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伯凡
“考據癖”並非只是胡適博士的職業病。比如說，我們都熟悉相聲《歪批三國》裏關於周瑜的母親（“既生瑜”）、諸葛亮的母親（“何生亮”）、張飛的母親（“無事生非”）的考證，也熟悉街頭小報上關於“八三四一”之來由的種種說法。這各種各樣的考證，都似乎給人以一種猛然間發現了“真理”的強烈的快感，當然好玩得很。但街頭小報的說法與胡適博士畢竟不同，前者“考證”完往往要嬉皮笑臉地要你千萬別把此話當真，後者往往一本正經甚至咬牙切齒地告訴你，他的發現是空前絕後的，大有老天不生他則萬世秉夜燭遊的派頭，實在也是好玩得很。
近日讀報，得知隊伍不斷壯大的紅學隊伍又出現了三個引人注目的人物。霍國玲、霍力君、霍紀平是姐弟三人，皆是半路出家研究紅學的，但其成果已威鎮紅學界。它們的研究成果集結成書，書名《紅樓解夢》，其實原定書名《紅樓隱俠》更昭示該書的“原汁原味”──在霍氏姐弟眼中，曹雪芹嘔心瀝血寫成的《紅樓夢》的主旨是爲了講述一個無人知曉的傳奇故事，即曹雪芹本人與一個名喚“香玉”的女子“合謀害死雍正帝的全過程”。此結論之離譜，令人以爲他們在開玩笑，但霍氏姐弟顯然絲毫沒有要幽默一下的意思。該書有一篇署名爲“紫軍”的序，稱該書在紅學研究取得了“全面突破”，是紅學研究史上的“新的里程碑”。“紫軍”相當過份的吹捧之詞及這個名字本身令人生疑，讀報後得知“紫軍”原來是霍國玲丈夫的筆名。細讀此書，霍氏姐弟的考證的確令人大長見識。作者根據《紅樓夢》中的一個燈謎，推斷出竺香玉曾當過兩年的尼姑，因爲燈謎中有“焦首朝朝與暮暮，煎心日日復年年”二句，兩個“年”字連用，霍國玲認定即是暗示着“兩年”。霍氏姐弟認爲曹雪芹一直在痛說家史，所以斷定二十八回中“忘不了新愁與舊愁”應該理解爲“忘不了新仇與舊仇”。同樣，霍氏認定王熙鳳的判詞（“機關算盡太聰明……”）說的是曹雪芹本人“中舉、得官、生子、事敗、逃禪……”的經歷。而關於黛玉之父林如海之名的來歷，霍氏的解釋更是令人忍俊不禁：少年曹雪芹與兩個伴讀丫鬟“經常鑽進書齋，暢遊在那書林詩海中（這恐怕便是林黛之父林如海的來歷）……”霍氏在賈母偶然提及的“殘唐五代”四字上大作文章，說“殘唐五代”其實是暗指“殘清五代”，而“殘清五代”又是指清朝的第五代皇帝雍正；霍氏還梳理出一個“代次”，但按其考證出來的結論，寶玉應與雍正同屬第五代，而在《紅樓夢》中寶玉明明是第四代，對此，霍氏自圓其說道：“作者藉此謾罵那個隱寫的清朝第五代皇帝雍正──你是我侄子。”霍國玲女士這時告誡讀者：“此等地方必須心領神會，不可認真擡槓。”
我想不出還有比這更好玩或更不好玩的考證，我也想不出如此多的人對這本書趨之若鶩是在侮辱曹雪芹還是在侮辱他們自己。有人說，當精神王國的國庫虧空或當人們找不到打開“國庫”之門的鑰匙時，必然會有一批僞幣制造者應運而生。僞幣制造者讓人們猛然產生財富和真理在握的感覺──“我王老五從來沒有見過這麼多的錢哪！”於是就出現了許多從未見過真錢的富翁，正如有可能出現許許多多從未讀過《紅樓夢》的紅學愛好者。
詩人海涅曾擔心他死後有許多無知的農人將砍伐他的“桂樹叢林”，爲的是要在那裏“栽種土豆”，擔心人們扯下他的詩頁來包花生米。我不知道曹雪芹是否有過類似的擔心，如果有的話，那麼這種擔心太一般化了，他太小瞧後世的人們了。在我們生活其中的這個“後世”裏，“無知的農人”似不多見，識文斷字的人（連同爲“專業戶”和非“專業戶”的紅學家）越來越多，沒有人傻冒兒到扯下《紅樓夢》的書頁來包花生米。一個挨一個的精品書屋裏每天都售出各種版本的《紅樓夢》。曹雪芹本人已成了一個永不死去的新聞人物，人們像關注、猜測着查爾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私生活一樣地關注、猜測着他的愛情、他的家世；形形色色的紅學家和紅學愛好者時不時地製造着關於他的新聞甚至緋聞，順便也使自己成爲衆人關注的新聞人物。一會兒香山發現了他的故居，一會兒張家灣發現了他的墓碑，弄得曹雪芹死後幾百年還到處搬家，孤魂無依。遠在幾百裏之外的豐潤縣的鄉鎮企業還釀造出了“曹雪芹家酒”，並且在電視上大做廣告，紅光滿面的紅學家翹起大拇指深情地告訴觀衆：“味道好極了！”……如今，北京的大大小小的書攤上都擺着這本《紅樓新夢》，人們被告知《紅樓夢》與“風月寶鑑”一樣，只應該從反面看，這一“看”非同小可，原來它不僅是一部與金庸的《書劍恩仇錄》差不多的小說，而且書中所言之事鑿鑿有據，斑斑可考。霍氏姐弟如同被特派到幾百年前的記者，捕捉到了一條爆炸性的新聞，《紅樓夢》又一次通過這本具有“里程碑”意識的紅學著作，通過電視、廣播、報紙上的
鼓譟而進入平常百姓家，一時間人聲鼎沸。
