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一篇文章之中能夠選出如此大量的歷代流傳的成語，此文之外，恐不多見。韓愈文章之所以傳誦不絕，之所以爲一代所師法，歷代之典範，其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這樣的辭章造詣，在他前後，很少有人企及。下面是韓愈作品特點，歡迎閱讀
韓愈散文作品特點
在文以明道的信念之下，韓愈寫了一系列出色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特點之一是“發言真率，無所畏避”，或“鯁言無所忌”，也就是敢於講話，而且敢講真話。這個特點是和他積極的政治態度分不開的。他的幾篇奏疏都是敢於揭發事實，敢說“羣臣之所未言”的話。《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飢狀》和《論淮西事宜狀》都有這個特點。當然，最有代表性的文章還是《論佛骨表》。其中所講的就是“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的話。在封建社會裏，在皇帝的淫威下，在權臣的妒嫉中，敢於說出別人該說而不說的話，這是了不起的膽識。正因此，韓愈這類文章也就有內容、有深度、有力量。再加上韓愈的語言藝術不同凡響，便成爲氣勢磅礴的好文章。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不僅表現於他在皇帝面前敢講真話，而且還表現於他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敢講違背舊說的話，甚至說了同自己別的文章互相矛盾的話。例如《讀墨子》一文曾說“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這樣的言論顯然同他尊崇孔孟之道有所牴牾。對於這樣的言論，前人指爲“刺謬”，其實這正是韓愈雖然尊儒卻不墨守的表現。
韓愈文章之“發言真率，無所畏避”，還不僅敢於不顧儒家的傳統觀念，有時也敢於突破社會上的流俗之見。例如他寫《諱辯》一文，是專爲李賀不得應舉而發表的意見。李賀之父名晉肅，晉進同音，爲了避諱，李賀便不得舉進士。對於這樣的世俗之見，韓愈是不以爲然的。於是他便“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寫成了極有說服力的一篇《諱辯》。
韓愈的《師說》一文。也是一篇不同流俗的文章。柳宗元在《答韋中立書》中曾經說過：“今之世不聞有師，……獨韓愈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說：“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爲人師。”由此可知，在那個時代，不顧流俗，不怕笑侮，抗顏而爲師，是要有些勇氣的;能夠寫出《師說》這樣的文章，也是相當大膽的。
韓愈文章的再一個特點是不僅真率大膽，而且慷慨激昂，憂憤甚廣。從韓愈的全部文章看，凡是論及人材，便往往憤激不平，別具風概。例如《雜說》有云：“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只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這就是對於人材不爲世用所發的不平之論。同樣，《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所謂“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云云，也是宣傳選拔人材的一篇宏論。所謂“相爲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爲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云云，這正是韓愈對於國家用人的殷切希望。
《送董邵南序》更是一篇悲歌慷慨的`文章。他寫道：“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韓愈自己是屢試而不得志於有司的，所以對於董邵南“不得志於有司”，便感同身受，無限嘆惋。悲歌慷慨，發自肺腑。
韓愈還有一篇類似俳諧而實質是抒發才高見屈、憂憤甚廣的文章《進學解》。歷來的論者都說此文源於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新唐書》本傳也說他“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其實這篇文章的意義要比“自喻”廣闊得多。其中有“自喻”，卻不僅是“自喻”，主要還是宣傳選拔人材的觀點。文章的開始一段雲：“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畯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雲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這一席話幾乎都是反語。自“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至“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究其本意，都是恰恰相反的。韓愈的正面意見應該是：方今之君不聖，相亦不賢，兇邪當道，畯良疏遠。才能不被錄用，有司不明不公。本來是憤激不平的牢騷，卻表現爲冠冕堂皇的說教，這大概正是前人所謂韓愈行文的“狡獪”之處。