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名人故事

在人們的印象裏,科學家應該都是象牙塔裏的幸運兒,文質彬彬的科學家們帶着眼鏡,穿着雪白的大褂,在儀表閃爍的實驗室裏做着各種奇妙的科學實驗。這的確是現代科學實驗室裏的景象,而且也的確有很多科學家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裏爲科學做着貢獻。下面來看看中國科技名人故事吧!

中國科技名人故事【1】

現代科學的傳入

竺可楨一代的留學生歸國後,很多人成爲了學科奠基人。丁文江、翁文灝開創中國地質學,是現代科學中國本土化的先鋒,後來生物學方面也出現很多開創性的學者。繼地質學與生物學之後,在竺可楨的領導下,氣象科學實現了在中國的本土化和體制化,1930年元旦中研院氣象研究所開始發佈我國領土領海的氣象預報,結束了由外國人壟斷中國氣象預報的歷史。

“他們歸國後,辦刊物、學會,建系教課都是從無到有,正是在那樣一個時代背景下走出那麼一大批大師”,樊洪業說。

“幾乎空白”是竺可楨這代留學生歸國後面臨的科學上的大環境。不妨先梳理一下西方科學在中國的傳播過程,對第一代科學家當時的處境大致有個印象。“世界史上的近代科學是16到17世紀科學革命的結果,最早是隨着天主教及古希臘的東西傳入中國,晚明時期中國人跟着傳教士接觸到西方科學,看到了世界地圖,知道了地圓說。”樊洪業說,現代科學傳入中國是一個漸變過程,這個過程斷斷續續,時有波折,自傳教士利瑪竇入華算起,西方科學的傳入歷經300餘年,一直到1840年的戰爭,西方大炮轟開中國大門,中國人才意識到,要想船堅炮利,就得有理化知識,現代科學這才全面引入中國。

可以說,等到竺可楨等人歸國,中國已有了一些科學傳播的土壤,比如一些崇尚西學教育的新式學堂,但早年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依然佔據着很多人的頭腦。“竺老一生除了研究氣候、氣象,專注更多的是科普,尤其對看風水、祭祀祈雨這些封建迷信非常痛恨,他認爲這是中國人思想沒有解放,不想靠自己的努力來改變現狀,反而寄希望於神靈,這是沒有走出中世紀。”何亞平說,竺可楨爲此寫了許多科普文章,他一直提倡科學文化就要用科學精神來改造國民性,也一直在爲科學紮根中國做着“土壤改良”。

“第一代科學家引入現代科學,是一個羣體的作用,竺可楨是其中的傑出代表。”樊洪業說,竺可楨回國時,還是北洋政府時期,那時中央集權比較弱勢,實業不發達,經濟上比較困難,要想做些科學研究與傳播,只能靠學人自己找門路,好在當時教授個人的地位高,收入較多,有些人會自己貼錢辦刊物、辦學會。

這一時期科學傳播的主角是中國科學社,中國科學社是一個以喚醒國人科學意識爲己任的同人團體,由留美學生任鴻雋、趙元任、楊杏佛等人在康奈爾大學創立,竺可楨曾在其中任第四任社長。1918年中國科學社核心成員歸國。在1915年至1927年期間,中國科學社吸納科學家最多、學科覆蓋面最廣、社會影響最大,成爲居於中國科學界首位的代表性組織。包括竺可楨在內的中國科學社社員們熱情地在《科學》雜誌和其他場合進行着全方位的科普宣傳。1916年和1917年留學期間,竺可楨就在《科學》上發表了16篇作品,1917年寫就的《論早婚及姻屬嫁娶之害》和《食葷與食素之利害論》,現在看來已是常識,但在當時,有許多國人對此還比較陌生而且不能接受這些科學知識。

“當時,有一種氛圍,無論是哪個國家的留學生回來,都想把外國在用的那一套搬回國內,各種學會隨之涌現”,樊洪業感覺當年的學術氛圍好也與之有關,學界同人間彼此砥礪、互相援助,一起辦研究所、圖書館,印雜誌,爲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做了許多事。“就羣體特點來講,第一代科學家敬業精神非常強,辦一件事認認真真,這一點竺可楨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國科技名人故事【2】

