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辦公室接到小說家盧一萍兄從烏魯木齊打來的電話，驚聞青海省原作家協會主席王昌耀先生離我們而去，我的情感難以接受，眼睛突然熱辣辣的。我與一萍握着電話，長時間都沒言語。盧先我知道昌耀的凶信，他和妻子鐵梅、詩人沈葦三人向青海方面的治喪委員會發了唁電，之於先生的遠去已有足夠的心理調適，但當他向我複述先生因肝癌晚期不堪病痛折磨跳樓身亡的消息時，又要和我一起經歷生命的疼痛。
我們長時間沉默着，似對王昌耀先生的哀悼，又似乎想起了我們久違的中國漢語詩歌。昌耀的一生是和詩歌緊緊擁抱在一起的，他離不開詩歌，詩歌也同樣離不開他，冥冥中的一切，是一個叫作愛與命運的詞彙在起紐帶的作用。
那時，在河北保定，昌耀先生是一名年輕的志願軍戰士，他剛從朝鮮回國，但在他的周圍，我們沒有讀到歷史宏大敘事中的鮮花與淳酒，這些註定與他無關。年輕的昌耀那時是一名戴眼鏡的志願軍文化幹事，經歷過戰火，但他沒有半點令人銘記的`軍功（至少，在當時和日後的歲月中他從沒對誰言及），況且戰爭的子彈還他今生註定要走很遠路途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
這個浪漫熱情的志願軍年輕傷兵在保定那所榮軍學校看見了一幅宣傳畫，畫上有個一臉紅霞，梳兩把鐵刷子髮辮的女拖拉機手，她手捧彤紅?quot;寶書"，脖子上掛着白毛巾，號召年輕的昌耀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於是昌耀就去了。
詩人被女拖拉機手的美和健康感動，內心充滿男兒豪情和溫柔之愛意，忍痛捨棄了一個名叫小露的保定女子的挽留，甚至來不及告別他的故鄉，拖着傷腿於是向西去了……理解詩人的選擇，我們其實也在接近一種叫着理想的情懷。儘管這很草率，但卻真實，令人念及長久難以釋然。我想，今天的紅男綠女可以選擇自己各不相同的時尚生活，但沒有理由笑談或忽視昌耀。昌耀是沉重感性的生命本體，走近他或懷念他都是我們的福氣。當然這得有個前提，假如我們還不致於過分淺薄的話。
昌耀走了，那一次的走和這一次的走截然不同。來到青海，他當過莫明其妙的右派，在高原的大山中蹲過監獄；在青海省作協的辦公樓裏幹過編輯，寫過中國文學史上最有精神質感和文化魅力的漢語詩歌；在一棟簡易筒子樓裏和一個拖兒帶女的藏族女人舉行過某種形式的婚禮，受過倍使我們這些後生晚輩心疼不已的婚姻磨難……這些看似蹂躪理想的經歷，在他的筆下卻化爲了理想的純粹。
《慈航》如此。
《水手》如此。
《行動的情書》更是如此！
97年夏天，我在北京求學，與一位來自西北的同學寫信向王昌耀先生討要他的《命運之書》，當時先生存書已盡，遺憾至今。是年冬天，北京召開中國作家代表大會，我和我的同學在人民大會堂陪完會後，趕到到京西賓館拜訪，據說詩人沒來！我不知道他是不屑一來，還是真像當時傳媒所說，昌耀貴爲作協主席，出門則時常缺少路費的原因所至。
與昌耀的好友詩人兼散文作家周濤老師大杯飲酒的時候也不曾聽說。周講了昌耀的詩歌和爲人，講了他對朋友的態度，一句題寫在贈給周先生的《命運之書》扉頁的"竈屋前頭有你的黃銅茶飲"，被周老師在北京灰色的冬天講得蕩氣迴腸，聽得我們也心胸坦蕩，豁然開朗，回顧我們經歷的苛酷與磨難，於是賦有了許多美的情愫與含意。
後來，我遠離北京，因爲那所缺乏詩歌精神的校園和個人氣質使然，我沒再繼續寫詩，從此不再與昌耀先生在《星星》、《綠風》諸刊榮幸地同期發表作品，但在日後向小說文體艱難轉換的日子，我卻一直珍藏着昌耀的另一部詩集《挑戰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盤》。
是《沙盤》在昭示我走向文化的品格，理解漢語寫作的溫暖與蒼涼。是穿夾克衫，戴德式禮帽的"西部牛仔"--昌耀先生引導我在內蒙古的草原上游走、生活並且不聲不響地按照我的心靈寫作一部叫着《紙房子》的理想挽悼之書……提及這類陳年舊事，我並不是爲仙逝的詩人不平，呼叫天理的不公。苦難或命運這玩藝兒對懦夫來說是窮其一生都難跨越的門坎，對詩人和勇者而言，則是生命的土和靈魂得以昇華的契機。我理解着昌耀，手指在電腦的鍵盤上敲擊昌耀的苦難和生命最後時刻的疼痛，是因我的欠缺和不夠。
來到遼南這座工業城市靠手中的筆寫公文討要生活之前，我曾在內蒙古的一座軍營長期捧讀他的不朽名篇《慈航》，其中的感悟使我足以受用終身，現在我來到新的異鄉，那些東西也跟過來了。在我與王昌耀先生的閱讀情境中，詩學與文化的機密正在成爲血脈的傳承。儘管我對世界知之甚少，不敢說，我能用手中的筆復活詩學與文化的昌耀，但我相信，因爲昌耀和他的詩篇，我不至於在我的心靈迷失。
你夫子，你先行！
是的，昌耀走了！但盧一萍夫婦和新疆詩人沈葦，還有熱愛昌耀的衆多兄弟姐妹還活着並且寫作，我們無論走在何方，都在心中珍藏他，難道這還不夠好麼？我想，大約這是很妥當的。
【題外補記】
這篇文字是去年春天寫的，一直沒作公開發表。當時曾寄給北京一家文化藝術報社，編輯在回信中稱，報社已發了關於昌耀的消息，副刊再登文章恐不妥當，言下之意爲昌耀還不具備某種規格。那以後，我沒與這位編輯朋友再作交流，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還是他言行讓我無話可說。“昌耀不是趙本山，也不是蔡國慶，更不是劉曉慶，讀者根本就不買帳……”面對此類淺薄的真誠，我沉默了，這篇文章也沒再往報刊投寄，被我存入軟盤於一個文人的抽屜保留下來。日前，我到一個叫騰鰲古鎮寫作一個受命文章，同時完成我的短篇小說《窮人郭發財之死》，閒暇之餘整理文檔，我翻出了這篇舊稿，並決定發表在漢語寫作空間。一來表示我對昌耀先生的尊重與懷念，爲他送上一篇週年祭文；二者也表明我的一個基本看法，即使趙本山、蔡國慶、劉曉慶等等真的一夜之間死了，舉國哀慟，同樣也會有人心懷機密，不以爲然。別的，我不知道還能說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