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漫歷史長河中，總有這樣一羣人：他們有着精深的智慧，遠大的抱負，無比堅強的毅力。他們爲社會的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爲後世的人們作出了表率，對後世有着深遠的影響。他們的名字爲後世所知，人們永遠記着他們。這，就是名人。以下是小編幫大家整理的鄧稼先故事，歡迎大家分享。
人物介紹
“兩彈元勳”鄧稼先，爲我國原子彈、氫彈的發展作出了傑出貢獻。他長期甘當無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進了中國核防禦力量的“鐵脊樑”之中。
1950年，26歲的鄧稼先在美國獲得了物理學博士學位。他帶着當時最先進的物理學知識，涉洋歸來報效祖國。50年代末，鄧稼先從物理學講壇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閃現在覈武器研製的基層第一線：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裏參加研究所的興建，在羅布泊國家試驗場的土路上顛簸，在雲遮霧罩的山區指揮着原子彈、氫彈的研製。鄧稼先爲我國的核武器研製事業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孜孜不倦地奮鬥了28年，從原子彈、氫彈原理的突破和試驗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製試驗，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爲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試驗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勳。鄧稼先曾榮獲全國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和國家級科技進步獎特等獎，以及“全國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
1986年，積勞成疾的鄧稼先被癌症奪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裏，他28年的祕密經歷才得以披露，“兩彈元勳”的美名纔開始傳揚。
張愛萍與鄧稼先
鄧稼先病了，要動手術，75歲的張愛萍8點趕到醫院，自手術開始，他就在手術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術結束。
張愛萍說：你們科學家都是國家的財富，保證你們的健康是我們的責任，也是我們的心願。
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長鄧稼先從綿陽專程趕到北京，向張愛萍及有關領導彙報九院重建情況。
張愛萍一見到鄧稼先就有些吃驚：“你怎麼瘦了？氣色也不太好。”
“不會吧，沒有什麼變化呀！”鄧稼先知道張愛萍不是一般的見面問好。從他的神色裏更從他的爲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關心。而周圍的人沒談到他這方面的變化，自己也沒感覺到。
張愛萍依然認真地問：“你最近身體怎樣？有什麼不舒服嗎？”
鄧稼先說：“其他沒有什麼，只是患痔瘡，總流血，怪討厭的。”
“做過檢查和治療了嗎？”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療，沒做什麼檢查。”
“那就到301（醫院）去好好檢查一下。我來給你聯繫。”張愛萍說着，就打電話給301醫院院長，說明了鄧稼先的病情，特別叮囑給全面檢查一下。對方問什麼時間，張愛萍說：“現在，現在就去！”
“不，不！”鄧稼先連忙推辭，“我還沒彙報工作哪！”
張愛萍問：“有什麼急待解決的問題嗎？”
鄧稼先說：“沒有。”
張愛萍說：“沒有現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鄧稼先幾乎驚慌失措了。他知道身爲軍委副祕書長、國防部長的張愛萍，每天都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時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將軍，怎麼可以讓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於是就再三謝絕。
張愛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車去。路上可以談談你們的情況。”
鄧稼先只好服從了。
早期經歷