在人們的印象裏,科學家應該都是象牙塔裏的幸運兒,文質彬彬的科學家們帶着眼鏡,穿着雪白的大褂,在儀表閃爍的實驗室裏做着各種奇妙的科學實驗。這的確是現代科學實驗室裏的景象,而且也的確有很多科學家在這樣的工作環境裏爲科學做着貢獻。

不過老多還知道另外一些科學家,他們沒有什麼先進的實驗設備,甚至連起碼的條件都很缺乏,可是他們卻也爲科學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比如著名的女科學家居里夫人,她因和丈夫一起發現放射性元素釙和鐳而獲得1903年和1911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而做出如此重大貢獻的實驗室,開始時卻是在一間上漏下潮的破舊棚子和一些極其簡陋的儀器。當然,老多今天要講的故事不是外國的科學家,而是咱們中國的。

上世紀初,在廣東粵東北客家山中有一家客家人,他家的長輩們正瞧着一個赤着腳在田埂上到處亂跑的瘦弱的小男孩。這孩子雖然瘦弱但天資聰穎,家裏人多麼希望有一天這孩子能爲他們光宗耀祖。

他沒有辜負長輩的期望,20歲那年居然考取了當時還很稀少的大學中的一所——國立南京東南大學(現在南京大學的前身)。這家人並不很富裕,整個家族好不容易爲他湊足了盤纏,讓他踏上了求學之路。

進入東南大學物理系學習,4年的時間讓他從一個農村的土小子,變成了一個滿腹物理化學知識,能說外國話的學生。畢業之後經朋友舉薦,在南京謀了一箇中學物理教師的`職位,他以爲職業生涯開始了。雖然吃粉筆末的差事並不很富足,但比起農村的生活那已經是天壤之別,本想就此安身立命。可誰知道生不逢時,當時正值北伐戰爭關鍵時期,硝煙瀰漫,戰雲密佈,南京城裏到處是孫傳芳的敗兵。一天在街上碰見一羣正在搶掠的遊兵,被嚇得魂飛膽散。而且他又染上了當時很難治癒的肺病,咳嗽都帶血,萬般無奈,向朋友借了盤纏倉皇逃回了廣東老家。

此時的中國可謂國難深重,民不聊生。就在如此慘淡的時刻,1920年中國的甘肅又發生特大地震,房倒屋塌死傷無數,震驚世界。當時在北洋政府地質研究所工作的著名地質學家翁文灝率人親臨現場考察。看到如此慘烈的地震災害,翁先生決計要在中國開展用儀器觀測地震活動的事業。他找到清華大學教授葉企孫,希望他推薦一個人來專門從事此項任務,沒有別的要求,只要是學物理的、英文好。葉企孫搜腸刮肚,突然想起他在東南大學任教時那個來自廣東的青澀少年正好符合要求,於是急發電報。

1927年倉皇逃回老家以後,總算交上一點好運,雖然不是衣錦還鄉,但大學生在粵北的農村並不多見,不久以後在縣中學當上了堂堂教務主任,併兼任物理和英語教師。1929年與自己一位善良的女學生結爲連理,建立了幸福的小家庭。妻子是富家小姐,經丈母孃的調養,肺病居然痊癒,小日子過得真是紅紅火火。突然間看到恩師的急電,一時不知所措。地震爲何物,他一無所知,如何是好?新婚妻子說:“你去吧!”

