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在中國現代文論史上,梁實秋是一位重要的文學理論家,更是一位文學批評家。他從浪漫主義到古典主義,再到自由主義的轉變使其文學思想變得複雜,歷史地位已確立。
一、文學批評的涵義
梁實秋認爲“文學的目的是在籍宇宙自然人生之種種的現象來表示出普遍固定之人性”。文學批評的出發點是人對人生的態度,這是一個哲學的問題”,“自亞里士多德以至於今日,文學批評發展的痕跡與哲學如出一轍,其運動之趨向,與時代之劃分幾乎完全吻合,當然,在最古的時候,批評家就是哲學家。”由此可以看出,梁實秋把哲學思想當作文學批評的基礎,有哲學根據的文學批評纔能有固定的標準,產生始終一貫的文學批評,而他的文學批評觀就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古典主義哲學思想上的,其目的是研討文學作品的哲學價值,特別是倫理學意義。因爲他認爲文學以人生爲題材,以表現人性爲目的,文學不離人生便不離道德。即便題材是非人性非道德的,比如母子亂倫,子弒親父等,也會因其作家的態度是有道德的,文學也就是有道德的,文學與道德密不可分,這是其“人性”文學思想的依據。
梁實秋在《文學批評辯》中講道:希臘文的“批評”本是判斷之意。“判斷有兩層步驟,――判與斷。判者乃分辨選擇的工夫,斷者乃等級價值之確定。其判斷的標準乃固定的普遍的,其判斷之動機,乃爲研討真理而不計功利。”這段話可以作爲他對文學批評的簡要定義,可分爲三個層次理解。
(一)文學批評的性質
梁實秋堅持古典主義文學思想,認爲古希臘藝術是最爲和諧完美的,其批評理論也是來源於古希臘的批評作品。所以,他從“批評”的希臘文意義入手,將批評的性質界定爲“判斷”,文學批評的價值就在於公正地判斷文學作品的價值。
爲了強調批評的最終目的和方法正則是判斷,梁實秋首先對批評和鑑賞進行了區分。他認爲,靠着自己的感覺享受一件藝術品是“鑑賞”;根據一個固定的標準評判一件藝術品的價值叫做“批評”。[5]鑑賞由印象而得,批評由品味而得。觀衆和讀者處於鑑賞者的位置,批評家則不能停留在鑑賞者的位置,因爲批評包含鑑賞而不等於鑑賞。對於作品是否合於藝術原則,是否人生之模仿,是否人生之批評等原理性問題,只有批評家纔會去思考,觀衆和讀者要的只是娛樂。此外,鑑賞常帶有人類的同情,易使情感氾濫,而古典主義強調的是理性節制情感,認爲文學批評應用理智約束情感,用理性去選擇和判斷。
其次,梁實秋還把批評同藝術、科學進行了區分。亞里士多德認爲人生的目的是幸福,最高的幸福是心靈的活動,模仿就是心靈活動之一,這裏所說的模仿是“詩的模仿”,將其引申到更廣泛的文學領域,則詩就是指文學,模仿就是文學創作,文學創作就是心靈的活動。梁實秋由此也設定文學批評是心靈判斷的活動,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在時間上無先後之別,性質上無優劣之異,都是心靈活動的方式之一,並且最上乘的文學創作必含有理性選擇的成分,最上乘的文學批評對於作家必有深刻的鑑賞。但是,徒有理性亦不能成爲創作,徒有鑑賞亦不能成爲批評。“以批評與藝術混爲一談者,乃是否認批評家判斷力之重要,把批評家限於鑑賞者的地位”，是創作天才與批評家品味的混亂,所以,文學批評並非藝術。此外,梁實秋反對近代以來將文學批評變成科學之勢。他認爲科學是歸納事實,統計研究,文學批評探討的是價值問題,是倫理的選擇,價值的估定,這些是科學所不能涉及的問題,所以,文學批評不是科學研究,它只能是對文學作品價值的判斷和估定。
梁實秋堅信判斷纔是文學批評的正統,至於批評逐漸偏離正統,由判斷到武斷再到反抗,最終只有兩個結果:要麼流於科學的解釋,要麼停於印象的欣賞,這些都不能達到批評的終極目的――價值評估。
