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先生是我敬佩的學者作家。我不是敬佩他的爲人，因爲他的爲人我不瞭解。我敬佩他是因爲他的學識的深度與廣度，是我，至少在目前，不能達到的。我相信很多很多做着與餘秋雨同樣工作的人，僅僅在學問上就達不到他的高度。雖然《石破天驚逗秋雨》早已指摘秋雨之瑕疵。而且確實也有着春秋與戰國偶然混淆之類的口誤筆誤，或者就是知識的錯誤。然後誰不是被指摘着呢？
範跑跑是個我不能透徹瞭解其思想的人。不崇高，也不無恥。我不是很瞭解他說那番話的時候，心裏在想什麼。跑跑似乎真的在宣揚什麼理論。
可是秋雨犯了個小學生都可以輕易避免的錯誤。在《含淚勸告請願災民》一文中，秋雨站在雲端，名爲勸告實爲指責。而跑跑老兄更是連文盲都難以啓齒的話，他說出口了。
我想追究一下這種現象背後的因素。
首先來分析一下秋雨問題。《含淚》一文，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把家長們捧着遇難孩子請願的行動與反華媒體無理聯繫起來了。本來二者就可以有某種聯繫。立場各異的媒體本來就可能對此作相對客觀或者有意歪曲的報道。之所以說是“無理聯繫”，是因爲，無論這些媒體報道正確與否，責任在於媒體。我們需要討論的是請願一事本身是否合理，而不能以媒體將作何種報道爲評判依據。秋雨之文也指出了反華媒體是“誣陷”，既然如此，難道我們的民衆就如此不能分辨是非嗎？我們的政府與媒體該澄清纔是。請願本身是否正確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秋雨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邏輯錯誤，相信秋雨是由於愛國心切導致的疏忽。不過秋雨的作文技術十分高超，字裏行間，不經意處，卻彷彿請願家長成了反華勢力的幫兇。說是“含淚勸告”，卻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意味。實際上，地震是天災這個道理，除了那麼幾個冷血的“天譴論”者之外，誰都明白。那麼，請願本身是不是合理呢？是否就是橫生枝節呢？這次地震中暴露出來的問題，是十分清楚的。秋雨文章也能直面這個問題。關鍵是，請願的方式與時機。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我是贊同秋雨觀點的。請願家長的心情能理解，然而當前的更緊迫任務是災後的重建，原文也說得很清楚，此不重複。我極端反對的，是秋雨的態度！
怎麼能把請願的家長和反華勢力直接聯繫起來？在若有似無的口氣中，加上一些人不暇細想，這些悲痛欲絕的家長很可能被推上不道德，不愛國，擾亂社會穩定的位置！即使家長的行動有些過激，我們也要儘可能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做好工作，而不是在言辭上，在道義上，將他們置於社會的對立面。以秋雨之文看來，請願就是不團結，請願要求追究那些偷工減料的主要責任者，就是與當前任務矛盾，甚至是擾亂！這是什麼邏輯？我相信那些孩子已往天國的家長們，並沒有想到這麼多，他們只是單純的痛苦！既而對那些社會的駐蟲們憤怒！因爲也許，也許，如果當初房子更結實一些，他們的孩子生存的希望就多了一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請願，我們可以“含淚勸說”，可以讓他們等災難過去，災區生活更穩定時再追究，但怎麼可以置他們於道德的逆境之中呢？
文人筆如刀，殺人於無形。我心目中的大師，不僅是學術上的大師，更是道德上的大師。含淚勸告，成了思想上的強者對弱者的自由箝制，無形中成了一種打壓。實在是變了味。