於是,顧不上過春節,拋下懷着身孕的妻子,隻身來到北京,從此便開始了他爲之奮鬥一生的地震研究事業。

1930年來到北京中央地質調查所受命,隨即被派往上海徐家彙見習地震觀測。那裏有一個由外國人辦的地震觀測室,負責人是個意大利人龍相奇。誰知道一開始那個外國佬看不起這個來自廣東的傻小子,什麼都不教,只是讓他薰煙紙(地震記錄用的)。不得已,只好自己到附近的圖書館看書,當對地震稍知一二以後,又向外國老師請教。外國佬看這個小子居然會問自己一些問題,大爲震驚,於是開始給他講授一些地震觀測知識,並讓他進入自己的圖書館。可學了沒多久,卻又被急調回北京,建立中國人自己第一個地震觀測臺的事情在等着他。後來他與龍相奇成爲好友,1934年他去美國帕薩迪納地震研究所做訪問學者時,龍相奇把他推薦給美國著名地震學家古登堡先生。

地震臺選址在離北京城四十公里以外西山的鷲峯上。那個地方現在都很少有人光顧,別說1930年了。那時的北京還是一個破爛不堪黃土滿天的城市,出了西直門就沒有洋汽車了。在西直門城樓下面有租驢的驛站,去西山或者騎驢或者坐黃包車,無論哪種交通工具往返北京和鷲峯之間都不止一天(現在開車從西直門到鷲峯大約需要1個小時)。而鷲峯之上更是荒涼,荒山野嶺上是一座破廟秀峯寺。破廟旁是當時一位著名的大律師林行規的別墅,林大律師慷慨地捐出一塊大約100平方米的地作爲臺址,於是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個地震觀測臺建立起來了。在秀峯寺蒼松翠柏的環抱中地震臺的建設工作開始了。“忙了一個月,搞洋灰、鑽、銼、磨,甚至於打鐵也幹了,最後總算把地震儀器裝起來。……”50多年後他這樣回憶道。

1930年9月20日國際標準時間13時02分02秒,鷲峯地震臺記錄到了第一個地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地震臺。

這個地震臺要什麼沒什麼,電是肯定沒有的,只能用蓄電池。所以他每個星期要騎着毛驢把電池背到幾十公里外的清華大學去充電。到了晚上更是悽慘,除了聽松濤的聲音,就是狼嚎。可他也會自娛自樂,從城裏買了一架小型天文望遠鏡,支在屋頂上看星星。

不久妻子也來了,他們就住在林大律師別墅的一間耳房裏,晚上一起聆聽松濤的聲音。

不久地震臺以國際通用格式編印的《鷲峯地震月報》和《鷲峯地震專報》便如期出現在全世界的地震觀測網絡中,到1937年,鷲峯地震臺已經成爲國際一流的地震臺。而在這個期間,地震臺的工作人員除了他,只有另外一個由葉企孫先生介紹來的清華的技術員,他家就在山下的北安河村。

後來又發生了許多事情,比如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苦心經營了7年的地震臺毀於戰火。他和妻子逃難到了重慶。期間他忍受不了寂寞,和搭檔一起深入交通閉塞野獸出沒的四川、貴州、雲南等地做地質考察,並做出攀枝花地區礦山的評價,解放後攀枝花成爲一座著名的鋼鐵公司。在重慶躲避日本飛機轟炸的警報聲中,他又奇蹟般地製造出中國造的第一個地震儀。這個中國造地震儀的原型甚至連罐頭盒都用上了,建國以後這個地震儀成爲由他親手組建的中國地震觀測臺網最初的裝備。當然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他也沒有幸免,反動學術權威是把他關進牛棚的罪名,60歲他戒了煙,可在牛棚裏他又抽上了。1976年恢復了平靜,他也老了,於是他開始寫書《中國地震》,當寫完最後一個字以後,他病倒了,再也沒有起來……如今他的銅像矗立在鷲峯地震臺原址。

這個科學家的名字叫李善邦,是老多的父親。老多之所以寫他,就是想讓大家知道,科學的道路是很艱難的,但也是十分快樂的,因爲他們對自己做的事情充滿了熱情和興趣。在30多年前,當老多要離開北京去雲南當知青之前,父親跟我說,你去那裏會看到很多蝴蝶和熱帶昆蟲,回來以後你會成爲一個昆蟲學家。老多沒有成爲昆蟲學家,可是老多學會了如何學習,學到了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