“拔去兇邪，登崇畯良”，“佔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這是韓愈一貫的選賢任能的主張。這樣的觀點在《行難》一文裏也曾說過，他曾說選舉人材，不一定都是“大賢”，只要“賢於人之賢”也就可以入選。這正是“佔小善”、“名一藝”都可錄用的意思。在《行難》裏韓愈是正面發表議論，而在《進學解》裏表達的方式有些曲折罷了。韓愈從正面發表這種議論的文章還有《原毀》。他在這篇文章裏講了“責己”和“待人”兩個方面。主要是講“君子”如何“待人”。認爲君子待人應該“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只要有“一善”或“一藝”，就不要求全責備;而且應該不究既往，棄舊圖新。但“今之君子”不僅對人求全責備，而且忌才害能。於是韓愈十分憤慨地說：“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譭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這裏講到爲士處世之難，可見感慨並非全爲自己而發。當時許多庶族地主階級的文人學者都是人同此心的。
韓愈文章的另一特點，是不但真率、大膽、慷慨激昂，而且還寫得自然隨便、如話家常。這類文章和他的《原道》、《原性》諸篇的面貌不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促膝談心，無所拘束，生動活潑。《與崔羣書》、《與孟東野書》、《答崔立之書》、《題李生壁》等，都屬這類作品。例如《與崔羣書》先說自己對崔羣爲人的認識，中發賢者不遇之嘆，後講自己困窮之狀，是一篇感慨很深的雜文。
在韓愈看來，崔羣是他平生交往之中一個沒有缺點的朋友。但是，對於這樣的朋友也有人懷疑。於是韓愈十分感嘆，他說：“自古賢者少而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由崔羣之賢，說到賢者不遇，而不賢者反而得勢。這樣的文章很像司馬遷的《伯夷列傳》。劉大魁說：“公與崔最相知，故有此家常本色之言，中間感賢士之不遇，尤爲鬱勃淋漓。”
“感士不遇”本是歷代文章的一個傳統題目，韓愈這段文章是比“感士不遇”之文涉及者更爲深廣的。
韓愈爲文的又一特點是突破傳統寫法。例如墓誌銘這一文體，在韓愈筆下，便頗有新的特徵，形式多樣，甚至“一人一樣”(李塗《文章精義》)。與墓誌近似的文體，還有哀祭之文。這類文字韓愈也有獨創，不同尋常。例如《祭河南張員外文》，茅坤就評爲“奇崛”。姚範以爲“他人無此”。劉大櫆也說：“祭文退之獨擅。”至於《祭十二郎文》，曾國藩雖然認爲這類文章“究以用韻爲宜”，但他又說：“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就是說，韓愈之寫祭文，也是變化不測的。
韓愈文章之別開生面者，還有送序一類。在唐代，送序之文是常見的文體，前輩作者如王勃、陳子昂、李白、任華，所爲送序，都很出色。但從多數文章的寫法看，大抵不出一種格式。先敘離情，後綴風景，情致物態，尚似六朝。林紓所謂“狃於六朝積習”者，即指此類。但到韓愈筆下，送序之文就多種多樣了。
韓愈有的送序之文幾乎通篇議論。這是一個突出的特點。林紓曾說：“韓昌黎集中無史論，舍《原道》外，議論之文，多歸入贈序與書中。”例如《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曾國藩就看作“條議時事之文”。
韓愈的幾篇“遊戲”之文，也是新體。同前代的俳諧文字比較，是有新的特點的。例如《毛穎傳》就是一篇奇文，不可以尋常俳諧之作視之。柳宗元《答楊誨之書》雲：“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但與此同時，裴度卻對這類俳諧之文很不滿意。他在《寄李翱書》中說：“昌黎韓愈，僕識之舊矣，中心愛之，不覺驚賞。然其人信美材也。近或聞諸儕類雲：恃其絕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爲戲。可矣乎!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當大爲防焉爾。”可以看出，裴度是把韓愈的俳諧文字看作“以文爲戲”，很不贊成的。
現在看來，時人“罪俳”，大概不止一個裴度。像柳宗元那樣肯定《毛穎傳》這類作品者恐是不多的。柳宗元“甚奇其書”，不是無緣無故。因爲，自從六朝以來，俳諧之文如張敏的《頭責子羽文》、沈約的《修竹彈甘蕉文》等等，雖有寓意，並不深遠。而《毛穎傳》一篇，則與前此諸作不同。雖說所寫不過一篇“兔傳”，實際則寫一個多才多能而終被廢棄之人。文章寫到最後，韓愈對毛穎之“以老見疏”無限同情。這裏又一次流露了韓愈痛惜人材不盡其用的一貫的思想。這樣的俳諧之文，前所未有。
韓愈行文之超越前輩者，除了上述文體的獨創之外，還有吐辭造語之精工，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關於這一方面，前人和今人已經多所稱道。例如《進學解》一篇之中就有“業精於勤”、“刮垢磨光”、“貪多務得”、“含英咀華”、“佶屈聱牙”、“同工異曲”、“動輒得咎”、“俱收並蓄”、“投閒置散”等等，都已傳爲流行的成語;還有一些成語如“提要鉤玄”、“焚膏繼晷”、“閎中肆外”、“啼飢號寒”等等，也是從這一篇的語句中凝縮而來的。
韓愈詩歌作品的特點
韓愈在藝術上有獨創之處。他的風格多樣，但主要特點是深險怪僻，好追求奇特的形象。正如《調張籍》中所說：“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具體地說表現以下點：