範美忠先生呢？我不知道他到底能跑多快，是不是可以參加奧運短跑。我相信範跑跑確實像他自己說的一樣，不是一個“崇高的人”。我也不能站在道義的立場上去指責他。坦率地說，我不清楚自己在那種情況下，在那一瞬間，會是什麼樣的反應。我也相信比範跑跑腳力更好的還有其人。可是，跑跑爲什麼要在跑了之後還要大肆宣揚呢？
我可以選擇“崇高”，也可以選擇平庸，這不應該受到譴責。他真的是在宣揚一種類似這樣的主義嗎？他在說個人的自由選擇比權力壓制下的選擇更重要嗎？他是在提醒對個人權利自由的尊重，才讓社會更爲文明更爲進步嗎？他是在強調一種法制的觀念嗎？他在承擔一種覺世者的責任嗎？我以爲這只是一種說詞。更可能的是，跑跑跑了，然後又想把自己的不夠光彩的行爲與平常宣揚的東西保持一致，於是在這種似清實濁的混沌中，造出了一種自由理論來欺人，且自欺。
個人的自由選擇當然是重要的。個人的權利也是必須尊重的'。個人的思想，更是自由的。而法律，毫無疑問是判斷當前是非的看得見的準繩。可是小跑跑忘記了理論的目的。自由理論的最終目的，不是爲了哲學的思辨，它最終要回到現實。如果說遙遠的雲端的理論，比當前孩子的生命更重要，我不信這樣冷血的理論家。當然你可以說，自由的理念重要，它的影響深遠，一個民族思想的力量，甚至足以影響到國家民族的未來。這種論據確實有力，很難讓人辯駁。可是，蘇格拉底如果見到一個落水兒童不去救他，而在思索關於古希臘命運的問題，你們覺得柏拉圖是批評還是贊同他的老師呢？我看恐怕“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名言要出自柏拉圖之口了。順便說一句，蘇格拉底死前的演說，還提到他的孩子們。冷血的思想家，漠視生命的思想家，就是虛僞的思想家。我再追問一句，難道跑跑跑出來的那一瞬間，心裏想的居然是要以實際行動向孩子們表明自由，權利，法律，選擇，諸如之類的詞語或者概念嗎？！如果是，那麼跑跑真是一個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人了。如果不是，那麼事後的辯駁，即使在邏輯上，事理上，把所有的責難者都駁倒了，又能說明什麼？？
新儒學大師梁漱溟，曾經站在傳統理念的一邊詰難“五四”運動是否符合法理。我以爲他可以挖掘傳統的合理的一面，卻不可以指責“五四”運動。因爲理論畢竟是有它的目的性的。或者像康德說的那樣，具有“合目的性”。離開了國家的安危，先去談理念上的合法，是沒有看到時代的大目的。跑跑的高度自然不能與先哲相提並論。不過跑跑也忘記了理念的根本，與先哲不同的是，跑跑不是理論思辨的誤區或者疏忽，而是出於對個人行爲的有意辯解。跑跑的行爲及言論得到的後果是否合理，有待討論。不過他本身的行爲確實是不光彩的。我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裏的“行爲”，也包括他的主要辯解的言論。
餘秋雨吹起民族大義的號角，“含淚勸說”痛失親子的家長們，實則無異在理論高度上對這些家長進行了無情地譴責；範美忠則扯起自由權利的大旗，不僅要掩蓋他欲蓋彌彰的不光彩行爲，還希望爲自己罩上一道光環。他們誰離正確更遠，實難確論。但是他們的共同點，是漠視了生命的悲劇。那些小小的生命，如果只是因爲天災而消逝，那麼我們只能哀其不幸；如果裏面摻雜了人爲的因素，人們又怎能不拍案而起？我相信，請願的家長們的初衷也只是要求追究那些敗類的責任，決不是要擾亂社會的穩定。
最後要說明的是，我們的國家與政府在危難時刻表現出來的勇氣與智慧，全國人民都有目共睹。不管秋雨與範跑跑說些什麼，對這一事實都無所損益了。同樣，那些孩子們已往天國，我們再爭論什麼，對他們的幸福也無所損益了。再一次哀悼在這次大災難中喪生的人們。並祝福遭受巨大哀痛的在生者，願我們早日走出這場悲劇的陰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