(二)批評的步驟
文學批評分爲兩步,先是分辨選擇,再是確定等級價值。對於第一步分辨選擇的內容,梁實秋並未明確指出。從他在《王爾德的唯美主義》一文中反對王爾德將藝術批評作爲藝術創造,反對其將批評家的工作歸納爲對作家已選擇的材料進行再選擇,可以推論出其分辨選擇的不會是所批評的文學作品的內容。而在《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中,梁實秋從亞里士多德曾說過:“凡公共所企求者,所認爲目標者即爲善,反是爲惡。”推論人類的善與惡都具有普遍性,是文學表現的內容,而人類行爲的善惡是可以自由選擇的,這承認了意志之自由與理智之效用。由善惡選擇的意志自由可以暫且認定分辨選擇的內容是倫理意義上的,或者說是古典主義所強調的善惡、真理、人性等。
對文學作品的等級價值的確定是文學批評的第二步,也是終極的目的。梁實秋認爲文學是有等級的,偉大的文學作品都傾向於一個共同的至善至美的中心,離中心較遠的是二三流的文學,與中心背離的是最下乘的文學。由此而來,文學批評本身也是以至善至美的中心爲中心的,其任務在於敘說文學作品與中心的距離和遠近程度,最終進行價值判斷,這種價值與倫理學關係甚密。
(三)文學批評的動機
文學批評的動機是研討真理並具有非功利性。喀賴爾認爲,詩是真理的寫照,詩人是真理的宣揚者。真理是隱藏的、玄奧的,並非人人都能窺探到,詩人也並非一般人所能理解。在這樣的情況下,詩人與一般人中間需要一種人作爲媒介物,把詩人探得的真理以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形式進行轉化和傳達,這種人就是批評家,並由此引申出解說的、傳記的、歷史的三種批評方法。梁實秋在《喀賴爾的文學批評觀》中表示贊同喀賴爾對詩和詩人的定義,但不滿於他降低了批評家的地位,提升了文學批評的社會功用,將文學批評功利化。因爲他認爲“文學批評本來該是不計功利,無所爲而爲的活動”。“批評的任務不是作文學作品的註解,而是作品價值的估定。”[8]解說的方法、傳記的方法、歷史的方法只能作爲文學批評方法的一部分,不能作爲批評的最終目的和方法正則,文學批評的最終目的和方法正則只能是“判斷”。
二、文學批評的標準
在五四新文學運動的浪潮中,梁實秋是偏於“浪漫的”,後來在留學期間受白璧德新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他由“浪漫的”轉向了“古典的”,將新文學運動定性爲“浪漫的混亂”,在中國現代文論史上樹起了“人性”的旗幟。
在《文學批評辯》一文中,梁實秋明確指出:“純正之‘人性’乃文學批評惟一之標準”。他認爲文學裏可以不要規律,但不能不要標準。浪漫主義的唯一的標準就是“無標準”,以致造成了“過度的放縱的混亂”,而文學應該在理性的指導下約束情感,描寫健康的常態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一切偉大的作品之基礎,因此,文學作品可以用普遍的固定的“人性”作爲標準來衡量。“人性”在這裏成爲文學批評的至善至美的批評中心,是統攝一切文學的形而上的批評標準。
