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研究社會不同羣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細分層次及其內在關聯;分析我國互聯網的發展模式及信息傳播特徵,闡述城市羣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現狀,從個體與社會兩個層面分析差距的成因;在國家層面上,確定相關的治理政策視角,設定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兩個階段性戰略目標,具體提出各階段的不同措施。
[關鍵詞]：城市 互聯網 信息差距 治理
1 引言
國內研究主要分析我國東西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信息差距及其社會影響。而新近的調查發現,我國互聯網的普及率差距超過信息差距的總水平…,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羣體間存在顯著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而且還呈現出加劇的傾向。需要從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信息需求與認知能力出發,結合我國的互聯網發展模式與特徵,探討治理差距的對策職稱論文。
本文首先區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不同層次。在此基礎上,具體闡述我國城市羣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狀況與成因,以促進就業與社會和諧發展爲目標,明確治理差距的政策思路,基於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具體情境,提出分階段的治理措施。
2 互聯網信息差距的三個層次
雖然已有文獻尚未明確劃分其過程的層次性,但可以從中發現,羣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接入、使用、獲益能力差距三個層次。
2.1 第一層次——接入差距
以歐盟的互聯網調查和美國商務部的系列調查爲代表,許多研究根據創新傳播理論分析了互聯網接入的發展過程。研究發現一國的不同社會羣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時刻、飽和率水平都有顯著差異,可以用圖1所示的分層模型來表述:
羣體A屬於信息富有者,是一國最先接入互聯網的羣體,該羣體中的個體接入比例最高;羣體C是信息貧弱羣體,開始接入互聯網的起始時刻最晚、羣體中僅有較低比例接入互聯網之後就不再有新增的採用者。
2.2 第二層次——使用能力差距
不同羣體的互聯網使用能力存在較大的差異。使用能力包括基礎性技能、結構性技能兩個層面。基礎性技能即對網上文獻的閱讀理解能力,包括英文水平,主要是通過基礎教育取得的;結構性技能是使用互聯網收集信息、加工數據等方面的能力,包括使用超文本以及各類軟件等工具的能力,建立在基礎性技能之上,主要通過信息技術培訓與學習取得。參與網絡遊戲、瀏覽網頁與設計圖文、開展網上交易之間的技能差別是顯著的。基礎性技能具有相對穩定性,而信息技術的發展推動着結構性技能持續變化。
2.3 第三層次——獲益能力差距
互聯網使用能力在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的輔助下,形成獲益能力,即運用互聯網支持工作、改善個人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是在信息社會中生存的一種戰略性能力。綜合已有研究,本文認爲互聯網使用能力、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獲益能力之間的關係如圖2所示,獲益能力差距最難以縮減。由於掌握的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即便在使用能力等同的條件下,圖1中的羣體C從互聯網使用中獲得的收益也低於羣體A和B:
3 我國城市互聯網領域的信息差距現狀
3.1 我國互聯網發展模式與信息傳播特徵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的互聯網發展建立在政府推進和外來技術的基礎上,形成了“政府一信息服務組織一用戶”自上而下的信息服務體系。自2005年後,我國互聯網快速普及,正處在快速擴張初期,開始向農村滲透。2009年普及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截至2009年12月已有網民3.84億,成爲人口最多的網民國家。區別於發達國家的一個關鍵性變化,是產生了多樣化的互聯網應用方式創新。除電腦之外,手機、遊戲機、電視機等,都已具備網絡接人能力,手機和電腦共爲互聯網信息服務的重要基礎設施,互聯網隨身化、便攜化趨勢日益明顯。持續更新的互聯網媒介,推動了我國信息傳播向分衆化、個人化方向發展。
3.2 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
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羣體主要包括城市戶籍的無業與失業人員、在業低收入人員等以及農民工兩類。
3.2.1 城市互聯網接入差距
