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學科的學習均離不開實踐訓練，相比較而言，語文學科顯得尤爲突出。數學中的許多公式，物理中的許多定律，你記住了就能解決一些問題，比如二元一次方程的求根公式，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等，學生完全可以根據這些公式、定律來解題；語文學科則不同，僅以作文而論，老師講文章結構要“鳳頭、豬肚、豹尾”，“題材要新，挖掘要深”，“語言要力求準確、簡明、樸實、生動”等，學生記住了這些之後難道就能執筆爲文了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打拳的人須“拳不離手”，唱戲的人須“曲不離口”；一個光能背誦游泳動作步驟和呼吸要領的人，若未經過水中的反覆訓練就貿然跳進江河湖海，那是十個就有十個要被淹的。同樣道理，語文能力的達成和語文素養的提高，自始至終都離不開訓練！國家教育部2001年頒佈的《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以下簡稱《新課標》）就十分重視訓練在語文教學中的重要性：“語文教學要注重語言的積累、感悟和運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訓練，給學生打下紮實的語文基礎。”
我國著名教育家葉聖陶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的一封教育書簡中指出：“學生須能讀書，須能作文，故特設語文課以訓練之。最終目的爲：自能讀書，不待老師講；自能作文，不待老師改。老師之訓練必作到此兩點，乃爲教學之成功。”他還多次警示廣大青少年學生千萬不要去相信所謂“語文學習百日通”、“速成作文祕訣”之類的書籍，因爲那裏面說的幾乎全是騙人的鬼話。語文的教與學應踏踏實實，一步一個腳印地按規律辦事；任何花拳繡腿、空頭說教都是絕對不能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的。
按照葉聖陶的觀點，閱讀教學應該讓學生在課前充分利用工具書和相關資料認真預習並置疑；課上展開師生之間、生生之間的討論，一定要以學生爲主體和本位，教師只組織討論並在必要時進行點撥和答疑；課後指導學生閱讀大量的優秀讀物。《新課標》指出：“閱讀教學是學生、教師、文本之間對話的過程。閱讀是學生的個性化行爲，不應以教師的分析來代替學生的閱讀實踐。”並規定學生在義務教育階段中，必須背誦古今優秀詩文240篇（段），課外閱讀總量應達到400萬字以上，特別強調了語文訓練，繼承和發揚了葉聖陶的閱讀教育思想，堪稱英明之舉。
至於寫作教學，葉聖陶歷來反對那種“學生寫、教師改”，而且還要“精批細改”的做法，主張讓學生“多寫、自改”。他說過，寫作是一項技能，凡是技能，惟有在實踐中才能練就。學生一定“要多寫，越寫越熟，熟極了才能從心所欲。多寫，還要多改。文章不好，原因之一就是自己不改或者少改。”這裏的多寫和自改都強調了訓練對提高寫作能力的重要性。實踐證明，古今中外沒有一位寫作高手是未經多寫、自改而成就功業的'。《新課標》也倡導要“讓學生在寫作實踐中學會寫作。重視引導學生在自我修改和相互修改的過程中提高寫作能力。”我們有不少語文教師多年來曾在課堂上一遍又一遍地教過歐陽修的《賣油翁》，想必深知“熟能生巧”的道理：無論是陳堯諮的射箭“十中八九”，還是賣油翁的“油從孔入而錢不溼”，均源自“唯手熟爾”。既然這樣，爲什麼每學期只讓學生寫少量幾篇作文，而且寫了作文之後又不指導學生修改，卻要越俎代庖地把本應由學生自己做的事情包攬過來？學生寫得少，寫了又不會改，那要待到猴年馬月才能進入“從心所欲”的境界？
長期以來，由於相當比例的語文教師忽視了學生的實踐訓練，閱讀教學中汗流浹背地搞“逐句講解”，寫作教學中疲於奔命地搞“精批細改”，害得學生形成了一切依賴教師的不良習慣：既不會自覺主動大量地去閱讀，讀了也不能真正讀懂；又不會自覺主動大量地去寫作，寫了也不能自行修改，致使語文水平和能力普遍低下。難怪呂叔湘撰文大聲責問：“十年的時間，二千七百多課時，用來學本國語文，卻是大多數不過關，豈非咄咄怪事！”
忽視對學生進行語文實踐訓練，必然嚴重影響語文教學整體水平的提高。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那種不顧學生身心健康，只爲應付考試而與語文教學目標完全背道而馳的僞訓練，同樣應引起高度重視並堅決予以擯棄。
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女兒今年13歲，上初中一年級，有一天語文老師竟佈置全班同學晚上將漢語拼音字母的印刷體大小寫、手寫體大小寫各認真抄寫20遍。結果小女孩晚飯後花了整整兩個小時才抄到第9遍；因爲老師說過第二天上午必須要交的，所以只好爸爸、媽媽齊上陣，三人又幹了半個小時纔算大功告成。此事讓人聽後真是既可氣又可笑！誠然，這位語文老師的初衷未必不好，但是，我們不禁要問，您在佈置這道作業前自己有沒有試驗過或估量過，20乘以4總共80遍需要多少時間？如此枯燥乏味的重複抄寫真能收到什麼效果嗎？另外，您是否想過，年僅十來歲的孩子們一邊昏昏欲睡，一邊又擔憂完不成任務，這種進退兩難的矛盾心情對他們幼小的心靈將會造成多大的戕害？有鑑於類似的現象並非個別，所以《新課標》強調要根據不同學段學生的特點和不同的教學內容，採取合適的教學策略，促進學生語言素養的整體提高。比如，對漢語拼音教學就要求“儘可能有趣味性，宜以活動和遊戲爲主，與學說普通話、識字教學相結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