1924年6月25日，鄧稼先，安徽懷寧縣人。家庭背景：鄧石如六世孫，出生於安徽懷寧縣的鄧家祖屋，也叫鐵硯山房的祖居內。父親鄧以蟄當時是北京醫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哲學系教授，與楊振寧父親楊武之是多年之交，母親王淑蠲，操持家務。鄧以蟄四個子女，鄧稼先排行第三，鄧稼先出生8個月以後，隨母親和兩個姐姐來到北平（即北京）；1936年，考入北平崇德中學初中二年級，讀至高一（因抗日戰爭，崇德中學在1939年停辦）。這三年，他在英文、數學、物理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崇德中學，與高他兩班的楊振寧成爲好友。
求學報國
鄧稼先少年時光生活在國難深重的年代，七七事變以後，日本侵略軍進入了北平城。不久北大和清華都撤向南方，鄧稼先的父親身患肺病，咳血不止，全家滯留下來。1939年9月，鄧稼先再入北平志成中學，讀高中二年級。
1940年5月，鄧稼先爲避迫害，未讀完高二，途徑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街，到達昆明。7月-9月，在昆明升學補習班學習。9月，入四川江津國立第九中學，讀高中三年級至畢業。
1941年鄧稼先進入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西南聯大成立於抗戰極端困難時期，由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合併而成，條件簡陋，生活清苦。儘管如此，聯大卻有非常良好的學術空氣，先後培養出了不少優秀人才，鄧稼先受業於王竹溪、鄭華熾等著名教授，以良好的成績圓滿完成了大學四年的學業。
抗日戰爭勝利時，他拿到了畢業證書，在昆明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青”，投身於爭取民主、反對國民黨統治的`鬥爭。翌年，他回到北平，受聘擔任了北京大學物理系助教，並在學生運動中擔任了北京大學教職工聯合會主席。
鄧稼先在北京大學教學，他想的是，要到科學水平更高的美國去，學習更先進的知識，掌握更先進的知識後，報效祖國。抱着學更多的本領以建設新中國之志，他於1947年通過了赴美研究生考試，於翌年秋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州的普渡大學研究生院——由於他學習成績突出，不足兩年便讀滿學分，並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僅用一年多的時間就獲得了博士學位！此時他只有26歲，人稱“娃娃博士”。
鄧稼先留學的時候，生活很艱苦，開始沒有獎學金，吃飯不敢按飯量吃，只能按錢吃。有一段時間，他和洪朝生（後在科學院低溫物理中心工作）合住在一位美國老太太的閣樓裏，有一次他倆去吃飯，兩份牛排端上後，鄧稼先看了看，對洪朝生說：“我這塊小，你那塊大。”洪朝生就把自己那份給了稼先。
毅然回國
鄧稼先的成就，也納入了美國政府的視線，他們打算用更好的科研、生活條件把他留在美國，他的老師也希望他留在美國，同校好友也挽留他，但鄧稼先婉言謝絕了。1950年10月，他放棄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和二百多位專家學者一起回到國內。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師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國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設，開設了中國原子核物理理論研究工作的嶄新局面。1956年，鄧稼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與徐建銘、于敏等人合作，在《物理學報》上相繼發表了《β衰變的角關聯》、《輻射損失對加速器中自由振動的影響》、《輕原子核的變形》等論文。爲中國核理論研究做出了開拓性的工作。
兩彈元勳
當時，中央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原子彈。1958年6月21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說：“原子彈就是那麼大的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吧，我們就搞一點吧，搞一點原子彈、氫彈，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此後不久，中國第一個原子反應堆啓動成功！
1958年秋，二機部副部長劉傑找到鄧稼先，說“國家要放一個‘大炮仗’”，徵詢他是否願意參加這項必須嚴格保密的工作。鄧稼先義無反顧地同意，回家對妻子只說自己“要調動工作”，不能再照顧家和孩子，通信也困難。妻子表示支持。從此，鄧稼先的名字便在刊物和對外聯絡中消失，他的撒謊說前五大業務幾乎爲収問題。不知道他在關鍵性的方案上簽字的時候，手有沒有顫抖。
當鄧稼先得知自己將要參加原子彈的設計工作時，興奮難眠，同時他又感到任務艱鉅，擔子十分沉重。
1958年8月鄧稼先調到新籌建的核武器研究所任理論部主任，負責領導核武器的理論設計，隨後任研究所副所長、所長，核工業部第九研究設計院副院長、院長，核工業部科技委副主任，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10月16日，以聶榮臻爲主任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成立。越來越多的仁人志士彙集到北京，緊張而有序地投入到這項祕密的工作中來。