根據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關於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2008～2010三年中,我國總體互聯網接入率在持續增加,網民城鄉結構對比基本沒有變化;而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接入率遠低於平均普及率,其中農民工的接入率明顯低於城市戶籍信息貧弱羣體的接入水平,幾乎沒有提高,如表1所示:
3.2.2 城市互聯網使用差距在以上海、廣州和北京爲代表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中,同一城市中的不同羣體之間存在明顯的互聯網使用差距。以互聯網發展全國領先的北京市爲例,包括流動人口、郊區農民在內的各羣體的信息化水平可分爲高端、中端、低端三個層次,所佔人口比例分別是9%、37.6%、53.4%。各羣體之間在收入水平、電腦擁有率、互聯網接入、上網時間長度、網絡應用方式等方面差距較大。高端羣體網絡接人率近100%,在工作和生活中都廣泛使用電腦和網絡,平均每週上網時間超過30小時,網絡應用水平高;中端羣體電腦擁有率超過五成,網絡接入率近50%,平均每週上網時間13小時;低端羣體電腦擁有率低,幾乎不能上網、沒有郵箱。占人口半數以上的低端羣體包括城郊農民、下崗與無業人員、殘疾人、家庭婦女以及農民工,傳統媒體仍是他們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
雖然缺乏國家層面的量化數據,北京市的互聯網應用結構作爲一個參考,部分反映了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數量以及該羣體與其他羣體間的互聯網使用差距。
3.2.3 城市互聯網獲益差距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網絡應用產生的價值很有限。在我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制度環境缺乏穩定性、組織機構快速變遷、個體流動性大幅提升,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信息服務需求主要涉及就業、社會保障、子女教育、生活服務等方面,而利用互聯網提供上述服務,在我國仍處於初始階段。第24次CNNIC互聯網調查指出,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等羣體因迴避社會現實而上網的傾向,超出主動的互聯網應用,而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工作者、企業管理人員等則與之相反;農民工與辦公室職員在網上教育、網絡銀行、電子商務等應用的普及率上有巨大差距。第25次CNNIC互聯網調查發現,與我國整體網民相比,手機網民中農民工和城市無業、失業人員所佔比例更高;而手機上網中使用率最高的應用是聊天,達到71.5%,信息貧弱羣體從互聯網應用中獲得的利益十分有限。
4 我國城市互聯網差距成因與治理
4.1 羣體間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成因
在個體層面,低教育程度、職業狀況、收入水平以及對互聯網的有限認知是我國城市互聯網接人與使用差距的四個主要成因,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對產生互聯網獲益能力具有重要的影響。CNNIC歷次調查發現,個人不上網的兩個主要原因依次爲:缺乏上網所需的技能、不具備上網條件。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顯示,我國外出農民工中初中文化程度比重佔64.8%,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佔23.5%,以從事低收入的製造業、建築業和服務業爲主。月平均收入爲1417元,幾乎沒有在崗位上獲得信息技術培訓,制約着該羣體對互聯網的使用。我國市場化定價的互聯網接入費用每戶平均77元/月,網吧上網費用平均44.8元/月(第22次CNNIC互聯網調查),網絡接入價格佔收入水平較高。城市戶籍的信息貧弱羣體的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略高於農民工,但是也難以支付市場化的信息技術培訓和網絡接入費用。信息貧弱者獲取信息的途徑以先賦性社會關係爲主,鏈合關係短缺,導致其社會支持系統薄弱,難以通過使用網絡獲得利益。
在社會層面,農村互聯網信息基礎設施薄弱、城市公共信息設施的難以獲得性,是造成農民工、城郊農民這兩個細分羣體低接入率的兩大外部主因。信息資源供給存在制度性缺失,是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獲益少的主要原因。信息貧弱羣體對信息服務的類型和定價決策以及信息內容和傳播形式沒有實質性影響,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對符合信息貧弱羣體需求的信息資源整合不足,未能支持這一羣體的就業、學習、生活事務。
4.2 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政策視角
