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還是做一隻快樂的豬？”英國近代哲學家米勒曾提出過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
蘇格拉底，古希臘著名哲學家，他爲何痛苦？有這樣一個故事：某日，蘇格拉底像平常一樣，大清早就出門找人聊天，到了天色昏暗纔回家。其實，許多雅典公民都是這樣度日的。可惜他的太太卻對此十分不滿，這天回家之後，太太又大吵一頓，蘇格拉底只好奪門而出。剛剛跨出家門，一盆冷水由樓上當頭潑下，淋得他渾身溼透。他自我解釋道：“早就知道，雷鳴之後，必有大雨。”
可讓這位哲人痛苦的，遠不是“懼內”這麼簡單。更主要的是，在一個衆生矇昧的年代，他要勸大家接受真理與光明，這就讓更多的社會大衆誤解他，認爲他是怪異之徒。他空有滿腔悲願，無法實現。他並不是因爲自己得到智慧而痛苦，卻是因爲別人無法分享他的智慧而痛苦。最終他的生命，以受人誣告，被判死刑而結束。
屈原，戰國時楚國政治家和詩人，“博聞強記，嫺於辭令”。“哀民生之多艱”而主張變法革新。內政方面輔佐楚懷王，議論國事及應對賓客，起草憲令及變法；外交方面參加合縱派與秦鬥爭，兩度出使於齊。後受到朝中上官大夫等佞臣的嫉妒排擠，“美政”不得施展，反遭罷黜和流放。在“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的情況下，自沉汨羅江，以明其忠貞愛國之懷（也有人從他的大量情詩，尤以《湘夫人》推斷，說他死於謀殺，是一場祕密愛情的犧牲品。）
無論是西方先哲蘇格拉底，還是東方先賢屈原。及投水的一代國學宗師王國維，把自己年輕的血肉之軀鋪上冰冷鐵軌的海子。再如《紅樓夢》裏的林黛玉，堅持其“質本潔來還潔去”之心靈潔痞，傷春悲秋，“淚盡夭忘”，留下了一段千古紅樓幽怨。他們都讓我們明白一個人與俗世相處的法則：不能同流合污，便被淘汰出局。也讓我們深思一個問題：如果他們換一種生存方式，歷史是否會因此而被改寫？如果換一種活法，是否更會活出一種生命的寬度和韌性？
《論語·憲問篇》記載，孔子與學生子路、子貢討論管仲是仁，還是不仁。子路曰：“桓公殺公子赳，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白話翻譯是：子路問：“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殉難，爲公子糾死了。管仲卻偷生，人格有問題吧？”孔夫子答他說：“齊桓公九次召集羣雄，不用武力，全是管仲的功勞。管仲是大處着眼的人，這就是他的人格啊！這就是他的人格啊！”)孔子對管仲所給出的“如其仁”、“如其仁”的高度評價，無疑是公正的、科學的!
所以我們設想，假如蘇格拉底按照朋友和弟子的計劃出逃，沒有死。那該讓多少渾渾噩噩的雅典人惶惶不可終日，又會讓多少人早日修德行善？假如屈原沒有自投汨羅江而像管仲改投明主，他的“美政”理想是不是可以早日實現？戰國之亂也可以早日平息？(若爲情故，豈不可以讓那“在水一方”的“所謂伊人”更有執著追求的理由？)當然，黛玉之死，致使衆芳荒穢，百花凋零，整個賈氏家族以無可挽回的加速度走向毀滅，那是悲劇的審美意義上的需要。假使她和寶玉真遂了其“木石前盟”，“三日好了，兩日惱了”，那沒來由的淚珠兒，不弄得那“泥做”的寶二爺手腳無措、精疲力盡、土崩瓦解纔怪！
我等非先賢哲人，乃一庸常之徒爾。沒有他們那樣的大胸懷，大悲憫。但也常覺痛苦，是因爲“得不到”、“看不破”、“放不下”。放眼之處，江上千帆點點，卻只有兩個字號，一爲“名”，一爲“利”。永遠只見別人成功得意，豪宅靚車，名利雙收。而不見別人的辛勞代價，心裏想着速成捷徑，而不肯腳踏實地下工夫，便永遠爲膨脹的慾望所苦。
惟其“看得破”，方能“放得下”。明白名利富貴，不過過眼雲煙。得意時知道感恩，失意時知道努力。看看那些微笑着的.農夫吧：他們付出的努力，轉化爲生機盎然的田疇和綠野。而悠然行走其間，“倏”地呼出一口濁氣，“噗”的吐上一口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什麼時候，我們已遠離了這種原始的生命律動所帶來的快樂？
收斂過分膨脹的慾望，放下個人的恩怨情仇，以一顆平常心面對生活中的坎坎坷坷、跌跌宕宕，就可能離痛苦遠些，離快樂近些。即使我們沒有特立獨行的、大無畏的、“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豪情，不能“兼濟天下”，也至少可以“獨善其身”。至於那種因一點點工作的失意，感情的糾葛便萬念俱灰，尋死覓活之人，便只是一隻痛苦的豬了，不說也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