從此，鄧稼先把全部的心血都傾注到任務中去；首先，他帶着一批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日夜挑磚拾瓦搞試驗場地建設，硬是在亂墳裏碾出一條柏油路來，在松樹林旁蓋起原子彈教學模型廳；在沒有資料，缺乏試驗條件的情況下，鄧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彈理論的重任。爲了當好原子彈設計先行工作的“龍頭”，他帶領大家刻苦學習理論，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學研究。鄧稼先向大家推薦了一攬子的書籍和資料，他認爲這些都是探索原子彈理論設計奧祕的嚮導。
由於都是外文書，並且只有一份，鄧稼先只好組織大家閱讀，一人念，大家譯，連夜印刷。
爲了解開原子彈的科學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學家們決心充分發揮集體的智慧，研製出我國的“爭氣彈”。那時，由於條件艱苦，同志們使用算盤進行極爲複雜的原子理論計算，爲了演算一個數據，一日三班倒。算一次，要一個多月，算9次，要花費一年多時間，又請物理學家從出發概念進行估計，確定正確，常常是工作到天亮。作爲理論部負責人，鄧稼先跟班指導年輕人運算。每當過度疲勞，思維中斷時，他都着急地說：“唉，一個太陽不夠用呀！”
在北京外事部門的招待會上，有人問他帶了什麼回來。他說：“帶了幾雙眼下中國還不能生產的尼龍襪子送給父親，還帶了一腦袋關於原子核的知識。”此後的八年間，他進行了中國原子核理論的研究。
鄧稼先不僅在祕密科研院所裏費盡心血，還經常到飛沙走石的戈壁試驗場。他冒着酷暑嚴寒，在試驗場度過了整整8年的單身漢生活，有15次在現場領導核試驗，從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1959年，鄧稼先根據中央決策“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選定中子物理、流體力學和高溫高壓下的物理性質這三個方面作爲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主攻方向。選對主攻方向，是鄧稼先爲中國原子彈理論設計工作做出的最重要貢獻。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國處在嚴重的困難時期。對於中國的原子能事業來說，那是一個卡脖子的時代。1959年6月20日蘇共中央來信，拒絕提供原子彈數學模型和有關技術資料。8月23日，蘇聯又單方面終止兩國簽訂的國防新技術協定，撤走全部專家，甚至連一張紙片都不留下，還譏諷說：“離開外界的幫助，中國20年也搞不出原子彈。就守着這堆廢銅爛鐵吧。”
爲了記住那個撕毀合同的日子，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工程代號定名爲“五九六”。
在這以後的五年時間裏，科學家們和工程技術人員克服了資料少，設備差，時間短，環境惡劣等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迎來了中國原子彈研製工作的決戰階段。
中國大西北昔日的荒涼景象。就連生存都是很難的。可見搞科學研究時也是非常困難，然而“五九六”的戰士們憑着愛國心和革命的豪情壯志，硬是把青海、新疆、神祕的古羅布泊、馬革裹屍的古戰場建設成中國第一個核武器基地。
1962年9月11日，由羅瑞卿審定，二機部向中央打了一個：“兩年規劃”的報告，此時，鄧稼先和其同事拿出了原子彈理論設計方案，爲中國核武器研究奠定了基礎。
1963年2月，在華北某地參與並指導了核試驗前的轟炸模擬試驗。9月，接聶榮臻元帥命令，鄧稼先、于敏率領九院理論部研究原子彈的原班人馬，承擔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下一年，中國成功爆炸的第一顆原子彈，就是由他最後簽字確定了設計方案。他還率領研究人員在試驗後迅速進入爆炸現場採樣，以證實效果。他又同於敏等人投入對氫彈的研究。按照“鄧—於方案”，最後終於製成了氫彈，並於原子彈爆炸後的兩年零八個月試驗成功。這同法國用8年零6個月、美國用7年零3個月、蘇聯用6年零3個月的時間相比，創造了世界上最快的速度。
中國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和那樣差的基礎上研製成“兩彈一星”（前蘇聯8年、美國6年、法國4年、中國2年8個月），西方人感到不可思議。楊振寧來華探親返程之前，故意問還不暴露工作性質的鄧稼先說：“在美國聽人說，中國的原子彈是一個美國人幫助研製的。這是真的嗎？”鄧稼先請示了周恩來後，寫信告訴他：“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楊振寧看後激動得流出了淚水。正是由於中國有了這樣一批勇於奉獻的知識分子，才挺起了堅強的民族脊樑。