1、題材選擇上的不平凡。韓愈的詩，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形象，氣勢雄偉，想象豐富。喜歡描寫自然界的奇景奇物、人世間的奇事奇態，如《調張籍》、《月蝕詩效玉川子作》、《陸渾山火》、《記夢》等。即使在一般常見的題材中，韓愈喜歡別出心裁，出人意料地挖掘一些別人筆下所未有的東西。他還喜歡掇拾瑣屑情事而大肆鋪陳，如《雉帶箭》全從動態中把握雉、箭和將軍的形象，大筆淋漓，一氣呵成。這種題材選擇上的特點，固然是獨創性的一個重要方面，但追求過甚，不免陷於極端。清人劉熙載雲：“昌黎詩往往以醜爲美”(《藝概》)，就是指這些方面。《南山》連用五十多個新穎的比喻，把南山寫得光怪陸離，表現出驚人的想象力。
2、這種風格表現爲構思和想象的奇特新穎。善於捕捉和表現變態百出的形象，氣勢雄偉，想象豐富。如《孟東野失子》一詩，本爲勸慰孟郊喪子而作，卻以寓言形式入詩，說明“有子且勿喜，無子固勿嘆”的道理。《陸渾山火》的構思更爲奇特。本是一場山林大火，韓愈卻描繪成火神宴客，場面極爲壯觀。韓詩的想象更是豐富，立喻取譬，務爲奇特。他的《汴泗交流贈張僕射》和《聽穎師彈琴》，一寫擊馬毯，一敘彈琴，俱描摹逼真，形象生動。在《聽穎師彈琴》中，作者首先用了一連串的比喻，以描繪音樂的形象：“暱暱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戰場。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接着運用通感的手法，描寫自己聽琴時的感受，使聽覺、觸覺和視覺相貫通，予難於捕捉的聲音變化爲可視可感的形象，渲染出琴聲的感染力量。韓詩在這方面的一個特點，就是極盡想象之能事。在《南山》一詩中，作者連用了五十一個“或”字來描摹山勢形狀，取譬設喻的範圍極其廣闊。舉凡天上地下，人獸鬼神，乃至琴棋書畫，碗盆鋤耨，都成了比喻的對象。這一切也正是韓詩“力大思雄”的一個特徵。與此相聯繫的是韓詩奇特的誇張。在《苦寒》詩中，作者描摹寒風之烈，是“兇飈攪宇宙，鋩刀甚割砭”。《嘲酣睡》詩形容澹師鼾聲之大，是“馬牛驚不食，百鬼聚相待。鐵佛聞皺眉，石人戰搖腿。”這種夸誕的描寫簡直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
3、這種風格還表現爲遣詞造句的奇特和“以文爲詩”。韓愈爲文主張“務去陳言”，作詩講求推敲文字。他不僅愛用古詞奧語，也喜歡用俗口語，力求出新。他曾自言：“壯非少者哦七字，六字常污一字難”(《記夢》)。這種推敲的例子在其詩中俯拾即是。如“露泣秋樹高，蟲吊寒夜永”(《秋懷》);“山作劍攢江寫鏡，扁舟鬥轉疾如飛”(《郴口又贈二首》)。韓詩又極喜歡設色敷彩，形成濃豔的色調。如《遊青龍寺贈崔大補闕》詩云：“友生招我佛寺行，正值萬株紅葉滿。光華閃壁見神鬼，赫赫炎官張火傘。然雲
燒樹大實駢，金烏下啄赦虯卵。魂翻眼倒忘處所，亦氣衝融無間斷。”韓愈這種奇崛險怪的詩風，也影響了其他一些詩人的作品，蔚爲一時風氣。
與韓詩這種風格相聯繫的另一大特色，便是韓愈“以文爲詩”，形成詩歌的散文化。這首先表現爲韓愈的不少詩從內容到形式，都和散文大致相同。在這些詩中，韓愈不僅大發議論，而且在形式上也脫離了詩歌的軌道。如《南山》一詩，用漢賦的鋪張排比手法，極力描寫終南山的四時景色變化和各種形狀的山勢，就是這種表現之一。而這在《嗟哉董生行》中，表現得就更爲淋漓盡致，幾乎和作者的散文名作《送董召南序》出自一轍，“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這種句法一掃浮豔之習，但往往破壞了詩的韻律，正如沈括所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山石》這首詩在文字上較爲平易，不代表其險怪的文字風格。詩中所寫是遊山寺，是一篇紀遊之作。一般說來，遊覽詩大都是截取一些景物片斷，即景抒懷，這首詩卻寫了遊覽的全過程。從黃昏到寺，到坐階觀景，到夜深靜臥，到天明獨去，都按時間的先後、遊程的次第寫入詩中，路數頗像一篇遊記文。但它以詩的形式表現，也保有詩的藝術特色，是揉合詩、文而爲一，自成一格。這首詩雖然在結構和筆墨蹊徑上採取文的路數，但藝術表現上，不只是詩魄形式，也是詩的藝術手法。詩人對遊山寺的整個行程，做了匠心的剪裁，對已選擇入詩的關節，用筆的詳略也有不同。對展開描寫的部分，也都能捕捉事物突出的特點，使之最大程度的形象化和力傳事物情景之神。因此我們接觸到的是一幅幅鮮明生動的畫面的轉移，雖寫過程而不覺其平淡與拖沓，是達到了較高的藝術水平的。
以散文句法入詩，便於詩人馳騁筆力，提高詩歌的表現能力。但片面強調，就會模糊詩文的界限，損害詩歌特有的審美特徵。韓愈在這方面有過失敗，也有不少成功之作。
拓展：
個人資料：
韓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漢族，郡望河北昌黎，世稱“韓昌黎”。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思想家，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稱韓吏部。因諡號“文”，又稱“韓文公”。貞元八年（792年）中進士，曾參加討伐淮西叛藩吳元濟的戰爭，任裴度的行軍司馬。
韓愈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被後人尊爲“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有“文章鉅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蘇軾稱其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氣盛言宜、務去陳言、文從字順等散文的寫作理論，對後人很有指導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