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月17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2015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辦理工作彙報。
會議指出，去年兩會以來，部門出臺的許多政策都吸納了代表委員的意見建議，但也存在少數部門辦理不及時、辦理質量不高等問題。要求各部門嚴格責任，限時辦結，確保辦理質量，決不能答非所問。
還有半個月光景，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又將成爲公衆政治生活中極爲重要的標記。在這個當口，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真聽取去年全國兩會建議提案辦理情況，顯然有着不同尋常的意味。
這一舉動表明，兩會盛事，並不應該僅僅體現在爲期十幾天的緊張會期內，而應該貫穿各級各部門政府的全年理政工作;也不應該僅僅體現在會上的暢所欲言、精彩紛呈上，還應該體現在如何紮實有效地將“兩會好聲音”落到現實當中，真正成爲社會公衆共享共有的福祉。
近年來，全國兩會的參政議政氛圍越來越開放，也越來越成爲民意匯聚的意見場。在這裏，人們可以感知到中國經濟社會運行的真實狀況;在這裏，各方利益羣體意見的博弈、交鋒也日見激烈。有人講，從兩會短短的十幾天，便可以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更有觀察者認爲，一個高度濃縮的兩會，乃是觀察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絕佳窗口。
此言非虛。舉凡親歷兩會的媒體人士，乃至關心時事的一般民衆，均可以體味察知。可以說，儘管每年都會有個別脫離實際的雷人意見，但總體而言，代表委員們都會在這個特殊的時段發出貼民意、接地氣、切肯綮的“好聲音”。而如何使這些“兩會好聲音”順利落地，轉化爲利國利民的政策，促使政府行政走向善治，不僅民衆關注，也是總理的關切所在。
然而，不可否認，正如總理痛批的那樣，確有一些部門的感知和行動明顯滯後於民衆的殷殷期盼。要麼以“拖字訣”應對，累催不辦，使得明明能辦的提案拖延不辦，直至拖黃。爲什麼總有人覺得有些建議提案“似曾相識”?很簡單，正是拜部門拖延所賜;要麼以“推字訣”應對，把應該屬於本部門承辦或協辦的建議提案，尋找各種理由要求重新交辦。或者避實就虛，沒有認真研究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和辦法，而是一味地強調客觀困難，對所提問題的落實及解決無人過問;或者答非所問，看起來程序嚴謹、態度友好，實則依然不能給代表委員一個圓滿的答覆。
何以至此?客觀困難當然存在。但恰恰是因爲有困難，纔會成爲全國兩會上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可見，問題的關鍵仍在於各級各部門的重視程度。某種程度上講，這也是一種中國政治生態的特色。很多事情，只要主要負責領導不重視，或者重視程度不夠，則註定推動乏力，難以落實。反之則大相徑庭。此番總理明確要求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要定期聽取辦理情況彙報，分管負責同志要親自主持辦理重要建議提案”，即是對症下藥。
此外，隨着改革日漸進入深水區，尤其是反腐敗進入攻堅階段，與利益集團的角力到了關鍵時點，“好聲音”的難以落地，也可視爲一種改革的“梗阻”。既然是合理、合法的建議提案，理當迅速辦理，並固化爲部門的`決策，惠及千家萬衆，這一點想必有些部門並非看不到，拖着或者乾脆不辦，恰恰流露出部分利益羣體的“小心機”。
這種“小心機”看起來似乎表現爲懶政、怠政，或者往往被視爲工作作風方面的小問題，實則乃是對改革、對民生、對國之大事的稀釋與阻撓。由此，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由此，民衆感受不到政策的善意;由此，一個社會的政治風氣、政治生態也在拖延、推脫中漸漸敗壞。總理的着急，正在於此。
事實上，李克強總理擔心“兩會好聲音”難以落地，與其施政風格一脈相承。此前，總理曾多次痛批“政令不出中南海”，針對一些部門“處長把關”，層層“畫圈”，總理要求國務院常務會通過的文件，如無特別重大修改意見或其他特殊原因，7天之內必須下發。針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工作，總理明確指出，一些好政策前總要跟着許多限定條件，比如“同等條件下”、“符合條件的”、“按照有關規定”等等，他嚴厲要求，好政策不能在執行中走樣。
說到底，若想破除“中梗阻”和“最後一公里”不到位等情形，讓“兩會好聲音”真正成爲政府吸納民意、接受人民監督的重要途徑，關鍵還是要看各級各部門的執行力。一方面政府要儘快轉變職能，實行“自改革”，改變以往的“拖”和“推”，親炙民意，重構政府權威和公信力。
另一方面則要依法穩步推進辦理結果公開，加強社會監督。早在2014年，國辦就發佈通知，明確從2017年開始，各地區、各部門對於涉及公共利益、公衆權益、社會關切及需要社會廣泛知曉的建議和提案辦理覆文，原則上都應全文公開。惟其有公開，方纔有切實的監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