城市信息化的本質是建立政府、企業和公衆之間的信息共享和良性互動,改善城市交通、教育、安全與公共衛生、社區服務等,促進城市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需要公衆的深度參與。我國城市信息貧弱羣體數量龐大,與其他羣體間存在較大的互聯網信息差距,城市信息化進程缺少堅實的社會基礎。在缺乏外部干預的情況下,現存差距將會加速擴大,互聯網差距會與既有的多種社會分化相互滲透,導致信息貧弱羣體難以參與信息技術手段支持的社會活動,加劇這一羣體在社會、經濟等多個方面的劣勢。
已有研究發現,僅採用技術性思路,例如改善互聯網基礎設施、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提供網絡技能培訓等技術性措施,不足以縮小羣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自2000年以後,相關政策設計開始轉向社會性視角,在採用技術性政策措施的同時,從信息貧弱羣體所處的社會環境和發展障礙出發,通過社會政策,向這一羣體賦權,使之形成自我發展能力。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涉及教育、就業政策與信息化政策等多個領域,需要提高信息貧弱羣體的信息使用能力和職業技能,增加其社會資本,完善公共服務,使這一羣體獲得更多利益。一個有效的途徑是通過公私部門、非政府組織等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合作,共同治理互聯網信息差距。
5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思路
需要根據《2006～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建立一個社會矯正機制,縮小我國城市羣體間的.互聯網信息差距,改善信息貧弱羣體的就業與生活狀況,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5.1 治理我國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戰略目標
與發達國家不同,我國信息化發展的社會基礎還較爲薄弱。本文認爲,我國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目標應具有階段性,以提高接入率爲基礎,設定近期和長期目標,見表2。
5.2 治理城市互聯網信息差距的對策
5.2.1 近期的治理措施
·改善互聯網信息服務的可獲得性。應加強城市公共網絡端口建設,將學校、圖書館、社區學習中心等接入互聯網,使信息貧弱羣體能夠接觸網絡。建議以民政部門的社區信息化建設、各地區的社區學習中心爲依託,通過社區、居委會統一管理,藉助非政府組織的力量,向各類信息貧弱者提供廉租或捐獻電腦、免費或低收費網絡服務;各地區應探索將城市公共網絡資源向農民工開放的模式,改善他們對網絡的獲得。應融合網絡與傳統媒體,整合從中央到地方的已有信息資源和服務,向信息貧弱羣體提供多樣化的信息渠道。
·提高互聯網使用技能與收益。目前面向信息貧弱羣體的信息化培訓存在多方投入、多頭管理、缺乏整體規劃等問題,應鼓勵信息技術培訓機構、用工企業和非政府組織,以及開展就業支持計劃(例如國務院扶貧辦的“雨露計劃”)的政府部門進行合作,結合就業需求(無論是正式或者非正式就業)設計教學內容,使信息貧弱羣體通過培訓提高信息使用能力,增強這一羣體在就業市場上的靈活性。
5.2.2 長期的治理措施
·強化信息化的社會基礎。應推進競爭政策和普遍服務政策,加強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互聯網接入費用;根據國家未來的發展方向,把握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趨勢,爲本土產業技術創新形成包容性空間,繼續推進信息無障礙標準,增強縮減信息差距的技術基礎;借鑑國外經驗,重視全民信息技術教育,避免信息差距的代際傳遞。
·提高信息服務質量。採取措施促使各類信息服務主體承擔社會責任,要求電視、廣播、報紙、雜誌、中文網絡等媒體對信息內容加強自律管理,創建符合信息貧弱羣體需要與認知能力的信息內容。重點是加強電子政務建設,提高公共信息服務的用戶導向性,使城市信息貧弱羣體能夠獲得關鍵性的公共信息服務。
·形成長效信息培訓運行機制。信息技術培訓需要進行平臺建設,吸引地方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的長期投入,對培訓項目進行科學的評估和改進。在實踐中,一些跨國公司聯合公益性、非營利性組織和志願者等多方力量,建立了面向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社區學習中心,項目設計和管理的規範性高,重視培訓師資和當地的骨幹力量,產生了規模效應,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社區學習模式。
·增強城市信息貧弱羣體的社會參與能力。我國在較長時期內不會改變以製造業爲主的產業結構,中高級藍領短缺的就業市場狀況會延續。城市信息貧弱羣體就業以藍領職業爲主,而當前的教育體系和就業選擇、社會資源分配不利於藍領。國家應提高職業教育的成效,創建更爲多元的文化環境,使藍領在社會參與、經濟與文化資源分配中獲得更爲公平的機會,提高收入和職業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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