早在上個世紀就有人預言，新聞將成爲人們主要的消費品之一，人類將漸漸不再爲吃的東西發愁，而對“新聞”產生強烈的飢餓感。在如今，不少人不吃早飯倒不覺得有何欠缺，但要是沒有看當天早晨的報紙，心裏就覺得空蕩蕩的。梭羅曾說，有人吃了午飯，只睡了半個小時的`午覺，醒來擡起頭便問：“有什麼新聞？”好像全人類都在爲他放哨似的；他拿起報紙，報紙就很合他心意地告訴他，在某條河上發現有一個人，他的眼睛被挖掉了，他卻一點也不在乎自己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深不可測的大黑洞裏，而自己的眼睛裏早就沒有瞳仁了。梭羅要是活到今天，他的感觸將會更深。在北京的大街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書攤與報攤並立，報紙上講着近幾日的事，而書攤上的書常常講的是幾年，幾十年，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前的事，但關注的角度是一樣的，那些書常常是報紙觸鬚的延伸──歷史記者們新近在各種文獻中搜尋出各種重見天日的新聞。“朝朝與暮暮”、“日日復年年”地滿足人們與日俱增的各種層次的“窺淫癖”其實，用不着霍氏姐弟的提醒，“從背面看”早已成爲歷史記者們“看”的模式。說到底，“從背面看”不過是每個記者都熟悉的老生常談──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正如飢餓使得人們變賣家產去換吃的，對新聞的飢餓感使得人們去變賣或開發人們通常所說的“文學遺產”──這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
有一位學者曾說，紅學就是這樣一種學問──一些除了對文學一竅不通之外，對別的東西都略知一二的人們趕集似的聚到一塊所從事的一種工作，其工作的特點是自己永遠不會成功，以自身的歷史證明這種工作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作爲《紅樓夢》的一個讀者，一個人可能不懂他們所說的，但他有權不懂，有幸不懂。這自然是激憤之言。但又是值得同情的激憤之言，紅學有無存在的必要是誰說的都不能算的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偏重於對《紅樓夢》及其作者的歷史背景之研究的紅學命定只能是對《紅樓夢》片面的理解。真正的文學作品就像是作家的孩子，它不是由作家設計出來的，正如任何父母都不能完全按自己的心願設計出一個孩子。同樣，無論我們對一個孩子的父母有多麼真切地瞭解，我們都無法真切地瞭解一個已長大成人的孩子。
霍氏姐弟盡力想告訴人們的是：《紅樓夢》所寫的完全實際上發生過的事，曹雪芹想告訴人們是他個人（及其深愛的女子）的命運。霍氏似乎沒有看到這一點：作爲文學大師的曹雪芹決不是一個只專注個人恩怨、只訴說個人痛苦和仇恨的無聊文人。在《紅樓夢》中，他努力從個人的、偶然的命運上升到人類的命運，從事實的“真相”上升到哲學和宗教的“本真”，從現實中的賈（假）寶玉和甄（真）寶
玉上升到文學、哲學、宗教的真與假。霍氏歸納出一個《紅樓夢》寫作中的“分身法”──《紅樓夢》中衆多女子是林黛玉的分身，衆多男子是賈寶玉的分身。其實這在《紅樓夢》的讀者中只是一個常識。但霍氏姐弟特別強調這一點是有其用心的，因爲他們要收羅關於曹雪芹和所謂“竺香玉”的“完整”、“豐富”的故事，這“分身”就爲它們的附會、堆砌提供了強有力的口實：將衆多男子的故事集於曹雪芹一身，將衆多女子的故事集於“竺香玉”一身。這樣的話，它們編造“隱俠”故事所要求的素材就相當豐富了。這顯然是逆曹雪芹的動機而動。在他的筆下，衆女兒（包括林黛玉本人）是女兒的現象，“水”（特徵是“乾淨”）是女兒（“水做的骨肉”）的本體。女兒“質本潔”，但她們又生活在質本污（本爲“泥淖”）的、男人（“泥做的骨肉”）的世界裏，所說“欲潔何曾潔”，所以“千紅一哭”，“萬豔同悲”──這就是“女兒”的終極性的命運。“紫軍”先生用看三維立體畫的過程來比喻霍氏姐弟的“發現”──她們透過“現象”看到了“本質”。其實這並不是什麼透過現象看本質，而是在現象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以致於走火入魔，幻念橫生──透過現象看幻象。
在《紅樓解夢》書的某處，霍國玲女士在提出一個比胡適博士的假設還要大膽的觀點後提醒讀者她不是在做夢，因爲此時窗外“月明星稀”，她“白天睡足了”。但睡足了並不一定保證人不做夢，有時醒時做的夢比睡着做夢更可怕──做夢者極其清醒地認定自己不是做夢，夢之中不覺其夢。說出來的雖然是夢話連篇，卻自以爲“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引的千人一囈，萬衆同說，大街小巷追夢人，說夢者絡繹不絕。
還是醒來吧，大大小小的說夢者。
原載三聯生活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