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詩人陶淵明以曠達超脫，沖淡平和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氣質著稱於世，其高蹈守潔之志，寄至味於淡泊之詩，澤被後世，影響深遠。有宋一代之文豪蘇軾，就是其一，尤其是在他屢遭讒陷、貶謫而流放蠻荒，不得北歸的晚年，在他歷經宦海浮沉，遍嘗人間冷暖和世事艱辛之後，其影響就更大了，甚至說他一度成爲蘇軾平撫創痛的心靈慰藉和尋求休憩的精神家園也未爲過。有言爲證：“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見蘇轍《蘇轍集·欒城集·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卷一 中華書局P1110)
“和陶詩”就是蘇軾“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的集中代表。所謂“和陶詩”是蘇軾追和陶淵明詩韻而創作的詩歌，現存124首，是詩人在生命中的最後十年，主要於揚州、惠州、儋州三地完成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發現，着眼於《和陶詩》之全貌而論陶對蘇之影響的研究則多，就其創作的不同分期，不同時地環境和詩人心境而擇其個別文本做深入細緻的分析的則少，筆者不才，且就《和飲酒二十首》窺斑知貌，填此空白，誠望識者正之。
選《和飲酒二十首》是因爲筆者以爲，縱觀蘇東坡“和陶詩”的創作歷程，作於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揚州任上的《和飲酒二十首》既是蘇軾和陶之始，也是蘇詩風格由汪洋宏闊轉而平淡簡古的過渡，是較特殊的一組“和陶詩”;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也並非一貫的平和靜穆一類，卻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借朱熹所言，正是“豪放得來不覺耳!”(《朱子語錄·論文下》卷一百四十)故此，拙文單選蘇軾《和飲酒二十首》，並聯系陶淵明《飲酒》組詩二十首，試就其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兩方面，來論述陶淵明對蘇軾的影響。當然，這其中，有繼承的一面，也有創新的一面。
爲說明陶潛《飲酒》二十首對蘇軾《和飲酒二十首》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影響，首先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飲酒》詩的相關情況。
陶淵明主動棄職彭澤令，歸隱田園，此後終不出仕。義熙十三年，作者五十三歲時，寫下組詩《飲酒》二十首。
陶淵明在《飲酒》詩序中說：“餘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此言未可全信，清人陶必銓《萸江詩話》雲：“此二十首，當是晉宋易代之際，借飲酒以寓言。驟讀之不覺，深求其意，莫不中有寄託。”故所謂“自娛”，“以爲歡笑爾”之類，不過寓言於諧罷了。且看：
其一：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大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樽酒，日夕歡相持。
其二：
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
其三：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其六：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 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從上引諸詩中，我們不難看出，詩人對“衰榮無定在”、“寒暑有代謝”的天道，對“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譭譽”、“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的世道，對“積善雲有報，夷叔在西山”的人道頗感激憤和無奈，他不願屈節同流合污，最終選擇了恬然歸隱：
其四：
棲棲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鬆，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其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 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
其九：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 問子爲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 襤縷茅檐下，未足爲高棲。一世皆尚同，願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 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其十∶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 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途。此行誰使然?似爲飢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諸如此類表明詩人“拂衣歸田裏”(其十九)的道路選擇，表明詩人“吾駕不可回”的堅定詩句不勝其數，詩人以飽蘸憂憤的筆墨抒寫着自己的心路歷程，最終肯定了自己歸隱田園的選擇。但因採用詠史兼談哲理的傳統手法，使深廣的憂憤之情多少有所收斂，但也正是這深廣的憂憤之情，使組詩又不同於其他平和靜穆一類的山水田園詩：
其十一：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 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 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 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其十四：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爲貴，
其十五：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當然，尤爲人所稱道的第五首(“結廬在人境”篇)似乎當屬例外，倘若細嚼“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悠然自得之口吻似乎又潛藏着蔑視世俗，孑然獨立的暗流。“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無我之境”蘊含無窮哲理。
關於陶詩的深刻意蘊，不是本文重點，茲不贅述。我們所關切的是他給蘇軾帶來的影響，在《和飲酒二十首》中是如何體現的。
王文誥在《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中曾說:“公(蘇軾)之和陶,但以陶自託耳。至於其詩,極有區別:有作意效之,與陶一色也;有本不求合,適與陶相似者;有借韻爲詩,置陶不問者;有毫不經意,信口改一韻者。若《飲酒》、《山海經》、《擬古》、《雜詩》諸詩,則篇幅太多,無此若干作意,勢必雜取詠古紀遊諸事以足之。此雖和陶,而有與陶絕不相干,蓋未嘗規規學陶也……”所言甚是，頗爲認同。蘇軾和陶詩並非純粹模擬之作，而是偕淵明之酒杯，澆自我之塊壘的創作，誠如朱靖華先生所言“神似陶公”而已。在具體內容上固然不同，但精神上卻是相通的，而這種精神上的相通和表達上的再創造恰爲蘇軾和陶的藝術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