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常識: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是中國儒家經典的書籍。那麼四書五經具體指的是什麼呢?下面是小編爲大家詳細介紹文學常識:四書五經,歡迎大家閱讀!

關於四書五經

四書指的是《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而五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和《春秋》,簡稱爲“詩、書、禮、易、春秋”,在之前,還有一本《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這六本書也被稱做“六經”,其中的《樂經》後來亡佚了(焚書坑儒導致),就只剩下了五經。《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後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之書。

四書五經的出處

出處:《白虎通·五經》:“五經何謂?《詩》、《書》《禮》、《易》、《春秋》也。”

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將“四書、五經”合稱《四書五經》

儒家的五種經典,指《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漢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 136年)設立五經博士,奠定了儒家經典的尊貴地位。

一、《易》:又稱《周易》,包括經、傳兩部分。經的部分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卦辭和爻辭共約5000字,可能是西周初年編定的。它不僅對於瞭解殷周時代的哲學思想、社會生活有極重要的意義,而且保存了一些相當罕見的商周史事材料。《易》的傳,包括繫辭、說卦等十個部分,舊時稱“十翼”,是東周時人們所寫的對於《易》經部分的解釋。

二、《書》:又稱《尚書》,是我國上古時代王室誥命、誓辭和追述古代史蹟的著作彙編。最初只泛稱爲《書》,其後分爲夏、商、周書,以後才稱爲《尚書》,義謂上古之書。秦漢之際,《尚書》多亡,獨秦博士濟南伏生壁藏之書。漢初,伏生求得其書,存28篇,教授於齊魯之間。這部《尚書》以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定,故稱《今文尚書》。此外,漢代還有《古文尚書》,據說比《今文尚書》多出16篇。

三、《詩》:又稱《詩經》。漢初傳授《詩》的有齊、魯、韓三家,都立於學官。毛公亦傳,未得立。後來,三家詩亡缺,毛詩獨傳,因此《詩》又稱《毛詩》。《詩》今存305篇,各篇時代早晚不一,早至周初,晚至春秋中期。《詩》不僅有很高的藝術價值,而且是瞭解先秦社會風貌的`珍貴材料。

四、《禮》:漢時指《儀禮》,後世指《禮記》。《儀禮》是春秋戰國時代一部禮儀制度的彙編。漢世所傳有戴德本、戴聖本和劉向《別錄》本。《禮記》是西漢時人所編定的儒家關於禮的闡釋,分爲《小戴禮》和《大戴禮》兩種,戴聖所編49篇並由鄭玄作注的爲《小戴禮》,戴德所編85篇稱爲《大戴禮》。還有一部《周官》記錄周朝制度也包括在“三禮”的範疇。“三禮”之中,後世以《禮記》流傳最廣,故一般以之作爲《五經》的代表。

五、《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它按年、時、月、日記載史事,以春秋代表四時,故名《春秋》。現存《春秋》從魯隱公元年(前722)到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記242年間史事。雖然文句簡短,但對當時政治事件都有自己的見解和評價。後人爲其作註解,流傳下來的有《左傳》、《公羊傳》和《穀梁傳》。合成“春秋三傳”,其中以《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流傳最廣。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

四書

《大學》《中庸》和《論語》《孟子》一起合稱爲四書,爲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幾百年來,“四書”在我國廣泛流傳,其中許多語句已成爲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四書爲儒家經典,南宋學者朱熹將《禮記》中《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單獨成書,和《論語》、《孟子》合爲四書。據稱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參、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稱爲《四子書》(也稱《四子》),簡稱爲《四書》。之後各朝皆以《四書》列爲科舉考試範圍,因而造就《四書》獨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後《四書》已凌駕《五經》的地位。南宋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當時著名理學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彙集到一起,作爲一套經書刊刻問世。這位儒家大學者認爲“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並曾說“《四子》,《六經》之階梯”(《朱子語類》)朱熹著《四書章句集註》,具有劃時代意義。漢唐是《五經》時代,宋後是《四書》時代。“四書”指《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四部書。其中,《論語》、《孟子》分別是孔子、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集,《大學》、《中庸》則是《禮記》中的兩篇。首次把它們編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學者朱熹。不過,在朱熹之前的程顥、程頤兄弟已己大力提倡這幾部書了。他們認爲,《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孔子的學生曾參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筆之子書,以授孟子”的。這兩部書與《論語》、《孟子》一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編在一起。因爲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參、子思、孟子,所以稱爲 “四子書”,簡稱即爲“四書”。朱熹分別爲這四部書作了註釋,其 中,《大學》、《中庸》的註釋稱爲“章句”,《論語》、《孟子》的註釋因爲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爲“集註”。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後人因爲《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爲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現在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由於朱熹註釋的《四書》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切於世用;又由於以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爲代表的“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後,朝廷便將他所編定註釋的《四書》審定爲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明、清沿襲而衍出“八股文”考試製度,題目也都是在朱注《四書》裏。由於這些因素,使《四書》不僅成爲了儒學的重要經典,而且也成了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成了直到近代全國統一的標準的小學教科書。所以,有人把《四書》與西方的《聖經》相比,認爲它是東方的“聖經”。事實上,無論就其流傳的廣泛,還是就其對於中國人人格心理鑄造影響的深刻來看,這種比擬都是一點也不爲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