綏路基本成了重慶紅油小面的天下，不過就是涵蓋了重慶的麻和成都的辣而已，因爲佐料太多、太雜，反倒是掩蓋了食材本身的味道，加上麻的過重、辣的厲害，除了可以祛除南方的瘴氣以外，也會帶來呼吸道和血壓方面的隱患。權先生剛剛走過四方堰的時候，看見牆角下已經立有炸蘿蔔餃子的蜂窩煤爐和油鍋了，纔想起一晃又快到吃蘿蔔餃子的季節，而他在外地唯一沒看到過的宜昌地方特色也就是那種名字土得掉渣的小吃了。
上世紀那個被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對於當時還是個孩子的權先生來說，過早（宜昌話：早餐）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不是錢多錢少的問題（當時的物價便宜，一個人工作養活一大家人綽綽有餘），而是糧票的問題，糧食憑票供應，早餐大多數孩子都是在家裏炒現飯（宜昌話：炒剩飯）、煮燙飯（宜昌話：煮湯飯），就是外出過早，也就只有一兩糧票，也就是說，只能買一兩糧票規定之內的早點。在計劃經濟的時代，糧食供應是隨着年齡和工種劃分的，到了權先生成了四新路那所四中初一六班的學生的時候，他的定量提升到26斤，過早的糧票也增加到二兩。
在權先生的記憶中，那時的一兩糧票過早的'品種有：可以在四新路與中山路拐角處的小館子裏買到7分錢一個的肉包子、3分錢一個的饅頭，除了肉食，當年最崇拜的就是從滾滾油鍋裏用棉油炸出來的油貨，自然有油餅、油條、油香、油炸酥卷子(沒賣完的花捲炸一下就成了油炸酥卷子)，還有一種叫油饃的早點。就是在麪糰裏灑入適量切碎的花椒葉、蔥，邊揉邊塗上油，再撒上白芝麻，用擀麪杖將揉好的麪糰在平底鍋內用油淋好，用小火煎成色澤金黃即可出鍋，切成兩半或四半出售。當年中山路三派出所旁邊的一家和解放路口的松鶴村做得最好，從一菜場走過，就能聞到那家餐館後門傳來的香味四溢，對於一個孩子而言，那種誘惑幾乎是無法抗拒的。
也許這個世上真的有二次元，當權先生伸手在得勝街那家羊雜麪館的筷筒裏去拿筷子的時候，不知爲什麼就穿越時空，瞬間回到從前讀初中的時候了：那個時候物價穩定，幾分錢過早不稀奇，如果有二兩糧票一毛錢，就可以吃到一碗酸辣小面、醪糟湯圓、餈粑油餅、半邊油饃等等，一毛五可以吃一碗包面，兩毛五可以在陶珠路與光前街拐角處吃到豆餅，還有云集路與解放路交叉處的回民館子的牛肉麪。不過，在這座城市過早最有特色的還是用剛壓制出來的水溼鹼水面下的麪條，包括陶珠酒樓的三鮮面、錦春餐館的肉絲面和回民館子的牛肉麪都堪稱當時的一絕，都是隻要提及，就可以流一嘴的口水的。
權先生就在二次元裏看着自己目不斜視的走過四新路與肖家巷路邊的那個燒餅攤，那個師傅偷偷的捏一把鼻涕、再偷偷的擦在圍腰上、根本不洗手就繼續貼他的燒餅的習慣動作他早就見多了；他也看見自己的同學念時從日新巷走過來，這個人委宿舍的男生是去買了蒸餃的，十二個，二兩糧票二毛四分錢，過早似乎有些奢侈；那個縣委幹部子弟的建設過早吃的是那種武漢叫歡喜託、上海叫麻球、宜昌叫炸口麻圓的油炸食品，一路嚼得津津有味……
羊雜麪館的老闆將10元錢一碗的肥腸面端到權先生的桌上的時候，他在墨鏡後面眨了眨眼睛，時光就從遙遠的回憶又回到了現實之中：現在的早點雖然豐富，但自己的感覺和味覺都已經變得遲鈍，對那些因爲商業化而變得粗製濫造的食物也已經沒有從前那麼渴望和嚮往了，一碗肥腸面就可以打發。而且要吃得快一點，憨（han）了（宜昌話：放的時間久了，坨了的意思）就不好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