隨後,梁實秋在《文學的紀律》中表示反對新古典主義所定立的文學標準,認爲它桎梏了文學創作的自由,是“外在的權威”,而文學標準應是“內在的制裁”,其節制的力量在於以理性駕馭情感,以理性節制想象。在他的古典主義文學思想中,情感與理性,“浪漫的”與“古典的”並不是兩個可以平等對峙的名詞。他認爲浪漫主義運動追求“天才的獨創”和“想象的自由”,這對於推翻新古典主義的文學標準不無價值,但其結果是過度的有害的。“偉大的文學者所該致力的是怎樣把情感放在理性的繮繩之下。文學的效用不在激發讀者的熱忱,而在引起讀者的情緒之後,予以和平的寧靜的沉思的一種舒適的感覺”即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卡塔西斯”。“偉大的文學的力量,不藏在情感裏面,而是藏在制裁情感的理性裏面。”古典主義文學批評觀所強調的是藝術的健康,健康的藝術應由各部分合理組合而成,是一個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在文學的創作、鑑賞和批評中,無論情感、想象還是形式,都需要一個制裁的總樞紐,即理性。理性是高於情感的,是節制情感的工具。所以,梁實秋也認爲“古典的”即是健康的,“浪漫的”即是病態的,西方文學批評漸漸脫離健康的正統,反抗紀律,悖叛常態,文學批評者的任務就是以常態的固定的普遍的人性爲標準來評估文學作品的價值。
三、文學批評的方法
梁實秋在《文學批評辯》中給文學批評的方法作了如下定義:“文學批評的'方法是具體的,是以哲學的態度施之於文學的問題。”並對當時盛行的“印象主義的批評”和“科學的批評”進行了批判。
他認爲印象主義的批評將批評和藝術混爲一談,把文學批評視爲文學創作中的創作,批評者只憑主觀偏好,沒有固定的標準,沒有達到判斷文學作品價值的目的,它只能算是鑑賞,並未達到批評。他強調文學批評必須要有標準,“其靈魂乃是品味,而非創作,其任務乃是判斷,而非鑑賞,其方法是客觀的,而非主觀的。”
對於在科學主義思潮中產生的科學的批評,梁實秋認爲它與文學批評是兩回事。比如,社會學的批評方法首先認定文學創作要受社會影響的支配,所以批評文學作品要解釋其產生的社會狀況,注重對文學與社會的關係的外部研究。梁實秋則認爲文學作品不但表現了當時的社會狀況,也表現了作家個人的人格。社會學的批評方法並未涉及到作家個人的人格方面,也並未實現批評的終極目的――價值判斷,它可以作爲文學批評的準備工作,卻不是文學批評。此外,他還認爲精神分析學的批評方法的效用範圍極爲有限,只能對變態的文學作品和作家進行分析,而偉大的作品和作家都是健康的、常態的,精神分析學的批評方法是沒有用武之地的。
總之,他認爲這些新的批評方法都是有用的,可以作爲參考,但不能作爲批評方法的正統,因爲批評不能拋棄哲學的態度,人性、道德則是統攝一切文學之哲學態度,文學批評應該根據常態的人生經驗來判斷作品的價值。
結語
綜上所述,梁實秋對文學批評相關問題的探討是建立在一個哲學王國基礎上的,他首先設定了文學具有永恆性,其表現的內容是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所以,文學批評要以恆定的常態的“人性”爲標準,其方法是用有道德的有人性的哲學態度去判斷文學作品的價值。當他的這種“人性”標準和批評方法被放到具體的文學批評中時,便顯示出形而上的倫理學意義,具有不可實施性。他在看到社會學的、精神分析學的批評方法的侷限性的同時,也表現出其認識的片面性。
當然,我們回顧和探討過去的理論,並不是爲了去指責它的不足之處,而是爲了探尋其在當代的價值。梁實秋的文學批評觀具有古典主義的特徵,強調理性的節制,它爲我們明確了文學批評的任務和目的是進行價值判斷,將批評與哲學、宗教視爲一物,賦予批評以哲學意義,擡高了批評家的身份和地位。也正如他的理論所預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都經受了“人性”標準來衡量,充滿着倫理學意義。但是,他的這種以“人性”爲核心的古典主義文學批評觀,更多的應該作爲文學批評的哲學態度,至於具體的可實施之方法仍需進一步探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